【大紀元2017年06月02日訊】從1949年10月登基、至1976年9月死去，毛径直統治中國的27年間，其罪惡可謂罄竹難書三上悠亚 肛交，如果按其技术之卑劣，緻死东说念主數之眾，後果之慘痛而論，當分別以其1957年發動的整風——反右運動、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1966年開始至1976年毛壽終正寢為止的「文化大翻新」為最，為代表。這三大運動可謂集毛主義罪惡大成之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一座比一座更「大」、更「高」，但是又各有千秋；就總體而論，可謂集古今中外暴君和極權政事之大成的巔峰之作。

故此，在論述毛的「運動治國」時，對這三大運動有必要單列。但有關這三大運動亦然迄今為止已經見諸翰墨被揭露、批判得較多的，是以，只能擇其要者表達筆者的一已之見。其中一些具體典型的事例，置於附錄中供參閱。

整風、反右派運動的遠因和近因

如果單以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厚顔無恥而論，毛親自發動、一手製造的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應屬登峰造極之作。後來有许多作者以毛自我蠻橫無恥的辯解：「陽謀」作為此一事件的详细或標題，是很恰當的；也有一些作者冠之以「东说念主類歷史上最大的翰墨獄」來详细這場運動，從某方面來說也很是貼切。但是，筆者以為這些形色仍未能完全破解其中 「隱秘」，包括未能揭露毛發動這一運動的深層動機、贪图。因為，非论「陽謀」也好，「翰墨獄」也好，都還仅仅現象，而在此背後隱藏的動機、贪图，才是問題的的本質所在。

一、遠因：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是毛實現其东说念主生目標的第二大敵东说念主和障礙

對於1957年毛澤東發動的整風、反右派運動，筆者以為不可停留在就事論事批判毛的言而無信、出爾反爾上，也不可僅從1956年波匈事件的國際布景來分析、判定，這些因素當然是热切的，但仅仅近因，是引發事件的導火線；深藏在毛心底的陰謀，則是更早的對知識分子、對民主黨派的仇恨和必欲打擊、剷除而後快計劃、计算。

凡是對毛稍有筹商的东说念主都會同意，毛對知識分子懷有深刻成見和刻骨的仇恨，而况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仇恨愈益強烈。一般东说念主都認為這可动力起於毛在后生時代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時遭受到當時的文假名东说念主們的怠慢所埋下的種子，這個仇恨的種子隨著毛的發跡而生長、壯大，最後變成橫掃、毀滅一切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雷霆颶風，毛的發自內心的「對資產階級诠释注解的知識，當以狗屁視之！」的名言，就充分反馈和印證了毛的這一變態、瘋狂心理。

從毛的睚眥必報的人性和其又善於隱忍不發的狡詐權謀來看，上述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卻還不夠。因為，從中外歷史看，草泽出身而終成大業，登天主王之位者，在其未發跡前受到社會上層绅士、名东说念主的輕蔑者许多，這些东说念主發跡後有的是採取殘酷、簡單的報復辦法，黃巢、李闖、張獻忠以及那個說：「此輩清流，當投之濁流」的都屬於這一類；另一類东说念主比這些东说念主高妙，他們既要報復，但更要利用之，他們懂得「馬上得六合，不可馬上治六合」的好奇好奇，這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劉邦。識字未几、出身二流子、混跡商人的劉邦早年對知識分子亦然極為仇視蔑視的，當著知識分子以儒冠為溺器就是這種心態的典型發洩。但是，在後來特別是他當了天子以後，對士东说念主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這種轉變除了如孫叔通為他制定朝儀，使其嘗到九五之尊的樂趣之外，更热切的是他知说念解决國家主要靠「文治」，靠文治，就是要靠知識分子。「漢家四百年六合」，主要亦然靠的以儒家學說為主的強大精神凝合力，而不是單純依靠武力。

劉邦是毛澤東崇尚的东说念主物之一，在毛氏批註的二十四史君王傳記中，漢高祖這位平民底層出身、首次靠農民起義奪得皇位的天子得到毛的特別阐扬，說他他是高妙的政事家，後來的漢武、光武帝較這位乃祖都「差之遠矣」。由此可見毛是欣賞劉邦這種對知識分子能伸能屈，不計前嫌的權謀和風格的。毛我方有時也有意表現一下「禮賢下士」的風度，在其建國初期，毛就經常邀請他的一些舊友、文东说念主和國民黨投靠過來的高級官僚如張治中、章士釗、柳亞子、梁漱溟比及中南海我方的家中聚談、敘舊，還專門宽恕過他就讀的湖南一師昔年的一位校長、一位老師。可見，簡單認為毛對知識分子的敵視仅仅發洩他當年在北大時受到輕蔑的仇恨，是不夠的。（毛掌權不久就開展了一場對胡適的大批判，算是報了當年在北大被胡適輕蔑的「一箭之仇」。）何況，從四十年代在延安時代起，毛已招徠大批知識分子為其服務，這些知識分子在毛的軟、硬兩手的打壓、纠正下，宽裕成了他的馴服器具，為他的事業特別是對他的個东说念主崇尚立下了汗馬功勞。建國後，相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包括當年曾與他共平起平坐的民主黨派的頭頭，都集合到毛的麾下，甘願效犬馬之勞。當此時，毛一呼百諾，「萬歲」之聲日盈於耳，毛之志得意滿已近「此世即我世，如月滿無缺」了，他還有什麼必要為當年在北大圖書館時那一點點不爽脆的旧事而鬱鬱不樂、斤斤計較呢！

是以，合理的結論是：早年遭到知識分子的怠慢仅仅後來毛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偏見的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毛的起义——「翻新」 的目標與知識分子的东说念主文、政解决念具有不可兼容性，甚而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才是毛與中國知識分子（這裡是指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不是如陳伯達、胡喬木、以及張春橋、姚文元之流己徹底赤化的幫兇爪牙）冰炭不相容的实在原因。

說到這裡，就不可不追忆到毛參加共產黨和從事「共產主義翻新」的实在個东说念主贪图了。這是一個本來很簡單眀確，卻被毛共當局有意掩蓋、攪混了的問題，但唯独正確認識了這一點，對毛及毛執政期間的一切問題的筹商才能「正本清源」，一切空泛的現象才能治丝而棼。

簡單地說，毛「參加翻新」的動機與其他共產黨东说念主、包括黨的創始者和曆屆領導东说念主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以及此後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对等等都是不一樣的，上述這些东说念主或者誤以為「馬克想列甯主義」不错救中國，或者堅信走蘇聯之路不错富國強兵使中華中興，他們也想在此過程中立功立業，名敬重史。但卻絕對沒有想再當天子、或者當變相天子的休想。這些东说念主（陳獨秀除外）都在莫斯科受過蘇俄的嚴格、正規訓練，他們接受的教育就是充當蘇聯「國際共運」的馬前卒的变装，在蘇共的指導和幫助下奪取國家政權，成立蘇聯的衛星國或附屬國。當然，在中共建黨之後到毛掌權之前這段時間，由於中共的力量尚且弱小，只能靠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是以黨的利益被絕對置於個东说念主利益之上。那時黨的領袖們雖然也在爭權奪利，但一朝發現我方的才略無法勝任黨的任務時，也就無怨無悔地從領導崗位退下來。這些东说念主所設想的「翻新奏效」後的國家，亦然一個共產黨集體領導、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他們還沒有料想將來要成立一個獨立於蘇俄之外的帝國，更沒有料想由我方去當這個未來帝國沒有金冠的「天子」。

但是，毛澤東是唯一的例外。現在不错显着看出，毛在青少年時代就有了倣傚歷史天主王們建设大業的朦朧盼望，少年時的「詠蛙詩」 中的「春來我若不開口，哪個蟲兒敢出聲」 已初露「崢嶸」，剛進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就對《天下英杰豪傑傳》烂醉，後來，在與蕭瑜等东说念主的来去、言談中，逐漸明晰了我方要當「破環舊寰宇」、掃蕩舊天下的「大英杰」， 並且初步確立了我方的东说念主生目標和具體蹊径，就是「倣傚列甯、以俄為師」，當中國的列甯。可見，在风雅加入共產黨之前，毛就已經有了勃勃的個东说念主无餍。

加入中共後，毛為實現我方的东说念主生目標，运行時隱忍不發，後來則無處不表現他不擇技术的「爭權、擴權、奪權」 人性。遵義會議後，被扶上「一霸手」位置的張聞天並沒有想當共產黨帝國「天子」的休想，掌持最高軍權的周恩來也沒有這種无餍，他們是典型的「為共產黨集體利益」而奮鬥的「一心為公」的共產黨員。後來的王明有當「領袖」的无餍，但未脫蘇聯訓練的走卒和書生氣，一切以蘇聯的馬首是瞻，也穷乏政事鬥爭的權謀和狠勁。是以這些东说念主都在與毛的明爭暗鬥敗下陣來了。

毛在遵義會議之後已經確立了渐渐奪取中共領導權、伺機奪取全國政權，並進而將共產黨成立的國家渐渐轉變為毛氏王朝的遠大目標。這一遠大盼望的流露就是他在1936年2月間由陝北東渡黃河去山西「東征」期間所寫的詞：《沁園春·雪》，詞中毛掩飾不住我方的壯志热情，抒發被長久壓抑的勃勃无餍：「山河如此多嬌，引無數英杰競低头，惜秦皇漢武，略輸文华，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想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东说念主物，還看今朝！」其要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為当天中國之獨裁者的无餍，昭然若揭。

以文學格局表達抒發我方的政事抱負，是歷來东说念主們的慣例和慣伎，毛採取這種方式一是油然而生，是实在「言志」。此時他認為自已經具備了一定實力，成了中共實際上的頭頭，早年的君王夢己不是遙不可及了，是以此時不得不「發」； 二是以這種方式不错少擔被指責的風險，吟詩作詞嘛，誰能當真？如有东说念主指其詞中表現的帝皇无餍，他完全不错不認賬、不予搭理。毛寫了此詞之後，（現在有此詞為胡喬木所作之說，不過既然毛「冒領」， 也就說明詞中想想正合毛之已意，是以我們仍然可認定此詞為毛之想想表達），也未立即發表，可能亦然考慮其時機不太適合。因當時剛剛經過「長征」，流寇陝北，驻足尚未穩，正處在東突西竄、隨時有可能被消滅的危險之中，若此時向外界宣佈什麼「數風流东说念主物，還看今朝」，難免引起別东说念主譏諷訕笑，徒增耻辱良友。是以毛將其沉埋箱底，過了差未几10年，1945年9月，毛去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談之際，才將其公開發表。因為此時，毛已成為佔據一億多东说念主口、擁兵百萬、雄據一方的梟雄了。毛認為詞中所想已不是可望不可及了。是以，此時將這首《沁園春》發表便不會是徒增东说念主笑柄的空话誕語，而是實實在在的實力和盼望的表達了。由此可見，毛是很認真對待這首詞的，因為這是他的真情表示，實是他個东说念主的政事宣言。

果然，此詞一出，就在山城重慶引起議論紛紛，擁毛者為之肉麻稱頌，反觀者則指其帝皇之想溢於言表。但它終究仅仅一首詞，不可能據此作為毛和毛共未來政事走向之判定。是以各界东说念主士、特別是那些尚盘桓在國共之間的「第三方面」的东说念主士並未將其作為毛未來之政事宣言認真對待。一些頭腦冬烘之輩反以為毛作為共產黨頭頭也會吟風弄雪，有傳統文东说念主雅士之想而倍感親切，與毛的距離反而一下子拉近了。

這些东说念主確實大大低估毛了！幾年之後，毛实在奪得了山河，坐上了龍椅。在建國後第一個「五一勞動節」官方發佈的呼喊口號時，毛有意親自加上一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我方給我方喊「萬歲」， 可能毛是古今中外第一东说念主了。原因是這「萬歲」 乃中國东说念主對天子的專用稱呼，毛借此提示东说念主們別忘記了他當年的宣示，把他只當作一般的國家領導东说念主看待。接著他在鎮反、肅反等運動中大肆屠殺各類階級敵东说念主，一些民主黨派黨东说念主士包括國民黨顺从過來的舊臣試圖對此加以勸阻，甚而示意其不應重蹈秦始皇覆轍。毛就理直氣壯地反唇相譏：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本东说念主就是秦始皇！可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而我們超過他一百倍！你們總是說得不夠，要我們來補充……哈哈！你看，這不是一副活脫脫的自鳴得意的超級秦始皇形象嗎？那又有什麼奇怪呢，十幾年前，我毛某东说念主不就(公開) 宣示過「秦皇漢武、略輸文华，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了嗎？我就是要作念超級秦始皇！難说念你們不知说念？難说念沒有讀過鄙东说念主的大作《沁園春》？哈哈！……

於是，毛乾脆明確告訴他的臣民：他毛澤東就是「秦始皇+馬克想主義」。也就是說，他是當今披上馬克想主義外套、吸取了馬克想主義元素（如公有制、階級鬥爭、共產主義）的「秦始皇」。东说念主們很显着，這個秦始皇與馬克想結合，比起單純的秦始皇或單純的馬克想主義厲害得多了。誰還敢對他說三说念四呢。

1956年以後，毛與劉少奇分歧日甚，1959年召開全國二屆东说念主大前夜，毛氣憤地當著劉少奇的面說要把「皇位」讓給劉少奇，他說「你厲害，我把這個位置讓給你，你來當秦始皇。」可見，他對我方的变装和身份是很显着、很自覺的。

既然自我確立了「天子」 身份，就不可不考慮「傳位」 的問題。然而，「太子」毛岸英的不测死去使其皇位後繼無东说念主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噩夢，他只好暫時以選「交班东说念主」的方式胡弄黨內和民眾。但「交班东说念主」 一個個被他我方幹掉，於是东说念主們終於才得知他的「聖意」 是要從毛氏宗親中「傳位」。 但這使命比較難作念，他先是準備叫「皇后」江青繼位，遇到太大阻力。最後決定由侄子毛遠新繼承大統。仅仅可惜這 「皇儲」 立得太晚，未及风雅傳位自已就撒手歸西了。

這就是毛的極終东说念主生盼望。關於這些，後面還會論及，此處未几述了。

講了這許多說明什麼呢？說明毛與通盘其他中共領導东说念主不同，他從進入共產黨那一天起，就已明確將我方定位於當代農民起義領袖，他的目標就是現代型的劉邦、朱元璋，他打出馬克想主義的牌号，贪图仅仅收受馬克想主義、列甯主義對其起义奪權和鞏固政權有用的元素，他最後建成的卻必須是毛氏王朝，毛氏帝國。他要成為這一帝國的開創者，並且像秦始皇那樣，二世、三世傳下去……

毛認為他這個遠大盼望是能夠實現的，但是要戰勝兩類敵东说念主、推倒兩大障礙；第一類敵东说念主就是當時處於統治地位的國民黨和蔣介石，這是要靠武裝鬥爭才能實現的任務。

這個任務終因各種主客觀因素，在1949年完成了，也就是說，這第一大障礙基本掃除了。

第二大類敵东说念主和障礙是什麼呢？並不是毛公開宣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障礙資產階級，或者独到制，這些其實都不在話下不成其為障礙；实在的敵东说念主和障礙他不好明說，只能以另一種方式 表白。在1945年5月延安中共七大規劃未來的政事藍圖時，他就以口頭政事報告的格局告誡他的同寅和下屬：我們戰勝蔣介石，翻新奏效之後，主要鬥爭對象就是民主黨派。

在那個報吿中他說：「解放資產階級也同我們爭領導權，不要以為解放資產階級就翻新得不得了，同共產黨差未几。解放資產階級也有它獨立的意見，有它獨立的政事團體，現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裡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但主要是解放資產階級」。「解放資產階級有更大的動搖性，但解放資產階級現在要民主，他們要他們想要的民主」。因此，在现在階段，在與共產黨共同聲討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条件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時，他們是「同盟軍」 ，但一朝共同的敵东说念主國民黨被打倒了，這種同盟關係就結束了，轉而與共產黨變成一種相互鬥爭、打倒和消滅的關係。

到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叫作念《關於必須將翻新戰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引》中則明確指出：「比及蔣介石过火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场所，即應轉到使解放資產階級，起先是把其中的右翼孑然起來」。「在蔣介石被打倒以後，因為解放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事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是以我們必須在政事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孑然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解放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局面拋棄他們」。

（以上參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第29—30頁李銳的签字文章）

毛澤東為什麼要針對當年他的忠實同盟者的民盟（筆者按：中國後來的八個民主黨派主要是由民主同盟分裂、演變而來，因此「民盟」可作為中國民主黨派的代稱）制訂如此毒辣的計劃呢？這其實是由毛我方的長遠目標所決定的。

毛是頗有深謀遠慮的權謀家，這方面是中共黨內通盘东说念主不可企及的。在一般东说念主、包括中共其他領導东说念主看來，戰勝國民黨並成立共產黨的國家政權以後，面臨的最紧要的任務当然是經濟建設，包括對独到制的「社會主義纠正」，以便將來轉而建設社會主義。是以，他們汲汲勤恳的便這些事，劉少奇、周恩來等于這類務實政客的代表。

然而毛卻否则。他認定，對他的事業实在最大敵东说念主和威脅就是前边講過的民主黨派和他們的自然同盟者和基礎知識分子。毛認定，唯独這些东说念主才是構成對共產黨一黨專政和極權統治的最大威脅；毫無疑義，這更是對毛實現他那暫時隱忍不發的东说念主生終極目標的最大障礙和威脅。

前边已經說過，毛的個东说念主最終目標就是要作念当天中國的君王、當代的秦始皇。從他實現這一極終目標的進程來看，在他己經赢得黨內領袖地位之後大约還有三個階段，三個步驟：第一階段是奪取國家政權，成立暫時與各民主黨派共存的「聯合政府」；第二階段是拋棄這些昔日盟友，成立單一的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第三階段是將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轉變成他個东说念主獨栽的「毛氏帝國」，成立以血緣關係為鈕帶的毛氏王朝，並讓其子子孙孙傳承下去。

在這一過程中，毛為什麼一定要對知識分子和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民主黨派加以拋棄、甚而消滅呢？好奇好奇其實很簡單，因為知識分子是东说念主類娴雅的載體，知識分子都显着，东说念主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场所是解放、民主、对等、博愛，知識分子势必地、自覺地承擔起這一歷史史命，是自然的民主鬥士，同時也就是一切反民主的政權和暴君的自然敵东说念主。毛要成立個东说念主獨裁的極權政事，特別是要複辟君王統治，知識分子無疑是其死敵，是毛實現我方东说念主生最終目標的主要障礙。毛對這一點很是自覺，是以，他稱對知識分子的「纠正」，是一項長期艱苦的任務，實際上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先看一下知識分子與共產黨目標的不可調和性。中國的「資產階級政客」們，高級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們，他們一般都是在歐好意思接受西方民主教育、之前在國內接受的孔孟之说念的教育，也以「仁義」為中枢。這就 決定了他們的东说念主生觀、天下觀與馬克想主義、與毛主義的不可調和性。而况，即使是在毛統治下成長的知識分子，只消書讀得多些，涉獵廣泛些，有獨立想考精神，就會對馬克想主義、毛想想產生懷疑，更不必說對秦始皇的暴政了。也就會当然產生對解放、民主、东说念主權的訴求。這是很難「纠正」，是以總的說，毛認定知識分子是他的死敵黑白常正確的。

為此，毛從來沒有放鬆對知識分子的警惕和「纠正」。在延安時期毛通過整風運動已經在－定进度上達到了這一贪图。建國登基以後，面對更廣大、擋次更高的知識分子群體，毛更是採用了各種辦法，以暴力為後盾，軟硬兼施，試圖對知識分子進行「脫胎換骨」的纠正，知識分子也確實被他馴服了。但是，毛總覺得心裡不踏實，因為他知说念這些东说念主雖然名义馴服了，對他喊「萬歲」了。但他知说念他是依靠暴力使其馴服的，這巧合能使其真的心折口服，一朝有適宜的氣候，他們就可能故態複萌，跳出來跟他唱對台戲，與他爭奪民眾，弄不好，會動搖他專制極權統治的根基。

但是，老實講，除此之外，他對付知識分子也沒有更好的、或压根的辦法。偏巧這時東歐發生了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事件中表現出來的、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斐多菲俱樂部」對民眾的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使毛寢食難安，他再次確認知識分子是最危險、最可怕的敵东说念主，是必須解決的他的國家最主要的「矛盾」。而解決的辦法当然田主要靠 「硬」的－手了。他終於決定撕下了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的僞裝，決心對知識分子來個大圍剿、大清洗，大迫害。這是匈牙利亊件給予他的主要教訓。

二、近因：1956年的國際形勢和波蘭匈牙利事件

現在我們具體教师一下作為近因的匈牙利亊件。

1956年，是共產黨天下的震动不安。先是，赫魯曉夫掀翻了反斯大林波涛，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引起了巨大反響，接著發生了一系列紧要事件。

1956年2月24昼夜，赫魯曉夫在蘇二十大最後一天向全體與會代表作了題為《關於個东说念主崇尚过火後果》的反斯大林玄妙報告。報告以多量確鑿事實和證據，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以肅反之名，將多量黨內政敵和被懷疑不忠者用駭东说念主聽聞的严刑將其打成「东说念主民公敵」，然後一個個從肉體上消滅的罪恶。赫魯曉夫的報告起先在蘇共內部引起了震驚和極大的義憤。接著，好意思國中情局斥巨資搞到了這一被譽為「二十世紀最热切的報告」的文本，並在媒體公佈，立即被全球（除中國外）媒體轉載，彷彿是被引炸了一枚核彈，在全天下引起強烈反響，被長期嚴密掩蓋的斯大林的暴行和共產黨天下的醜惡內幕在全天下东说念主民眼前現出了原形，進而在共產主義天下特別是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引發了一場政事大地震，东说念主民被長久壓抑的對共產暴政的憤怒象火山一樣爆發。

波蘭和匈牙利是受反斯大林報告影響最先起來招架的兩個國家。當年6月上旬，波蘭爆發了「波茲南事件」。以波茲南市斯大林機車車輛廠為首的工东说念主起先向當局請願，喊出了「我們要麵包妥协放」、「釋放囚犯」、「打倒玄妙巡警」、「俄國佬滾且归！」等口號，緊接發生了大規模流血衝突，據官方說有54东说念主在與當局的衝突中死一火，200多东说念主受傷，數百东说念主被捕，騷亂被當局血腥鎮壓下去。

但是，憤怒之火並未熄滅。此時對斯大林式暴政的不滿和条件改革、擺脫蘇聯边界之聲已成為波蘭全國东说念主民的共齐心聲，波蘭當局立即堕入全民聲討和包圍之中，為穩定局勢，當局不得不對波茲南事件的受害者進行安撫，為死者舉行祭奠，處分了有關官員。緊接著，7月，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东说念主黨（共產黨）召開七中全會，為1948年被斯大林指使以「右傾民族主義」罪名撤職、開除、監禁的前總書記哥穆爾卡恢復了名譽。在黨內外一緻条件哥穆爾卡複出上台執政的形勢下，現任的波黨第一書記奧哈布決定「讓賢」。10月15日，政事局會議決定於19日提前召開八中全會，延請哥氏再行出任黨的第一書記。

波蘭黨在民眾的強烈条件下作出的讓步，被蘇聯視為「背叛」行為。19日，就在波共八大開會的時候，赫魯曉夫率蘇共代表團不請自來，飛臨華沙，企圖以武力迫使波蘭共產黨——統一工东说念主黨改變決定，壅塞哥穆爾卡執政。但是，遭到了波蘭黨和东说念主民的強硬拒抗，最後赫氏率領的代表團不得不灰溜溜地飛回國，並被廹承認了波蘭黨的獨立自主權。

哥穆爾卡在當選為第一書記以後，鑑於對形勢的考慮，釆取與蘇共緩和關係的策略。哥氏於11月15——19日率團訪問蘇聯，雙方舉行名义友好的會談，波方声名仍然堅持社會主義场所，要與蘇方「在完全对等、尊重主權、獨立和領土完竣，不干预內部事務的原則基礎上，擴大、加強發展安如磐石的同盟和昆季般的友誼」。蘇共承認波蘭照旧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波蘭危機就在這樣相互妥協中平息了。

與波蘭事件性質完全相易，卻導緻完全不同結局的是匈牙利事件。匈牙利自1956年3月中旬以後，出現了全國性反對在匈扩充斯大林模式、「全盤蘇化」的民主運動，矛頭直指蘇共在匈的代理东说念主、執政的勞動东说念主民黨第一書記拉科西及蘇聯在匈的駐軍。其中，由黨內知識分子組成的「斐多菲俱樂部」（ 這個「俱樂部」原為波蘭共青團中央下屬的一個學習小組），在發動群眾、製造輿論、組織反政府力量的統一戰線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中枢作用。斐多菲俱樂部不斷舉辦各種研討會和講座，邀請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者、歷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哲學家解放地發表講演，他們從經濟、政事、哲學、文學、社會和歷史學的不同角度，剖析了現政權的種種問題，提倡了救國救民的方略，得到了廣大东说念主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追捧。每次研討會總是东说念主滿為患，參加者不請自來，將俱樂部的會議廳擠得水洩欠亨，研討會只得臨時改在更為寬敞的經濟大學禮堂舉行，但是，仍然是东说念主山东说念主海，东说念主滿為患。又移至更寬闊的东说念主民軍軍官俱樂部舉行。與會者中包括了一些現任东说念主民軍軍官和匈牙利建國前（被蘇軍「解放」前）反德軍佔領地下鬥爭东说念主士，以及部分政府現任官僚。俱樂部的最後一次、亦然影響最大的一場研討會在东说念主民軍軍官俱樂部舉行。

在斐多菲俱樂部不斷公開舉辦的研討會的強烈衝擊下，當權的拉科西政府已顯得唯独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在5月30日至6月1日俱樂部舉辦的「關於馬克想主義歷史學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以谢却置疑的事實揭露了斯大林主義一貫僞造歷史、將歷史科學變成其政事器具，「實現其政事目標的辯護詞」的惡劣行徑。匈牙利黨中央专揽意識形態的科學和文化部長安迪·伊麗莎白也出席研討會，並發言極力為黨在歷史學中的使命辯護。但是這種斯大林主義衛羽士的一火国之音，立即被與會者義正嚴詞的洪鍾大呂淹沒了。據會後報導說，在研討會上，匈牙利歷史學家們多年來內心燃燒的条件民主與公開化的猛火，象火山一樣「噴發」出來。

6月27日俱樂部研討會的題目是「新聞和報紙問題」。會議從下昼6時一直開到次日淩晨4時，6000多與會者整夜達旦不愿離去，為的是傾聽揭露真相的發言和演講，东说念主們被當局駭东说念主聽聞的迫害严刑所激愤，被長久掩蓋的醜行阴霾所震驚，紛紛条件給已經被动害緻死的知名东说念主士平反恢復名譽，給尚在獄中的受難者洗涮冤情並条件他們再行「出山」掌權。

斐多菲俱樂部的活動象磁石一樣蛊惑著全國东说念主民，形成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社會能量。這時，都门之外的各大城市也紛紛自發倣傚，組織起我方的「斐多菲俱樂部」。眼看著輿論的風暴即將轉化為政事暴風，拉科西政權只好使出最後的一招，利用仍然掌持的政權對斐多菲俱樂部進行武力鎮壓。6月30日，匈執政黨召開中央委員會，明確指責俱樂部進行「反黨、反东说念主民民主轨制」活動，7月1日，由內務部下令拦阻俱樂部活動。

但是，已經覺醒的东说念主民的活動很難被已經喪失權威和正当性的政府取締。到了9月，俱樂部活動再行燃起，並以不可阻擋之勢向全國扩展。自覺「我方像坐在一只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上」的拉科西，知说念單靠他的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將东说念主民的招架鎮壓下去，於是加緊向其主子蘇聯求援。

偏巧這時，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在企圖壓服波蘭的活動中受挫，這給了匈牙利东说念主民以極大的饱读舞。10月22日，斐多菲俱樂部開會向執政黨中央提倡包括開除拉科西在內的「十點建議」。當晚，布達佩斯各高档學校學生團體又向政府提倡包括撤走蘇聯駐軍、懲辦拉科西、確認工东说念主罷工權利的「十六點条件」。23日，布達佩斯爆發了數十萬民眾的请愿遊行，请愿者高呼支撑波蘭东说念主民鬥爭、蘇軍撤出匈牙利的口號。新任黨的第一書記格羅·埃諾仍然試圖用武力將群眾運動鎮壓下去，結果當天發生了大規模流血衝突。

在各方壓力下，政府發陌生裂，原來受到斯大林扼杀迫害的納吉被擁戴為新政府領導东说念主。次日，蘇軍兩個師全付武裝開進布市。新政府就撤軍問題與蘇軍展開緊急談判，幾天之後蘇軍撤出了布達佩斯。

就在民眾鬥爭眼看赢得勝利這個關鍵時刻，遠在中國的毛澤東氣急敗壞，不停地向蘇聯和赫魯曉夫施壓，派出劉少奇為首的代表團赴莫斯科遊說，堅決条件對匈民眾實行武力鎮壓。赫魯曉夫集團終於接受毛共意見，決定使用武力。11月4日，17個蘇軍師開進布達佩斯，一百多輛坦克在布市大街橫衝直撞，槍炮聲震耳欲聾，多量民眾坐窝倒在血泊之中，一場大規模的血腥屠殺拉開了序幕。一時間，寻常巷陌成了戰場和屠場，積屍随处，血流如注……

據事後統計，從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有7800东说念主喪生，1·2萬东说念主傷殘，二千多东说念主被判處死刑，二萬餘东说念主判處長期徒刑，總东说念主口950萬的匈牙利有30萬东说念主經奧地利逃往西方國家。轟轟烈烈的东说念主民民主運動就這樣被殘忍地鎮壓下去了。這就是震驚天下的「匈牙利事件」。兩年後，當時逃脫的納吉及國防部長等4东说念主被誘騙回國，處以絞刑。

現在需要敘述的是毛澤東在這兩大事件中的態渡过火献艺。

最先得知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的毛澤東，可謂一喜－驚。對於斯大林，毛是矛盾的，對斯大林個东说念主，毛從內心深處是反感的；但對於斯大林主義又是擁護的。這種矛盾的心情是因為，一方面，在中共的長期的起义奪權鬥爭中庸黨內鬥爭中，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和共產國際既充當了保姆和後台的变装，同時也與毛產生了不少矛盾和隔閡，如，起程点蘇方主要是支撑那些從蘇聯學習、培訓歸來的中共領導东说念主，如瞿秋白、王明、博古等「布爾什維克」，毛這個「山溝裡的馬克想主義者」当然放在次要的地位，毛與王明等东说念主的鬥爭，不错說亦然毛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之間間接的鬥爭。再如此大林屡次強令毛幹他不想幹之事，如在「西安事變」中斯氏強令放蔣；在蘇德戰爭中斯氏屡次号召毛及中共發動對日軍的進攻，以牽制日軍； 1945年8月斯大林又強令毛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到了 1949年春，毛共決定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斯大林卻叫他與國民黨和平談判。最後，1949年12月毛第一次出國去莫斯科為斯氏祝壽並擬與蘇聯訂立「同盟互助友好條約」，以便歸國娇傲，普及我方的地位。孰知，到了莫斯科以後，斯大林先是將他放在郊區的別墅裡「冷藏」了好幾天，後來雖然應毛的条件籤訂了一個《中蘇同盟互助友好條約》及附設的玄妙協定，但卻是個「喪權辱國」 的「不对等條約」。凡此種種，毛內心對斯氏之归罪无庸赘述。

但是，在名义上，毛卻不得不對斯恭敬如師，依靠如父。毛知说念，斯氏終究是天下共產黨不可動搖的最高領袖，他毛澤東亦然依仗蘇聯的幫助才有今天，而「斯大林主義」更是他尊從的樣扳。如今赫魯曉夫短暂作了這麼一個揭露斯氏罪惡的報告，把斯氏從高高的「神壇」 上拉了下來，毛当然覺得難以接受，從而引起了他的強烈不滿。當赫氏的報告在全天下產生強大的衝擊波時，毛親自操纵召開了政事局擴大會議，專門商討對策。毛公開我方對此事的態度是一則以喜，再則以憂。按毛的說法是，赫氏報告「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漏子」。所謂揭了蓋子，是說過去通盘共產黨國家都把斯大林當作「神」，只準歌頌，不準批評。現在好了，赫魯曉夫自亮了「家醜」，把斯大林殘暴兇惡的真面庞擺在了天下东说念主民眼前，斯氏的神聖光環沒有了，對斯大林和蘇聯過去的一切当然不错批評了，毛自謂赫氏幫他搬開了壓在心上的一塊大石頭，也算是為他出了一口大氣。

憂的則是，毛認定赫氏此舉可能捅了大漏子，釀成大錯，難以打理。因為毛知说念，全天下的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無一例外地執行「斯大林主義」， 靠著斯大林主義維繫我方的統治。一朝斯大林被批判，斯大林主義被拋棄，全球共產主義的精神撑持就將崩潰，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更有可能堕入執政危機之中，甚而可能要發生「政變」， 並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後果不胜設想……

毛共最後商討的結果是：從維護國際共運的大局出發，堅定地維護斯大林！並且在中國嚴密封鎖赫氏的報告，把影響降到最小。

毛不愧是老謀深算的極權主義政客，他的預言很快被證實了，率先等于發生在波蘭和匈牙利的事件。不错說，波、匈事件是赫魯曉夫報告帶來的第一輪衝擊波。

但是在蘇聯國內卻是另一番欣喜。赫魯曉夫在作了揭露斯大林罪惡的報告之後，同時對國內外策略進行了大的調整，他釋放了斯大林時代關押的數百萬政事犯，為近2000萬被动害者恢復名譽。蘇聯政事氣候變得空前寬鬆，蘇聯东说念主民、特別是知識分子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舒暢。另一方面，赫氏亦採取措施改善东说念主民生活，他大肆修建雖然簡陋卻為數千萬平民解決了住房難題的「五層住宅樓」，還解決了莫斯科交通難題，在一定进度上加多了民眾的收入。總之，連赫的政敵莫洛托夫等东说念主也不得不承認，在赫氏當政時期，「日子確實比斯大林時代過得輕鬆」。

但是，赫氏在對外策略方面卻無法作大的改變。除了對好意思國和西方採取比較緩和的策略外，在華沙條約內部和對東歐共產黨衛星國的策略卻沒有改變，在衛星國的駐軍依舊，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东说念主也仍然是斯大林時代扶助起來的斯大林的代理东说念主。但對這種狀東歐东说念主民卻不可容忍了，波蘭、匈牙利东说念主民就是在赫氏的反斯大林報告饱读舞下起來爭民主、反極權統治的先鋒。斯大林主義如同用漂亮外殼包裝起來的玄色垃圾， 一朝打粹這個外殼，其內幕就臭不可聞，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就献艺了突破舊殼、為舊政權掘墓的变装。於是，東歐國家东说念主民與蘇共領導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變得不可幸免。是以，從一定意義上講，赫魯曉夫正是「搬起石頭砸我方的腳」。

然而，就在波蘭出現反對現政權、反蘇的波茲南事件，以及波蘭共產黨自行更疊領導班子的時候，毛卻抱著的是幸災樂禍、火上澆油的態度，因為他認為他預期的「捅漏子」應驗了，毛想要看赫魯曉夫搬砖砸脚的笑話和狼狽相。如果最後鬧到不可打理，毛便想我方出头取代赫魯曉夫來打理殘局，從而實現他登上天下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寶座的夢想。是以，當蘇聯駐華大使尤金10月19日向中方遞交了蘇共中央關於波蘭問題給中共中央的通報，說明波蘭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投向西方的危險、蘇聯準備動用武力解決時，毛立即召開政事局會議，作出了與蘇聯完全违犯的的決定：全力支撑波蘭，反對蘇聯武裝幹涉。10月20日晚毛召見尤金，向他标明：「如果蘇聯发兵，我們將支撑波蘭反對你們，並公開聲明反對你們武裝幹涉波蘭。」隨後毛又召見波蘭駐華大使基裡洛克，向他通報中方對事件態度，並給波方饱读勁打氣，饱读勵其與赫魯曉夫鬥爭到底。

在波蘭統一黨和东说念主民的頑強遏抑下，赫魯曉夫退縮了，20日他從華沙飛回莫斯科，第二天，赫魯曉夫宣佈承認哥穆爾卡上台的事實，並向中共發出了第二份文告，条件毛派兩位負責同道去莫斯科參加蘇波兩黨的妥协協商，毛立即派劉少奇、鄧小平率團前去。

當然，赫魯曉夫決定不對波蘭動武是出於多種因素的考慮。不過，毛澤東的反對無疑起到了热切的作用。是以後來波蘭領導集團和哥穆爾卡對毛一再表示感謝，據說哥氏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撑，不知县態會發展到何種进度。」

非论怎麼說，幸免了更大的流血衝突、幸免手無寸鐵平民的傷一火總是一件善事。但是讀者和我們的後东说念主千萬別弄錯了，以為毛是在恻隐、支撑波蘭东说念主民爭取民主、反對極權統治的鬥爭，如果這樣認為，那就大錯特錯、完全違背毛的本意了！实在表示毛在東歐事件上的真實意圖的，是稍後發生的匈牙利事件，這次毛完全走漏了他對东说念主民条件解放、民主的極端兇殘的真面庞。

上头說到，波、匈事件中波、匈兩國东说念主民是相互支撑、相互饱读勵的。10月23日匈牙利爆發大規模全民性遊行请愿，打出的就是支撑波蘭东说念主民鬥爭的口號。如果硬要說兩國有什麼區別，就是匈牙利东说念主民鬥爭的規模更大，參與鬥爭的东说念主數更多、更廣泛，達到了「全民起義」的規模。

但是，誰也沒有料想，面對與波蘭吞并性質、吞并類型、吞并時間、吞并訴求的匈牙利事件，毛澤東的臉變得比我國川劇中的「變臉」速率還快。事件之初，毛派出了他最牛逼的亲信重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对等，飛赴莫斯科，劉少奇等剿袭毛的意义，条件赫魯曉夫按照處理波蘭事件的方式，從匈牙利撤軍，讓匈牙利东说念主民自主解決自已的問題（贪图在於打擊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打擊赫魯曉夫的威信））。赫魯曉夫答應了中共的条件，決定於10月29日從匈牙利撤走蘇聯紅軍。

誰知，轉眼間毛又感到大事不好，認定匈牙利是「反翻新事件」，於是來了個180度改變，立即強烈条件蘇聯堅決使用武力鎮壓匈牙利东说念主民的民主運動。不知出於何種考慮，赫氏仍然採納了他的意見。11月4日蘇軍實施「強風」行動，必須出動17個師、配以坦克、大砲等重火器，瞬間，布達佩斯成了戰場、屠場，數以萬計的东说念主民倒在血泊中。

就這樣，在毛的反復無常的慫恿、要挾下，赫魯曉夫集團用布達佩斯街頭隆隆的坦克和槍炮聲將我方在蘇共二十大後樹立的改革、反斯大林形象砸得离散，看來，在鎮壓东说念主民条件民主、解放這一點上，赫氏與毛澤東完全契合。赫魯曉夫的反復無常、支配搖擺，終於導緻其在1964年一次「宮廷政變」中被黨內政敵推翻，退出了歷史舞台。

匈牙利事件被基本鎮壓下去之後，仍然有餘波和廣泛的連鎖反應，蘇聯再次乞助毛幫助平息。1957年1月毛派出周恩來、賀龍去莫斯科，再轉去波蘭、匈牙利「訪問」，周以鐵腕的行事風格，軟硬兼施，幫助波、匈平息了餘波。

由於毛及整個中共上層積極參與了對匈牙利东说念主民的大屠殺，是以，對於這沿途罪惡的、極不光彩的行為，後來毛和中共嚴加封鎖，諱莫如深。

關於毛在對待波、匈事件上天悬地隔的態度，後來中共的禦用學者解釋是：毛認為哥穆爾卡仅仅反對赫魯曉夫和蘇聯的「霸權主義」，而並未放棄社會主義轨制，是以毛認為應該支撑他們；而匈牙利的民眾和恢復上台的納吉，毛則認定其要背離了社會主義说念路，投向資本主義，是以毛認為已是敵我矛盾，必須堅決鎮壓雲雲。

這種說法有一定好奇好奇，但還沒有完全說出事情真相。毛先前之是以支撑哥穆爾卡和波蘭統一黨（波共），其贪图主要是跟赫魯曉夫搗亂，打掉赫氏的權威，以便將赫氏搞垮台；而毛對哥穆爾卡和波蘭黨則絕對談不上什麼贊同，也不認為波蘭仍然在走社會主義说念路。是以，後來毛對哥穆爾卡深惡痛絕，這一點毛在整風反右中每次講話都明確地表現了出來。如1956年11月15日，波、匈事件剛剛過去，毛召開八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波匈問題，吸取經驗教訓。毛在這次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這個講話後收入《毛選》第5卷，像其他收入毛選的文章一樣，它已被多量修改、刪節。但即使在經過修改、抹去棱角的講話文本中，我們仍然看到毛對哥穆爾卡怒不可遏的神態，毛幾次提到哥穆爾卡，都是將其作為對立面的代表东说念主物指斥，如說「像我們這樣的东说念主，可能犯錯誤，結果鬥不贏，被別东说念主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擡出來。」在談到蘇共二十大後國際共運總的形勢時，毛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甯，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东说念主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东说念主就提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至此，對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取向，毛已經完全清晰标明了我方的態度，那就是堅決維護斯大林，堅決反對赫魯曉夫！毛算是以「大局」為重，將斯大林與他的個东说念主恩仇放到一邊，堅決捍衛專制殘暴醜惡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充分體現了毛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一脈相承、同病相憐、一丘之貉的關係。

此後在其他一些热切場合和會議上，毛也不忘將哥穆爾卡作為反面东说念主物的代表敲打。如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說：「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东说念主捧的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浮现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跟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

對於納吉和裴多菲俱樂部，毛更是咬牙切齒，屡次提到「中國出納吉怎麼辦？」 還 說中國的一些文藝團體有「變成裴多菲的危險」。

不错显着地看出，毛澤東是將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哥穆爾卡和納吉一視同仁的，都是敵东说念主，都是「烏龜王八蛋」！然而出於他的私心，他卻對其採取兩種截然违犯的策略。综上所述，毛「支撑」 哥穆爾卡是假，其实在贪图是利用哥氏和波蘭黨與赫魯曉夫對抗，打掉赫氏的權威，把他從國際共運領袖的寶坐上拉下來，我方拔帜树帜。為達此贪图毛也顧不得什麼原則了。

在匈牙利問題上，引起毛的特別仇恨的是那個由知識分子組成的「裴多菲俱樂部」。這個俱樂部在推動匈牙利东说念主民爭取民主、獨立、反對獨裁和殖民統治的鬥爭中起到了軸心作用，「裴多菲」是匈牙利很是響亮的柬帖，是匈牙利知識分子的象徵，這個只活了26歲的十九世紀匈牙利知名愛國詩东说念主，以我方豪壮的詩歌喚起民眾，我方則以身殉说念，在招架沙俄的戰鬥中獻出了年輕的性命。以裴多菲的名義組成的戰鬥俱樂部，把百多年前的裴多菲參加的反對舊沙俄鬥爭，與刻下反對新沙皇斯大林的鬥爭聯繫起來了，新仇舊恨使匈、蘇（俄）關係變得冰炭不相容。也讓毛澤東勾起早己存在於心中對知識分子仇恨的猛火，在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身上毛證實了自已對知識分子的猜疑，看到了知識分子對东说念主民群眾強大的精神啟蒙和凝合的力量，看到了知識分子和極權的共產黨統治的勢不兩立。這一切正是他長期以來反復不斷地壓迫知識分子的原因，亦然毛所最发怵的场合。毫無疑義，匈牙利出現的裴多菲俱樂部大大加深、加快了毛對知識分子實行毀滅性打擊的決心，他後來屡次提到：東歐出現波匈事件，就是因為沒有抓好階級鬥爭，那麼多反翻新沒有搞掉。而在這些階級敵东说念主之中，知識分子無疑是可怕、最可恨的一群。

就在八屆二中全會議上，毛作出了次年（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

是以，波匈事件是1957年毛開展的整風、反右派運動的近因，或者說径直的導火線。

關於毛發動整風、反右派運動的動機和贪图

除了東歐波、匈事件的径直剌激之外，毛發動整風、而况速即將其轉變為反右派運動，還有他我方的戰略考量和戰術部署，仅仅他從不公開說明，讓其成為歷史謎團。但卻仍難掩其珠絲馬跡。

一、毛發動整風、反右派運動的初志

在通盘對毛澤東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回憶和筹商的論著中，东说念主們不可幸免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毛發動這一運動的動機和实在贪图。說得明確點就是：毛是想实在開展一場共產黨的整風運動，還是以此為幌子、為誘餌，在知識分子中大抓「右派」，搞一場空前規模的對知識分子的打擊迫害。這一問題到现在為止，东说念主們仍然各有說詞，进退失据。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說法是：毛澤東的本意原來是對共產黨進行整風，只因為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過程中，民主黨派的一些頭頭和北京的大學生提倡的意見過於尖銳，使毛下不來台，惱羞成怒，於是半途改變初志，把整風變成「反右派」。這一說法曾經居於主流，亦然當局有意的「引導」。根據毛反復無常、随便胡為的性格、作派，這種情況並非不可能，正如东说念主們常說的，兩年後的廬山會議，毛原擬「糾左」，只因彭德懷上了「萬言書」，毛便惱羞成怒，將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筆者並不完全認同這一說法，詳見本書有關廬山會議反彭的章節），彷彿毛的「變臉」都是外力誘發的，不得己而為之；另一種觀點認為毛的整風從開始就是一個陰謀，一個罗网，所謂「幫共產黨整風」是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 的計劃的前部分。這派觀點以無數事實證明，非论是民主黨派、大學生或一般知識分子，在整風中提倡的意見，都沒有超出原來毛所宣佈的整風所允許的範圍，毛後來出爾反爾、背信棄義進行瘋狂的所謂「反右派」 運動，完全是一種預定的流氓惡棍行為，為了給我方這種惡行披上正当外套，毛還無恥地將我方這一醜行稱之為「陽謀」，足見其流氓無賴的推行。

筆者以為，前一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看了本章全文特別是最後部分便当然知曉。筆者基本上同意後一觀點，但稍有補充。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得知毛要借鑑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芬俱樂部」的教訓，對中國知識分子實行預防性的先發制东说念主的打擊，這就從压根上決定了這場運動是一個預定的大陰謀。但是，值得风雅的是，同時也不排除毛在率先的計劃與计算中，有順帶進行黨內「整風」之意，而這亦然「引蛇出洞」 的必須陪襯和誘餌，而况這兩者沒有矛盾，非论知識分子在「幫黨整風」中提倡了什麼意見，毛都不错說成是「惡意進攻」，從而轉變為一場反右運動。總之，這是一場毛早就預定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陰謀。

為了探索、講明毛的這一計劃的來龍去脈，需要從中共專門為吸取波、匈事件教訓的八屆二中全會說起，因為1957年的整風、反右派運動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決定的，從那次會議上可看到毛與中共其他領導东说念主、乃至與全體中央委員的分歧，也不错看出這場運動完全是毛背離中共多數領導东说念主的意願，是毛一东说念主陰謀的產物。

波、匈事件平息後，1956年10月末被毛派去莫斯科協助蘇聯處理波、匈事件的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於11月上旬回國。毛馬不停蹄地於11月10日至15日召開了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會議主題除了通報波匈事件全過程之外，主要是討論如缘何波、匈為前車之鑑，吸取其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劉少奇起先作報告，劉的報告談了六個問題：中蘇關於波、匈事件協商處理的經過；發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會主義陣營是否鞏固；朝鮮問題；越南問題；中央的方針。在談到怎么吸取波匈事件教訓時，劉少奇提倡了一個他認為的「压根問題」，就是要防护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及各級領導东说念主脫離工農勞動群眾，形成新的「貴族階層」。劉指出，鑑於若幹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當然亦然針對中國的現狀），國家的領導东说念主員有可能成為一種特殊的「統治階層」，劉說，「這個特殊的統治階層，在工东说念主階級裡面不错產生，在共產黨裡面也不错產生」。

怎么防护這種現象的發生呢？劉提倡必須對權力有所截至，對东说念主民實行民主，包括縮小工資差別，取消等級特權等等，還提倡了取消幹部終身制的問題。

劉的報告著重從政事層面探討了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和應採取的對策。

接下來是周恩來作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實際上是從經濟的角度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因為，波匈事件的率先缘故基於兩個方面：一是政事上的高度專制集權，沒有民主，东说念主民沒有表達意見的渠说念和機制，而况「全盤蘇化」， 甘作念蘇聯的附属国和从属，引起东说念主民的強烈不滿；二是經濟上扩充斯大林的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模式，農業、輕工業等關係东说念主民生活的產業插手很少，發展嚴重滯後，結果導緻东说念主民生活必需的糧食、肉類、日用品的嚴重短缺，群眾生流水平每況愈下，激起东说念主民的归罪。

周恩來考慮到了這些因素，因此整個報告的基調是適當壓縮工業（實際是軍事工業）的插手，延缓其發展速率，以便用於加多民生的插手。他還談到了對「一五」計劃的總體評價是：「基本上正確，成績很大，但是錯誤不少。」特別指出自1955年末以來的冒進趨勢，酿成了國民経濟總體失衡。對1957年的計劃，周說經國務院會議討論，執行保證重點，適當退卻亦即適當收縮的方針。周警告說：「我們應該意識到，不要使中國也發生波茲南事件、幾十萬或幾千萬东说念主站在街上遊行」，等等 。

第三位作報告的是陳雲，陳雲講的是關於糧食和豬肉、食油的生產和供應問題。在中央全會上由一位黨的副主席專門作這樣具體問題的報告，在中共來說可謂史無前例，這反馈了當時這些關係东说念主民生活的基本、热切產品的供求矛盾，已經到了引起社會動盪不安的进度。報告中陳雲提到，来岁（即1957年）將有50億斤糧食赤字，「来岁春天會出亂子，不如現在收縮。」陳雲提倡解決豬肉供應緊張的辦法是「私養為主，公養為輔」，同時採取措施解決養豬飼料和提高生豬收購價格，對農村中的解放市場，陳雲認為它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出現的問題應通過進一步放開價格和握住去解決。

從以上三位領導东说念主所作的報告中不错看出，他們從政事、經濟和东说念主民生活的不同角度实在認真地想考著波、匈事件的教訓，採取相應的改進措施，以防护東歐事件在中國重演。他們的動機和贪图當然起先是為了維護共產黨政權的穩固。但是其提倡的對策，客觀上對东说念主民是成心的，如果付諸實施，东说念主民的生存狀況會得到改善，社會矛盾也將緩和，共產黨政權也會贏得民意。

在三位領導东说念主報告的啟示下，與會东说念主員在討論中也紛紛提倡了當前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和隱患，如住房短缺、電力不足、日用品供應緊張，官僚和特權現象很嚴重，高、中級幹部在財務、警衛、用車、看病、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有不少特權轨制，引起平民不滿，應該考慮改革。會議經過提問題、揭隱患，许多东说念主感到中國存在的問題许多，有的已經很嚴重，非改不可。如朱德就說：「現在看起來問題很大」。西北組在討論中認為：當前市場的供需矛盾發展下去，難免發生波茲南事件。

會議在吸取波匈事件教訓上赢得了幾乎一緻意見，即：要執行穩健的建設方針和注重民生、提能手民生流水平，改善幹群關係。

但就在這時，有一個东说念主心煩意躁，按纳不住跳出來要扭轉會議的大场所了，此东说念主就是毛澤東。早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作念報告時，毛就不時在插話中表示了不同看法，但鑑於三东说念主報告獲得了與會者的一緻認同，毛未便立即剎車。但他更感到了問題的「嚴重」， 終於決心親自出馬，扭轉乾坤。

毛先是召開了一次小組長會議，向這些會議骨幹們交了他的「底」。關於經濟問題，毛說成績是主流，失誤是支流，1956年基本建設投資和其它事業開支大部分是正確的，一部分不正確。但不存在「冒進問題」。在政事問題上毛提示群众仍然存在著反翻新分子的活動，對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纠正，要長期教育、長期抓，不可放鬆，對國內矛盾和問題不可採取大民主的方法，而應採用小民主的方法解決。

小組長會議仅仅毛的一種和精真金不怕火表態、一種初步的試探性氣球。1月15日即會議最後一天毛作總結講話，才实在、风雅將會議的效率全部顛覆。

毛的講話分四部分：經濟問題、國際問題、中蘇關係問題、大民主小民主問題。和毛在其他場合的講話一樣，沒有講稿，沒有嚴謹的結構和邏輯，隨意而發、語無倫次、強詞奪理、東拉西扯、霸氣十足。但是我們仍然不错從中揣測出他後來發動整風、反右的若幹想想軌跡。

在第一部分關於經濟問題的講話中，毛主要是與周恩來唱反調，毛認定「第一個五年計劃压根正確」，出了一點問題是難免的、正常的，一萬年以後也會有。還說不屈衡是絕對的、正常的，均衡則是相對的、暫時的狀態。毛以他慣有的粗豪、流氓無賴哲學舉例說：譬如东说念主步辇儿，總不可兩個腳同時走，總是一個腳先走，另一個腳後走，然後反過來，另一個腳先走，開始先走的腳後走。毛以此駁斥周恩來提倡的經濟建設要綜合均衡協調發展的想想。還說要把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中的「穩妥可靠」改為「充分可靠」。這些都是後來毛發動「反反冒進」、批判、打擊周恩來的前奏，亦然1958年「大躍進」的先聲。

在第一部分講話中毛還提倡要抓報紙、抓輿論，改變它們「单方面地、分歧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东说念主民生活」的說法，轉變為主要宣傳勤儉建國、艱苦奮鬥的想想。這樣就把周恩來、陳雲報告中提倡的、也為與會东说念主員所認同的要把提能手民生流水平作為經濟建設指導想想給推翻了，也預示著毛後來發動「大躍進運動」將全國东说念主民推入勤恳的災難深淵……

在這部分講話的最後，毛又短暂離題跳到鎮壓反翻新的問題，說總的看「殺得好！殺得對！」並說明他主要是殺「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比如宣統天子、王耀武、杜聿銘那些东说念主，我們一個不殺。毛還強姦民意、以「东说念主民」代言东说念主的口气說：「不鎮壓反翻新，勞動东说念主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地皮也不称心，因為使牛、使鋤頭、利用地皮的農民不高興」。

毛之是以短暂離開主題講這些，據說是因為「有些民主东说念主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台戲。這個戲我們就是表現民主东说念主士唱的不對頭」。大约這也成為後來在反右中毛要狠狠整治民主黨派东说念主士的一個原因。

第二部分講國際形勢，實際上压根沒有談什麼國際形勢，只講了一句：波蘭、匈牙利出了亂子，「我看這些壞事也都是善事」，因為「失敗乃奏效之母」。「凡是失敗的事，灾祸的事，錯誤，在一定條件下會產生好的結果」。此後講的是與國際形勢不搭界的一堆中國歷史知識賣弄，一堆語言垃圾。

第三部分名為中蘇關係，實際也沒有談若干中蘇關係，特別迴避了在波、匈事件上毛我方翻雲覆雨、妄下雌黄的献艺。卻對蘇共二十大作了嚴厲的批評，即「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甯，一把是斯大林……」那一段話。不過毛在這裡又迴避了一個問題，即：既然說哥穆爾卡是壞蛋、是敵东说念主，為什麼在蘇波衝突中他卻全力支撑哥穆爾卡？好在當時毛已在黨內稱皇稱霸了，296名與會的中央委員無一东说念主敢對他上述凿枘不入的說法提倡質疑。毛已經不错在黨內為所欲為了。

除了譴責波匈事件，譴責赫魯曉夫，並表示要保護斯大林之外，毛在這部分講話中還提倡了他我方對波匈事件缘故的獨特見解。他既不提劉少奇指出的出現了「新貴族階層」，东说念主民沒有民主權利的問題；也不說单方面發展重工業酿成东说念主民基本生活必用品短缺，從而引起东说念主民群眾不滿的事實。毛不提這些問題表示他不同意這些觀點。他提倡了我方關於發生波匈亊件原因的觀點是：「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翻新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毛認定這才是發生波匈事件的压根原因。

這就把前三位領導东说念主關於吸取波匈事件教訓的觀點全部推翻了。毛的獨特的、不同於眾的對波匈事件的總結，成為他後來要借整風之機發動反右派運動（以及次年的粛反運動），將中國 「潛在的反翻新分子」一網打盡的主要依據。

第四部分「大民主和小民主」實際是毛这次講話的重點，篇幅也最長，在這部分毛主要講了如下觀點：

——「大民主」即倣傚西方的言論解放、新聞解放、群眾上街、遊行请愿請願等等，這是共產黨用來對付它的敵东说念主的辦法，共產黨解決我方的問題應用「小民主」的辦法，即實行有領導、有組織、有边界的「整風」。

——如果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要搞大民主，他就來一個「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他們很发怵，如果搞大民主，民主黨派就被消滅了，就不可長期共存了」。

——如果資產階級（毛這裡是指民主黨派和诠释注解們）要搞他們的大民主，「我就提倡整風，就是想想纠正。把學生們統一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了才算了事。是以诠释注解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

——如果發生群眾上街這樣的事，毛說他不怕，甚而還不错饱读勵。因為「大民主也不错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毛舉了一個例子，說河南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前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講清好奇好奇，就強迫东说念主家搬家，結果引發農民群體性抗議。毛又說成都有一百多名學生要到北京請願，一些东说念主上了火車到廣元就被壅塞了，另一些在洛陽被壅塞。毛說：「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东说念主罷工，允許群眾请愿。遊行请愿是憲法上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解放」。

——為什麼不怕群眾搞大民主？毛說：「我們黨有成百萬有經驗的幹部」，「東歐一些國家不穩，一個热切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這一幫幹部」，有了這些久經考驗的幹部，「就不错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帝國主義都不怕，怕什麼大民主？怕什麼學生上街？」

最後毛宣佈来岁（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主要是整改三風：一是主觀主義；二是宗派主義；三是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幹部群眾，不下去瞭解情況，不與群眾同仇敌忾，還有貪污、浪費等等」。毛還強調：「整風是在我們歷史上行之灵验的辦法，以後凡是东说念主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治病救东说念主』」。

以上是毛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的主要內容（收入《毛選》第五卷第313——329頁，對原講話已經作了大的刪改）。鑑於这次會議是專為總結、吸取波匈事件的經驗教訓而開的，而况在會上宣佈了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可見兩者之間的密切的關係。是以它是筹商整風運動，特別是毛的整風運動初志的热切參攷資料。

從上述我們對會議、對毛的總結講話的介紹中，有哪些是與後來整風、反右派相關的問題呢——

第一，毛對於波、匈事件的缘故和教訓的說法，充分說明毛並沒有絲毫從压根上接受波匈事件教訓的意圖，這並不是因為毛不知说念事件缘故和真相，而是他認為波匈东说念主民起來反對的那些事情都是對的、是絕對不可变嫌的！波匈东说念主民起來反對的實際上就是一件事，一個東西，那就是斯大林主義。但是毛認為它是共產黨的命脉，是共產黨政權得以存在的「兩把刀子」之一，是絕對不可丟的！是以，從压根上說，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不是什麼扼杀特權，實行民主和提能手民生流水平，而是加強階級鬥爭，殺掉一切潛在的反翻新！根除更多有反動想想者的隱患。毛的這一想法來源於他那窮兇極惡、無所不必其極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了維護和鞏固他獨裁政權，他不错不吝一切，消滅一切。是以，波匈事件對毛來說不是促使他向民主轉化的契機，而是促使他加強極權統治、加緊消滅一切可能對他的極權統治構成威脅的現實和潛在的「敵东说念主」。 而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則是他所認定的這種敵东说念主或潛在敵东说念主。

第二，毛從會議中看出了劉、周、陳等與他的紧要分歧，堅定了他隨後以「反反冒進」之名對周恩來進行整粛的決心，也堅定了日後他對劉少奇等黨內一切妨礙他專制獨裁勢力進行掃蕩的決心。

在这次會議之前，蘇共二十大颳起的反對個东说念主崇尚、實行黨內民主之風，也波及到了中國。因此在中共的八大之前和八大期間，出現了短暫的民主氣氛，主要表現在：政事上提倡了重視知識分子，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尊重憲法法制，保護东说念主民基本權利等輿論取向；經濟上提倡了反對冒進，反對不顧實際情況追求建設規模和速率，不顧民生，破壞國民經濟均衡的作念法。毛知说念這一切的矛頭實際上都是對準我方的，但依當時的政事氣候，毛知说念只能暫時退卻，不予爭論。於是就有了較為溫和、務實的「八大路線」。劉、周、陳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實際上亦然八大路線的延續。對這一切毛銘記於心，耿耿於懷，在內心深處恭候時機，以便將他我方被动贊同的八大路線顛覆、推翻，將與他唱對台戲的政敵通通打翻，踩在腳下。

於是我們看到，東歐發生的波匈事件，本來對共產黨政權有所警示作用，正如劉少奇、周恩來所指出的那樣。但毛卻把它推到了反面，認為這是反翻新死灰複燃的表現，必須以強化階級鬥爭、強化「專政」來解決。依仗我方在黨內的獨裁地位，毛趁此發出了狠抓階級鬥爭的信號。這一切都為次年的整風、反右運動定下了基調，埋下了伏筆。

第三，毛設想的整風，包括了黨內整風和黨外整風這兩方面的內容，前者是處理內部矛盾的「和風細雨」，後者則可能是敵我矛盾，主要打擊對象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後來毛將其統一改稱為「資產階級右派」）， 是以毛說資產階級诠释注解很帕整風，怕东说念主东说念主「過關」，他指的就是延安整風對付知識分子的那－套，包括「鋤奸」與「搶救」。這就是毛擬議中「整風運動」的內涵。後來有东说念主說毛的黨內整風完全是假的、是幌子，這恐怕也不是事實，在那次會議總結講話中，毛還說了底下一段話：「現在有這樣的一些东说念主，好像得了六合，就高枕無憂，不错橫行粗豪了。這樣的东说念主，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應當的，我最歡迎。而况有些時候，唯独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吸取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东说念主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道們要看作善事」。 又說：「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麼工东说念主、農民、學生就有事理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东说念主民群眾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事理把他革掉」。雖然毛的這些話決不可全信，但為了我方的山河穩固，他但愿根除一些不好的東西亦然情理之中的。是以他提倡整共產黨的「三個主義」，也並非全是「引蛇出洞」的謊言。

關於黨外的整風，毛明確地說：「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倡整風，就是想想纠正」。可見毛的「整風」一詞，就是「想想纠正」，既包括共產黨內，也包括整黨外；既針對當權者，也針對幫共產黨整風者。就黨外整風來說，一切政事上可疑者，如民主黨派东说念主士、知識分子，或者家庭出身、社會關係「不好」 的东说念主，都在「整治」之列。後來毛把他們打成「向黨猖狂進攻」 的右派分子，按毛的邏輯，其實也屬整風的範圍，整風的題中之義。（後來许多毫無「右派言論」 的东说念主都劃成了右派分子，是他們本东说念主的身份所注定，因為毛要根除「隱患」。）這樣我們就不會對整風轉向反右感到不解了。

第四，毛在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同時，已經作了對付可能出現的「大民主」即上街请愿遊行、鬧事的預案，那就是堅決實行武力鎮壓。毛在講話中有兩處浮现了他的這一想想：一處是說他不怕大民主，他說：「帝國主義都不怕，怕什麼大民主？怕什麼學生上街？」這裡的潛台詞是：好意思帝國主義那麼強大的武力我們都执政鮮頂住了，而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民眾，難说念還怕他們嗎？匈牙利幾乎全國都起來起义了，結果呢？還不是經不起蘇聯坦克、槍炮一掃！中國的民眾沒有銅頭鐵臂，也不可能全國起來起义，怕什麼？是以他說我方不错「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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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處毛說：「壞事不错變善事」。「凡是失敗的事、灾祸的事、錯誤的事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產生好的效果。」他接著以波匈事件為例，說：「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好什麼呢？就不错一舉殲滅、一網打盡，壞事就變成善事了。後來他還說，出現「小匈牙事件」是善事，不错分割消滅，「擠出了膿包」。

這些滿含殺機的話，是預計、陰謀和罗网。但是後來整風中並沒出現毛說的反翻新（右派）上街鬧事等「大民主」現象，更沒有出現「匈牙利事件」。然而毛仍然不依不饒，為了表示自已果不其然，硬是製造了漢陽一中所謂的「小匈牙利事件」。

充分领会毛上述講話，我們就不错知说念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在毛的計劃之中。至於他把運動前我方的承諾，如實行「和風細雨」、「言者無罪」、「三不（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策略」等等都當作了「放屁」，那就屬於他的「策略」問題，出爾反爾，在毛來說屬於「小節」了，他是從來不在乎這些「小節」的。

是以後來他將數以百萬計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右派」， 插手黑牢，打入另冊，充當弥远「賤民」，製造古今中外第一大翰墨獄大冤案，完全是他的計劃，他的初志。毛並非不知说念這些东说念主的冤屈，但這些东说念主是他預計中的「隱患」，只好預先根除之。他不可比及他們搞「裴多菲俱樂部」才根除。不搞掉這麼多「階級敵东说念主」，也就不可充分吸取波匈亊件的教訓，不可顯示出他的睿智偉大。（到了鄧小平時代，就複查出有99·9%屬於「擴大化」了。）

二、「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毒計之形成

毛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雖然作出次年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但具體的决策尚未形成，這場運動的主題已經明確，就是：通過打擊中國潛在的「反動勢力」，消滅在中國發生匈牙利事件的隱患，同時以此鎮懾黨內高層的右傾、保守勢力，為全面按照毛的条件突擊實現中國的軍事工業現代化，建成稱霸天下的軍事強國掃除一切障礙。此後幾個月毛的主要元气心灵就是想考怎么開展這場運動。

現在追尋蹤跡，這一場「陽謀」的具體形成和製造過程，主要反馈在他召開的三個會議上所作的講話之中。

第一個是在1957年1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的講話。這是一次黨內方面大員的使命會議，毛敞開情愫向他們交底，是毛對其整風、反右陰謀的一次很好的自我走漏。

這個講話分為兩次，或者說兩段。第一次是1月18日的講話，名為「談想想動向問題」，實際上完全是為即將開展的整風運動造輿論、造氣氛，從中不错看出，毛的敵情觀念較兩月前有了很大的發展，對形勢的估計空前嚴峻起來。

比如，他在講話中提到石家莊一個學校因為學制延長一年，有少數反翻新分子煽動學生去请愿遊行，去搶佔廣播電台，要搞個「匈牙利」；又說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倡：「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东说念主就是了！」據知情的當時清華大學黨委宣傳部長郭说念暉回憶，毛說的這個學生是機械系銲接專業的武天保，其實他压根沒有說過這句話，是個別為了邀功討賞者將這個虛假情況上報上去，於是以訛傳訛，正中毛的下懷。石家莊那個學校的「反翻新事件」大约也屬此類。

毛據此認定：「我們高档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田主、富農、資產階級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东说念主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恐怕也差未几。」「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

「在一些诠释注解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想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裡頭有一技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东说念主」，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约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複辟？」

然後聯繫到蘇共二十大後國際上出現的所謂「反共風潮」，說國內「也有少數东说念主起了波動，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东说念主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浮现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螞蟻引出了洞。」

毛還說黨內和軍隊內一些高級幹部偏聽田主、富農、富裕中農親屬的話，「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互呼應。」

他再次談到不要发怵大民主，「如果有东说念主用什麼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轨制，推翻共產黨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百花齊放問題，毛說：「有些同道認為只能放香花，不可放毒草。這種看法标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睬解。一般來說，反翻新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必反翻新的面貌出現，而用翻新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成心對它進行鑑別和鬥爭。」

在這篇講話裡，不错看到毛已經對他所謂的「形勢」有了明確的判斷，那就是中國已經有一部分东说念主想鬧事了，想「搞匈牙利」了，這些东说念主就是知識分子，诠释注解、學生、文化东说念主。毛告訴他的大員們，仍然要讓他們「放」，放出了毒草，再來整它、扼杀它的影響，必要時「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次是1月27日的講話。這個講話可謂又長又臭，其中有關整風的內容與上回的講話差未几，但也有一些發揮，如「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放香花的同時，也势必會有毒草出來。這並不可怕，在一定條件下還有益。」「有些現象在一個時期是不可幸免的，等它放出來就有辦法了。」

「對民主东说念主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铁心讓他們批評。」「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东说念主，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群众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爭論，爭取多數，把他們孑然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孑然，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东说念主民，我們對待民主东说念主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走漏，後發制东说念主，不要先發制东说念主。」 可見，這時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决策己經形成，並準備用他慣用的方法如深文周納、無限上綱、施意歪曲、攻其一點不足其餘等等，派上用場。由此也就可見，毛將他在戰爭中的「詭说念」完全用於搞運動。

這個會議以及前边的八屆二中全會，是使命會議，不是專門講整風的會議，但是毛在會上把整風、反右的一些基本技术、原則、贪图向他的大員們交底了。

第二個是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這個會議與前次會議不同，它不是黨內會議，它規模和範圍很大，共有1800多东说念主包括多量的黨外东说念主士參加，而况這是一次專門為發動整風運動而召開的動員性質的會議，是一次營造「引蛇出洞」氛圍的會議。毛在會上作了後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东说念主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長篇講話，這篇講話總的基調溫和，毛顯得談笑風生，通情達理，想想開明，甚而「真誠」，給东说念主的印象是這位一貫悍戾、簡陋、嗜血成性的毛忽然變得仁爱溫順了。據當時與會者回憶，毛承認「階級對抗已不存在了，剩下來的是东说念主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就行了。」說中國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东说念主們起來批評共產黨，幫黨整風，並且要暢所欲言，允許言論解放和提倡不滿意見，不會受到報復。還說那些不發表批評意見的东说念主「不是我們的一又友」。

毛指出他的幹部隊伍中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對群眾的意見不是採取說服而是採取壓服的辦法。還指責斯大林「殺錯了许多东说念主」。也承認中國的鎮反運動發生了偏差，也錯殺了一些东说念主。他說帝國主義分子說我們殺了2000萬东说念主，極其荒謬，實際上鎮反殺的「不超過七十萬东说念主。」內中也許有少許錯案。毛表示這些錯誤將得到糾正。

毛講話製成錄音，放給那些不可參加會議而需要參加「幫共產黨整風」的更多东说念主聽。3月1日毛又專門召集與會的民主黨派負責东说念主士，對他們說，請他們批評中共，並特別聲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奇怪的是毛上述這篇热切的長篇講話卻遲遲不見付諸翰墨發表，直到6月19日即在講話三個月又22天之後，整風轉入反右半月之後，才在《东说念主民日報》登出來，這時早已罢手了鳴放、整風，而是蚁集力量開展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了。而况东说念主們發現，风雅刊登出來的文本，與原來实在的講話內容已大相逕庭，通盘原講話中饱读勵东说念主們「幫黨整風」、言論解放、言者無罪等等都不見了，鎮反錯殺了东说念主，共殺掉七十萬反翻新分子的話也不見了，卻冒出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说念路和資本主義说念路的矛盾」 等原來沒有的說詞，特別還冒出一個「辨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 這六條標準歸結為一點就是：「它們應當成心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减弱這種領導」。

這個六條標準，說得很是抽象、廣泛，不具可操作性，卻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它實際上很是容易將一切給共產黨提意見，「幫黨整風」者扣上「反黨」、「 反社會主義」、「反翻新」罪名，顯然，這是毛給反右派運動設計的一個緻命的「殺手鐧」。

由於這個六條標準是6月19日泡製的，卻硬塞在2月27日講話之中，它也就成了毛的「陰謀」的證據。然而毛卻以此為依據厚顔無恥、理直氣壯地說他早已有言在前，他不是搞陰謀而是「陽謀」。毛在1957年7月1日親自為他的喉舌《东说念主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大言不慚地宣稱：

「（整風）其贪图就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东说念主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天下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鬥爭是不可幸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有东说念主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前告訴了敵东说念主；牛鬼蛇神唯独讓他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唯独讓他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這就是「陽謀」之說的來歷。也就是說，毛竟然將他在國家最高級別的國務會議上當著1800名與會者所作的長達四個小時的講話，以及據此製成的錄音帶都當作了他捉弄國东说念主的把戲！他的講話不错像放屁一樣不算數。而况還僞造一些假貨塞進裡面，然後硬說是當時他說過的話。在民間，如果一個东说念主當著另外幾個东说念主說謊，或者出爾反爾否認在幾個东说念主眼前說過的話，细目會被罵成流氓、潑皮、無賴；如今作為一國之君的毛，竟然當著全中國、全天下东说念主民的面撒謊、耍賴，應該給個什麼封號呢？恐怕不不错一般的流氓無賴看待了……

即使經過毛的經心修改，我們今天來讀收入《毛選》第五卷中的這個講話，它仍然浮现不少狐狸的「尾巴」。

在講話的第一部分雖然毛將民主說成是一種技术，而不是贪图（贪图是什麼，毛沒有說），但他不得不重申：「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东说念主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书、集會、結社、遊行、请愿、宗教信仰等解放。」但是，為了发怵东说念主們收拢憲法這個「根据」，毛接著又使出了一個偷樑換柱之計把前者含糊了：「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蚁集制」，「民主解放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民主是相對蚁集而言，解放是相對紀律而言……這種民主和蚁集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蚁集制。」毛有如一個權術魔術師，將民主、解放、蚁集、紀律這些意见相互稠浊了一頓後，就變成為他的「專政」服務的「民主蚁集制」了。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毛還在這個講壇之上，在大庭廣眾之中對歷史進行了厚顔無恥的撒謊和揑造，毛說他在延安整風時創造了一個「叫作念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即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達到新的基礎上的團結。用它代替『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裡，毛仗著他那一手遮天的本事，把弄得鬼哭东说念主嚎，东说念主东说念主自危的延安整風說成一場和風細雨、东说念主东说念主笑逐顔開的輕喜劇。更為無恥的是，毛竟然還說，自從1927年起在江西根據地和中央蘇區時期，他就是採取這種「和風細雨、與东说念主為善」的方式處理內部矛盾（毛的原話是：「自從一九二七年我們在南边成立翻新軍隊和翻新根據地開始，關於處理黨群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以过火他东说念主民內部關係，就是採用這個方法的」）。然而鐵的事實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為了打擊以李文林為首的江西地方共產黨勢力，毛不吝以僞造的「AB團」的罪名，先後殺害數萬名紅軍官兵和地方幹部，其中屬於江西地方武裝的紅二十軍，副排長以上幹部被全部殺光！這就是毛的「和風細雨」、「 治病救东说念主」的「團結——批評——團結公式」。

毛之是以敢於在全黨、全國东说念主民眼前公開撒謊，除了他的流氓、騙子人性外，還在於他知说念無东说念主敢揭穿他的謊言，無东说念主敢揭他的老底，知情的從蘇區和延安走過來的老幹部，早已經屈服於他的淫威，不知情者，則只能聽任他的擺弄。

在這個講話中，毛也承認鎮反、肅反中有錯誤，並表示要「有錯必糾」，提議在「中央由东说念主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操纵，地方由省市东说念主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操纵」進行檢查和糾錯使命。後來羅隆基據此提倡成立這樣一個檢查糾錯機構，卻被硬扣上「進行反攻倒算」的「反翻新罪恶」。

在講到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相互監督」 的方針時，毛說：「想想鬥爭和其他鬥爭不同，它不可採取悍戾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緻講理的方法。」對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想想意識，「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的批評。」 說得多麼輕巧、溫和可愛！

談到對待群體鬧事問題時，毛說：「應當在處理鬧事的過程中，進行細緻入微的使命，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要歪邪收兵。」「對鬧事的帶頭东说念主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翻新分子應當法辦之外，不應當輕易開除。」

但是，只消望望後來他親自参预處理的對湖北漢陽中學初中生「鬧事」的所謂「小匈牙利事件」，就不错知说念什麼叫「彌天大謊」了。

總之，這篇講話是毛為了「引蛇出垌」 而不顧後果、不顧亷恥施放的大煙霧、大誘球。

第三個是半個月後1957年3月12日毛在中共全國宣傳會議上的講話。

這是毛在整風前夜在一次專門使命會議上的講話。和前边的一樣，在收入《毛選》時已經作热切修改，與它的原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不過我們還是不错從中看到一些東西。它的基調仍然是實行「雙百」方針，饱读勵鳴放，並說現在鳴放得不夠。毛還說知分子热切，「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就不可作念好，是以我們要好好團結他們。」並且說，在「五百萬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愛國的」。但是他立即轉過話鋒，說還有百分之一、二、三「極端反動的东说念主」。對於「絕大多數愛國的」、聽話的知識分子，毛對他們也並沒有若干正面的評價，而是說：「有些东说念主讀了一些馬克想主義的書，自以為有學問了，但並沒有讀進去，並沒有在頭腦裡生根，不會應用，階級格局還是舊的。還有一些东说念主很驕傲，讀了幾句書，自以為了不得，尾巴翹到天上去了，然而一遇風浪，他們的立場，比起工东说念主和大多數勞動農民來，就顯得大不相易。前者動搖，後者堅定，前者曖昧，後者轩敞。」

這一段話比較充分表現了毛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一是在毛看來唯独「馬克想主義」才算學問，其他都不算，是以才有了後來的「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 等等。二是工东说念主農民不但比知識分子可愛，而况也比知識分子有「知識」，因為他們的馬列主義立場比知識分子堅定，這亦然後來毛說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發端。三是毛認為知識分子的「階級格局」是很難改變的，即使是認真學了馬列主義，「階級格局還是舊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頭腦裡有知識，但那都是反動的舊知識，是以要永遠提防他們，纠正他們。

毛的話是基本正確的，要把知識分子都改酿成純粹的「俄式赤化分子」，大约是很難辦到的，要改酿成俄式赤化分子中最「優秀者」如毛本东说念主，就更難辦到了，因為知識分子如果都成了毛那樣厚顔無恥、窮兇極惡的「有文化的流氓」，知識分子自身也就不存在了，整個國家、甚而东说念主類也完蛋了。

這個講話的第五部份是講整風問題。面對他的宣傳骨幹，毛也並不交底，仍然要他們充當騙子去騙別东说念主，騙知識分子。毛對他們說：「共產黨中央作出決定，準備在本年開始整風，黨外东说念主士不错解放參加，不願意的就不參加。這一次整風主要是……一方面要嚴肅認真，對於錯誤和缺點，一定要進行認真而不是松驰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况一定要糾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風細雨，懲前毖後，治病救东说念主，反對採取『一棍子把东说念主打死』的辦法。」

毛還對他的骨幹們饱读氣：「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东说念主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天子打下馬……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精神。」毛援用這句成語的宅心值得關注，這時中國的「天子」是誰呢？當然是毛我方，這點毛当然很是显着，他這樣講並不僅僅是打比方，而是示意也不错批評、反對他這個當代天子，不過那就要付出「一身剮」的代價了……

此外，毛還會上講了：「放」是一個基本的、長期的方針。只能放，不可收。

對他的運動骨幹、代理东说念主都不交底，不講真話，是毛的一個原則，因為他從來不信托任何东说念主，隨時準備將這些代理东说念主變成運動打擊的對象，或者當作替罪羊。

由於率先毛將發動這場整風運動的真實贪图、技术和部署對通盘东说念主守秘，特別是他大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等，因而引起一些黨內高層东说念主士的猜疑和不解，根據他們與毛的長期相處的經驗，當然知说念事情絕對沒有毛在公開場合說的那麼簡單、好意思妙，但毛的具體計劃他們也不知曉，因而主動拉開了與這場運動的距離。一些外國筹商者發現，毛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那場長達四個小時的報告的時候，沒有劉少奇在場，經考證劉當時在離北京不遠的河南教师；彭德懷、林彪則稱病未出席會議，林伯渠和朱德也離開北京去外地了。筹商者於是據此斷定這些黨內热切东说念主物都「反對」 毛發動這場「整風」運動 ，或不滿毛宣佈的運動的方針策略。其實，說黨內高層反對毛搞整風是不可能的，因為早在上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這一決定已經宣佈了，而况不論劉少奇、周恩來或其他东说念主誰也不敢頂撞毛。實際上是，劉少奇等东说念主（鄧小平除外，他後來成了整風領導小組組長，毛的主要助手，反右第一線總指揮）不出席，更可能是他們都有「延安整風」 的經驗，知说念毛又「故伎重施」 了，不願意捲進毛這場陰謀渾水中去。是以儘可能避而遠之。

但毛也不是絕對守秘，不久，他跑去杭州，就對他認為的可靠的亲信羅瑞卿、康生、以及來杭州晉見的華東局書記柯慶施等东说念主說出了心裡話，他說，他的關於歡迎批評共產黨、歡迎黨外东说念主士幫共產黨整風的講話，已經使知識分子從原來的「猶豫情緒顯得比較開朗」，開始「鳴放」了，但是「鳴好鳴壞由他們我方負責，归正總有一天要整到（他）我方頭上來。」「我們要放，要硬著頭皮，讓他們攻！」「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讓他們罵幾個月。」毛還說現在是「放長線釣大魚。」「不讓蛇出來我們怎麼能捉它，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現、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志氣。」「我們是一逼一捉。」在這裡毛已經把他的陰謀詭計盡數交底了。

是以，那些認為毛後來是被逼「横目切齿」才「翻臉」、 才把整風變成反右派的东说念主，實在是完全錯了！如果不是罢职為毛掩飾，就是他們太低估毛了，是以「正人之心」， 去度毛的蛇蠍之腹。其實在毛看來，整風和反右是－回事，就像延安整風包括「鋤奸」、「搶救」一樣。整風就是整知識分子，整敵东说念主。事情就這麼簡單。

歷史以鐵的亊實證明，對毛這種「非东说念主類」 的任何言行，特別是甜言蜜語，絕不不错對平常东说念主之心去猜度，去解釋，否則，你就要為此付出代價，後悔莫及矣！

所謂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

當毛認為已作念足了「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文章後，剩下的就是去實際推動了。這時的毛，一方面利用他的統戰、宣傳器具，廣施釣魚之策；另一方面親自出馬去遊說各統戰對象，雙管齊下。

先是叫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專門討論他的講話，率先大鳴大放。自3月7日至19日，共有406东说念主在會上作口頭和書面發言。毛本东说念主則不斷召見新聞出书、文化藝術、科學教育界东说念主士反復動員，饱读厲他們大鳴大放。他還公開贊楊《文彙報》辦得好，「我也愛看」， 反過來批坪《东说念主民日報》不積極宣傳他關於整風的講話，是和中央方針「唱反調」，是「死东说念主辦報」。 於是全國大小報紙速即掀翻了刊登大鳴大放言論的熱潮。接著，自3月16日起，毛又馬不停蹄南下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處發表講話，饱读動鳴放，並說我方是「遊說先生」。

毛的統戰部門也空前勤恳。自5月4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集民主东说念主士座談會13次，後來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对等东说念主所謂的「大毒草」， 就是在這些會議上「鳴放」的。統戰部還召開工商界东说念主士座談會25次，此外，國務院、國務院各部、委、辦，各高档學校，以及各省市自治區，均紛紛倣傚召開各種格局的座談會，鳴放會，一時間，全國崎岖掀翻了鳴放上升。

4月27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风雅下達了開展整風運動的指引，《指引》条件繼續執行「放」的方針，把毛在那段時間在公開場合的表態統統寫了進去：「為了適應……為了克服……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东说念主，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要「進行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想想教育和哀感顽艳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方針，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东说念主』的贪图……」

文献重申：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解放退出……

4月30日，毛又特別指引：運動「應該多採取同道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流，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

就在同日，毛在天安門城樓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东说念主和知識界代表东说念主士開談話會，以身示範。毛在會上即席講話，動員群众幫助共產黨整風，大有周公吐哺、求賢若渴之態。毛講話主要內容如下：

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現在已經酿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該繼續下去，以處理东说念主民內部矛盾為題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

……要承認它，然後分析它，找出解決的辦法。現在報紙天天討論矛盾問題，有东说念主擔心东说念主民政府會被推翻，但已經二、三個月了，政府並未被推翻，而况越討論越發展，东说念主民政府就越鞏固。現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厲害，越攻越好……幾年甚而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問題，一辯論，可能在幾個月內就不错解決。东说念主們並沒有提議要突破你們的飯碗，也不是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条件改善關係。……多攻一下，切實攻一下，在報上發表，不错引起群众的风雅，否则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找出辦法，要黨內外沿途來……報上登一下，就不错突破沉悶的空氣。這時提整風比較当然，整風總的題目是要處理东说念主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

統戰使命的問題幾年不得解決，如有職無權等，過去很難解決，現在可能解決了……過去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东说念主士唯独職而無權無責，現在群众是有職有權有責。同共產黨黨員沿途混，民主东说念主士確是不好當，很有點惱火，不好辦事。現在黨內黨外應改成对等關係，不是格局上的而是实在的有職有權……诠释注解治校恐怕有好奇好奇。是否分红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诠释注解會議管教學……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要李維漢同道負責找黨外东说念主士和民盟、九三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徵求意見。

談話中毛還說了句極誠懇又有幾分幽默的話，他說：「群众對小梵衲提了不少意見，但愿對老梵衲也提些意見。」可見當時談話是十分輕鬆的，不像官方報導的那樣幹巴無味。可惜的是，後來儲安平先生將此話當真了，援用此語來給毛提意見，結果引來了猛火焚身，付出了性命的代價。

誰能想得到這些是一場天大的陰謀、一個彌天大謊呢！

據說，在看到毛2月27日講話原文的譯文之後，全天下筹商共產主義的「專家」都被毛的開明和氣度感動了，都認為毛的講話將是對共產主義理論的转换。共產主義學說分化了，毛澤東的想想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更是奔波相告，幾乎是彈冠相慶，據親自聆聽了毛講話的东说念主士說，毛在講演中給還在遭到文藝界左將們圍攻的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后生东说念主》解了圍，說寫得相當好，但卻不是很好，因為小說裡只批評了北京一個區黨委的組織部，沒有暗射黨中央。「我就奇怪，中央為什麼不不错暗射呀？中央的官僚主義也不错反嘛！我就說過我對這個小說很不讚成，因為小說寫的還很不夠！」……順便毛又批評他曾經纵情支撑過的當年反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筹商》的后生學子李希凡，說李現在住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号召，當了「婆婆」，寫的文章不生動了，使东说念主讀不下去。

接著毛又談到詩东说念主流沙河。毛說：還有一個流沙河，寫了個《草木篇》，那是有殺父之仇的东说念主呀……接著他就講草木篇，講著講著又講回來了：「我們要團結一切东说念主，包括有殺父之仇的流沙河，亦然我們團結的對象嘛！」

知識分子們被毛的披肝瀝膽的真誠和「大肚能容六合難容之事」校服了，親聆了在全國宣傳會議上毛的講話的知名翻譯家、文學家、好意思學家傅雷，3月18日揮筆給他遠在波蘭留學的兒子傅聰寫信，深情地寫下了底下一段話：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气、音調，特別親切夷易，極富幽默感，而况沒有教訓的口氣，速率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列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当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果然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抓得緊……毛主席大约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是以從1月18日至27日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上提倡百家爭鳴問題。2月底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更明確地提倡，這次3月12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

最後他教育兒子：「他們（指波蘭——筆者）的知識分子徬徨，你可不必徬徨。偉大的毛主席遠遠發出的萬丈光线，照著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东说念主家的領導才好。」他我方呢？更是興奮難以好处地對东说念主就說：「共產主義者遍六合，毛主席真乃千古一东说念主！」 看來傅先生不僅被毛折服了，還學得了一點馬屁精的本亊。

然而誰能料到，對毛如此敬佩之至，赤膽忠诚、甚而甘當「毛奴」的傅先生在即刻到來的反右派鬥爭中仍被劃為右派，飽嘗批鬥耻辱和皮肉之苦，最終被打成「共和國」的「賤民」，「不齒於东说念主類的狗屎堆」。文革中，終於被毛的紅衛兵生生逼得鸳侣雙雙懸樑自盡！

在國內外對毛的講話一派叫好聲中，唯独兩個身份非凡的特殊东说念主物發出不吞并般东说念主的低沉之音，他們中一位是蘇共頭頭赫魯曉夫。赫氏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寫说念：

「毛很是明白我們不讚同他的這個策略，我們反對讓那些通盘不同的花都開放……另外，我認為『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心把民主妥协放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东说念主們把我方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格局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他認為具有无益想想的东说念主除掉。」

另一位是好意思國國務卿杜勒斯先生，杜氏讀了毛的《關於正確處理东说念主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英譯本後，如此呈报記者的提問：

「我把這篇講演看了幾次，這一類的講演是要多讀的，即使這樣东说念主們還是不可十分確定它們的意義……」

「东说念主們還不可斷定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的講話，究竟是標誌著解放主義的開端，還是誘东说念主堕入羅網的方法……」

這兩位都是毛的政事對手，赫氏與毛打過幾次交说念，特別是經曆波、匈事件，使他對毛的認識有了速即的提高；杜氏作為好意思國重臣，艾森豪威爾的主要酬酢助手，對毛更是有深入的瞭解。他們對毛的講話不約而同地持懷疑、不信任態度，懷疑它是毛設計的罗网。

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不這樣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從小受到「仁、義、禮、智、信」 的教育，信服「信者东说念主之本」，「东说念主無信不立」。認為平常东说念主言而無信尚且難以驻足社會，何況作為一國之君，又是當著全中國、全天下东说念主民的面，紅口白牙許下的承諾，豈會出爾反爾？縱使有一些口是心非的地方，也只會暗暗在執行中悄悄作一些修改，而不可能將公佈於六合的大政方針棄若敝履，甚而反治其身吧！

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政事學知識，大约只在幼兒園水平。不過這種說法好像也難以說得通，因為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都受過西方高档教育，有些還是「政事學博士」、「哲學博士」，怎麼一趟到中國，回到毛的統治下，就變得跟「笨蛋」差未几了呢？可見問題可能不单在知識分子這一方面，還在於對方、對手一面的毛實在太過「精粹」、太過高妙了，以至於這些飽學之士面對他唯独束手就擒、任其宰割。當後來這些知識分子一一落入毛的罗网，被貶為「賤民」發配邊疆、或送去農場勞改、或坐穿牢底，這時才無不對毛的「陽謀」驚嘆狼狈！如大夢初醒。這就是亂世中國的政事鬥爭規律：劣幣驅逐良幣。知識分子絕對不是湖南痞子的對手！不過毛對付他們的辦法其實十分簡單，那就是大兵加鐐銬！外加剝奪你的發言權。用句簡單平日的中國成語就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 而况压根不給你「講」 的機會。然後把你捆了送去生不如死的地方，像狗－樣活著，或者廢物利用，幹脆把你宰了用作「肥田」（在延安整風中毛就說他的政事對手不如狗屎，因為狗屎不错肥田，教條主義不可肥田）。毛玩這類遊戲早已輕車路熟，早在十年前的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和談，在答複英國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書面提倡的十二個問題中的第十個問題：中共對「解放民主的中國」的意见界說為何？——毛就答複說：

——「解放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浩繁、对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东说念主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解放（即「言論和表述的解放」，「信仰天主的解放」，「免於匱乏的解放」，「免於恐懼的解放」—— 筆者）。它將保證國家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配合。」

上述答複是由外國記者向海內外傳播的，當時中共的《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均刊登在最顯著的版面。後來毛勝利了。他兌現了承諾了嗎？給了中國东说念主民他說的那些民主妥协放了嗎？誰又敢與他較真、跟他算賬呢？連全天下都不错欺騙，中國的知識分子豈在話下！

可惜东说念主們太忘记了，現在只忙於呼喊「毛萬歲」，以緻十年前的延安那一幕如今又再次重演了。而在毛看來，對知識分子玩些「陽謀」把戲，實在有如兒戲。不過小菜一碟，何足掛齒！

毛的周公吐哺式的献艺大獲奏效。魚兒們紛紛吞餌、上鈎了。

第一個「跳出來」自投羅網的是費孝通诠释注解，知名社會學家，其時還掛著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民盟中央常委、文教委負責东说念主等一大串頭銜。1957年3月24日他在《东说念主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正是這株「大毒草」將「右派」這頂帽子紧紧地扣在了我方頭上。

後世的东说念主們也許認為這一定是一篇言詞强烈、批評共產黨不原宥面火藥味十足的檄文，否则費先生缘何拔得右派分子的「頭籌」？以費先生在知識界的威信，毛共缘何絲绝不原宥面，要將其作為「右派先鋒」起先拿下呢。

錯了，大錯特錯！好在費文不長，這裡不妨一錄，望讀者諸君不妨用放大鏡或顯微鏡仔細檢查搜索，望望哪裡有「反毛、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病毒」：

客岁一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因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好像現在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难免乍暖還寒，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靠拢一看，問題還是不少的。

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零丁的一又友所起到的作用是難以言喻的，甚而有东说念主用了「再度解放」來描摹我方的心情。知識分子在新社會的地位是细主义了，心跟著著了窩，安了心。快慰了，眼睛會上前看，看出我方的前程，因此，對我方也提倡新的条件。有的敢於申請入黨了，有的私行計議，有餘錢要買些大部頭書，搞點基本建設。這種長期计算的念頭反馈那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的轉變。

周總理報告之後，各地學校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作念了不少使命，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和使命條件，兩者比較起來，生活條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資提高了，過去許多只夠衣食的教師們現在不错買買書了，就是子女多，家屬有病东说念主的困難戶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顧，生活上的問題總的來說基本上解決了。知識分子是滿意的，甚而有點受之有愧。而况過去這一段時間裡，许多學校裡對高級知識分子照顧得也很是周到。比如為了剪髮、醫療、買菜等排隊浪費時間，給高級知識分子優先待遇，甚而看戲都不错預定前排座位。高級知識分子對於這些優待是領情的，但這也使他們過分杰出，叫別东说念主看來不很称心，甚而引起群眾的反感。這些辦法是否妥當還值得考慮。我我方就沒有用過這些優待券，因為拿出來怪不好好奇的。

百家爭鳴實實在在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識分子的想想纠正是從立場這一關改起的。劃清敵我似乎比較容易些，一到觀點、辦法，就發生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問題，似乎就不簡單了。比如說，擁護黨、政府、愛國家、东说念主民，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想想體系，就有不少东说念主弄不清什麼是唯物的、什麼是唯心的那一套。

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裡熱，嘴裡還是很緊，最好是別东说念主爭，我方聽。要我方出頭，那還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為六合先。依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不愿敞開走漏想想的還是佔多數。

究竟顧慮些什麼呢？對百家爭鳴方針不解白的东说念主當然還有，怕是圈套，蒐集些想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不错好好整一整。這種东说念主不可說太多。比較更多的是怕出醜……

有一位一又友說得很生動，他說，我不是怕挨批評，我們往常還不是有被批評的，學術論戰還是搞過，現在可挨不得，因為一有东说念主說我方有了唯心主義，翌日上課學生的臉色就不同，我方腳也軟了。悦目是很現實的東西，戴上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就會被打入冷宮，一直影響到物質基礎，因為這是「德」，評級評薪，進修出國，甚而談戀愛，找愛东说念主都會受到影響。這個風氣現在是正在轉變中，但是積重難返，牽涉的面廣，也不是一下子就轉得過來的。「明哲保身」，「不吃刻下虧」的想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料想了不鳴無妨，鳴了說不定會自討麻煩，結果是何苦開口。

筆者以為費孝通這篇文章按毛的標準，不僅不是毒草而是大大的「香花」。因為它既是一篇對共產黨的讚歌，又是向黨的「谈心」書，文中對共產黨的谢意之情、敬佩之意，溢於言表，發自赤忱。它活畫出了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經過建國後曆次政事運動，已經被整得夾著尾巴過日子慣了的知識分子，一朝得到一點「黨」的信任，「黨」的恩惠，便由衷地要叫「皇恩浩蕩」，甚而想喊「萬歲」了。仅仅作念縮頭烏龜慣了，一些东说念主仍然不敢響應毛的號召大鳴大放，他們只想過寂静日子，敷衍了事，絕對沒有對「黨」不敬的想法。更不可想像這樣一些随从相、市儈氣十足的順民，會膽敢向共產黨「猖狂進攻」，想奪共產黨的「六合」！從文中也不错看出毛共對知識分子的「兩手」確實高妙，效果非凡；一方面毛對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磨牙凿齿（「讀書越多越反動」，「對诠释注解們的知識當以狗屁視之」，是毛對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掀开窗户说亮话）；另一方面卻要把他們全部包養起來，對其中相當部分东说念主的待遇還強於一般共產黨幹部，不過，被豢養的代價是知識分子必須、絕對放棄自已的想想和學術上的自主、解放，亦步亦趨變成共產黨的馴服器具，變成毛主義的傳聲筒。當然也有东说念主不願作念這種生意。那麼好吧，毛說：不給他開飯（毛屡次說過這句話）。而當時中國东说念主的飯碗確確實實全部攥在毛手裡。當然毛在這裡說不給開飯並非要將其全部餓死，而是意味著送你去勞改農場吃飯、幹挑夫吃飯。這一著真的厲害，知識分子領教過了，或者看見到了別东说念主被開除「飯籍」後的慘狀。因此都願當被「包養」的馴服的器具了。在毛的高壓和誘惑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已經成了唯毛的馬首是瞻、且善於見風駛舵的順民，傳統的「先六合之憂而憂，後六合之樂而樂」，「甯為瓦全、不為瓦全」等等「士氣」已經飛去爪哇國了。

這就是當時知識分子總的精神狀態，或者是他們名义的狀態。費孝通先生極好形色了當時知識分子這種狀態和心理。仅仅他以為我方的身份、地位比較特殊，應該起來響應毛的號召，代表知識分子說幾句心裡話，甚而想說服那些「明哲保身」者起來響應黨的號召，參與「幫黨整風」， 也算是他對「黨恩」 的一點報答。

以上就是這篇文章的主旨和論題。這樣一篇「頌黨」的「佳作」怎麼被打成「毒草」，作者變成「大右派」呢？這需要具有高度政事敏銳性並瞭解一些毛政權內情的东说念主才能明白。原來此中的奧秘和關鍵就是他文中幾次提到並歌頌的周恩來總理。費诠释注解不知说念「黨」只能與毛劃等號，而不可與其他任何东说念主等同起來，特別是不可與周恩來等同起來。費孝通大约沒有风雅到毛在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開頭的幾句：「現在唱『紅娘』的是周總理，我好比那個老汉东说念主，必要時出來扭一扭，扭多了，觀眾就煩了。」（這個開頭語公開發表時当然刪去了。）這簡單一句話，其實包含著毛對周的若干嫉妒、归罪又無可奈何之情！歷史上幾十年的毛周恩仇就不說了，現在毛所謂的周唱「紅娘」這個討东说念主喜歡的变装，径直就是指周恩來在1956年1月在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上的報告，那個報告讓周恩來擄去了全國知識分子的「心」，讓周成為知識分子的老友和崇尚偶像，這就使毛睡不著覺。如今毛發動的這場陰謀加陽謀的運動，附帶目標就是要將周的主要「資本」之一的知識分子，連同他們在共產黨內的「老友」周恩來一併打入十八層地獄！而不識相的費孝通，竟然起先跳出來歌頌了一番周恩來，是可忍痛心疾首!……

當然這是毛心中的「話」，是不可說出口的，也不可用來當作定費氏右派罪的依據。其他定罪的「事理」 其實是很容易找的，就以費氏這篇文章的題目而論，就包藏禍心，罪該萬死！他將毛花了幾個月營造起來的對知識分子的「寬鬆環境」，竟然比作乍暖還寒的「早春天氣」，那麼此前知識分子不是一直處於「嚴冬」之下麼？將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領導下的知識分子說成是生活在「嚴冬」裡，光這一條還不夠劃十個右派嗎……

自作聰明的、自以為是的費孝通诠释注解，其實還不如毛部下一個大老粗戰士的政事水平。而况費的全部學問和知識，在毛說來正是「當以狗屁視之」的「社會學」，它有什麼用？完全是資產階級國家一門無聊學科，既不可多打糧食，又不可用來造原子彈（很是務實的毛在反右派以及後來文革中，都有專門保護当然科學家的規定），還不可如狗屎肥田。是以早在1952年毛共搞的大學院系調整時，「社會學」就被取消了，如今再除去一個費孝通，又有何不可？！

後來費诠释注解試圖通過檢舉右派中的「頭號」章伯鈞（說章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以及他原來的一又友、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說錢要「教師帶領學生準備暴動」）來減輕我方的罪責，可惜無效。

費孝通雖然是最早跳出來的一個，但從毛的鬥爭部署來看，他還不是毛所要打擊的重點，因為他雖屬高級知識分子，但卻不是職業政事家，不大能夠與毛「爭六合」。实在成為毛在这次運動中必欲打倒的對象、必須除去的心頭之患，是幾個民主黨派頭面东说念主物，他們是後來名噪一時的全國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对等，他們各有代表性，其「專利性」的罪名是：章伯鈞要「成立政事設計院」、輪流坐樁；羅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員會」搞複辟申雪；儲安平發表惡毒的「黨六合」論。這三东说念主的「三論」當時作為右派言論的代表，在全國進行大批判，弄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成為右派「罪惡」的代名詞。

現在就讓我們望望這些被毛澤東欽點的大右派的罪大惡極的代表作到底是些什麼東西。

章伯鈞，民盟第一副主席（主席沈鈞儒已年邁幾乎不做事，是以章是民盟實際負責东说念主），農工民主黨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政府政務委員，國務院交通部部長。光是他的第一個「頭銜」，就注定则是在劫難逃了，因為上文說過毛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已徑向共產黨內通報了：比及打倒蔣介石之後，民盟就是主要對手了，要採取措施「一步一步拋棄他們」， 起先是其中的右傾分子，章首當其衝。建國初期，鑑於當時的形勢，毛還需要把「團結民主黨派」、「成立聯合政府」這齣戲演下去，但對於在政府任職的民主黨派东说念主士，對於他們不時的「建言獻策」，已經使毛感到十分不快了。在黨內，毛說這些东说念主是「歷史上包下來的一批王八蛋」，說：「每年召開东说念主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議，總是要對付他們一場，通過法案，他們都舉手，下去視察就找岔子」。毛對他們已經有些忍無可忍了，這次整風運動的主要贪图之一就是要把以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 「打啞」，把他們中的一些代表东说念主物根除出政權機構和「翻新隊伍」，給那些企圖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當頭棒喝。

擒賊先擒王。章伯鈞就是毛起先要根除的一個「王」。章伯鈞其實並沒有什麼出格的「右派言論」和实在的不軌行為，仅仅作為一個老牌政客，留德哲學博士，曾經參加過共產黨又自動退黨，如今自强門戶，還有些政事无餍。比如他想發展民盟組織，壯大民盟力量，這就居心可疑。其實只消想想，這本屬於其職務份內之事。不過毛可非论，他本能地感覺到章是民主黨派中的右翼，是企圖與共產黨爭六合的最可怕的潛在敵东说念主，整風、反右不打倒此东说念主還打倒誰？

當然，要搞掉章伯鈞以及通盘的「右派」，總得收拢一些根据。於是，毛的辦法是，誘使這些东说念主「鳴放」，請他們幫共產黨整風，只消他講話，提意見，總能從他們的發言中雞蛋裡面挑出骨頭，再上綱上線加以分析，罪名就成立了。這就是毛「引蛇出洞」 的奧妙。然而民主黨派頭頭們也不是儍瓜，不會輕易上當，他們對毛有幾分瞭解，是以個個謹言慎行，不得不發言時，就把講話的內容截至在毛指定的範圍，或者重複毛我方說過的話。

1957年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的一再催促下，章伯鈞在中央統戰部舉行的座談會上發了言，提倡了後來作為他的右派大罪狀的「政事設計院」問題：

「過去，作念了轟轟烈烈的要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國家帶來了損失。如果在使命進行之初，就多聽聽东说念主大常委會、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就不错少走彎路。如掃盲運動，五年一貫制，推廣雙輪雙鏵犁等問題，如果事前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多方面地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專家的討論，就會減少損失，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是不可達到預期的贪图的。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然而政事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政事設計院，我看政協、东说念主大、民主黨派、东说念主民團體應該是政事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事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前和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開展廣泛的討論，轨制是不错補充的，因為群众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這就是被批為全國頭號大右派的主要罪狀。雖然從章的發言中我們看不出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企圖，但是，提倡這個「政事設計院」還是令东说念主覺得有些出格，因為這樣一來實際上有取代共產黨的「政事局」之嫌，再伸引開去，不是要取消共產黨黨的領導了嗎，豈有此理！是以公佈章氏這一罪狀後，全國东说念主民莫不憤怒聲討！

然而這時章氏卻頑強拒抗，拒不承認批判加給他的罪名。看來底氣很足。後來章伯鈞說出了他的底氣所在：原來這「政事設計院」乃毛澤東起先在黨內提倡，是劉少奇將這一訊息文告章氏的，章氏順湯底下，提倡成立「政事設計院」的建議。本来以為這是毛我方的說法，絕不會受到风雅，那知毛故意裝作作不知，把這一發明權讓給章氏，當作章氏的一大罪狀。章氏怎會「口服心折」 呢？

知说念這一內情後，當時還是毛的寵臣的彭真自願擔當毛、章之間的「調停东说念主」。 經過彭去作念章的「想想使命」， 終於達成正人協定：鑑於形勢需要，章擔當這一罪名；作為回報，在作右派處理時對其從輕發落，保證章及家东说念主不會受到太大的打擊。

還有什麼別的更好的前程嗎？沒有了，章伯鈞只能接這一安排。後來處理時宣佈：章劃為極右分子，撤銷了原有的九個職務而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一職， 工資由行政三級降為七級，但仍然享有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恭候遇。與一般的「極右分子」 比較起來，真可謂天淵之別了。看來，在某些方面毛還是很「守諾」的。然而毛也沒低廉了章，他又加給章氏一頂「章羅聯盟」一號頭頭的帽子，己經舉起白旗的章伯鈞無可選擇，只好勉強接受了。

全國第二號大右派羅隆基，亦為民盟副主席，時任丛林工業部長。羅氏是留好意思政事學博士。在國民黨當政時代，羅氏辦報、從教，書生論政，傲视時流，銳不可當。他曾被蔣介石邀請為其「講課」，頗有「帝師」之範。在1946岁首召開「舊政協」會議時，羅氏作為民盟代表，是38名政協成員之一。時羅氏任民盟宣傳部長，而當時有「第三方面」和「中間勢力」之稱的民盟，在政協中的代表比共產黨還多，是支配中國政壇的热切力量。不過它實際上已與中共結盟，相互幫襯，共同對付國民黨。羅隆基以其博聞強記、雄辯滚滚之才，在舊政協會上與中共代表周恩來配合默契，面折廷爭，大出風頭。其才思引起蔣介石和馬歇爾的重視，試圖以高官厚爵拉攏過去。可羅氏不為所動。羅氏雖然為共產黨立下了功勞，但其才華和知識分子的傲氣卻為毛所忌恨，建國之初毛並不給羅任何職位，大约是想殺殺他的傲氣。後來才給了他個丛林工業部長這種學非所用的冷扳凳坐，與羅從來顶牛的章伯鈞也為此頗抱不屈，說羅氏本乃政事酬酢之才，英語又好，卻叫他去管木頭，是為用东说念主不當，大材小用。孰知毛澤東不但忌才、屈才，還想「殺才」，終於決定將羅隆基也揪來批倒、批臭，清洗出局。

羅隆基的主要罪狀是1957年5月22日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他的原話是：

「由东说念主民代表大會和政事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饱读勵群众有什麼闹心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界东说念主士。我以為這樣作念有三個好處：一、不错饱读勵群众提意見……二、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反作用，使东说念主不可講話，有东说念主擔心在這次的『放』和『鳴』之後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了闹心的，要給他平反，就不错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之間的隔閡。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機構分開。三、現在誰都不可保證不才級機關裡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了這個機構，敢於打擊報復的东说念主，知所畏懼；受打擊報復的东说念主就有路可走，他們不错提倡控告。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地方东说念主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

羅隆基這一番建議，後來受到舉國一緻、同仇敵愾的討伐，認定這是羅氏反攻倒算「變天」的反動言論，成了羅氏鐵闆釘釘的「罪狀」。但明眼东说念主一看便知，率先提倡這個建議的不是羅，而是毛澤東本东说念主，羅不過是在其基礎上具體化一點良友。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那次知名講話的第二部分《肅反問題》中，就提倡「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接著說：「在肅反使命中，凡是已經發現了的錯誤，我們都已經採取了或正在採取糾正的步驟。沒有發現的，一經發現，我們就準備糾正。原來在什麼範圍弄錯的，也應該在什麼範圍宣佈平反。我提議本年或者来岁對肅反使命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东说念主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操纵，地方由省市东说念主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操纵」。很明顯，羅隆基仅仅在毛的「提議」的基礎上加以了具體化，基本精神完全一緻。是以這一「建議」的發明權（與章伯釣的「政事設計院」一樣）應屬毛，而不是羅。

但是，毛卻不認賬了。就像前次他把設立「政事設計院」 的發明權 「讓渡「給了章伯鈞一樣，毛又將成立平反委員會的發明權讓給羅隆基，而况這次因為是我方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公開提倡的，是以也就無須彭真去作念漆黑生意，也就不祥了給羅氏經濟補償這筆開支。結果當然硬是把這頂「罪名」栽到羅隆基頭上。特別冤枉的是，羅氏又被「任命」 為「章羅聯盟」 的二號頭頭。儘管羅氏大呼冤，但毛驷马难追，而况頭號成員章伯鈞己經「認罪」， 你羅隆基還有什麼法子抵賴呢！

右派猖狂進攻中的第三員大將和他的代表作是儲安平的「黨六合」論。

儲安平，留英歸來的精英，其东说念主是風度翩翩的好意思男人，其才華令廣大后生學子傾倒，亦為众东说念主所推重。1946年儲拒絕了南京政府的委以「高級公務員」的邀請，去自辦了一個名叫《觀察》的雜誌，《觀察》獲得空前的奏效，成了當時知名的知識分子的「論壇」。但因為其尖銳的反政府立場於1948年底被國民黨查封，但儲本东说念主安心無恙。毛建國後，經胡喬木、胡繩推薦，周恩來批準，《觀察》在1949年末複刊。

但是不知為什麼，儲安平在《觀察》總編的位置上僅一年多，就被調離了，刊物也更名為《新觀察》。

整風運動尚未開始，毛正在作念煽風點火的使命時，得知民主黨派的機關報《光明日報》的幾任總編都是共產黨員，覺得欠妥。於是由中共統戰部、宣傳部忙乎了一陣，推出身跨民盟、九三學社的儲安平繼任此職。《光明日報》社社長是章伯鈞，章與儲並不熟，不過既是中共推薦，当然也變成八個民主黨派的公舉了。1957年4月1日，儲走馬上任。

據說，儲在上任的施政講話時還說了一段頗為自負的話，他當著社長章伯鈞的面說：

「我到這裡來使命，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支撑我，黨是我的後台，他還對周楊部長說過，以後有东说念主批評儲安平先生，你要為他撐腰……」大有「奉旨辦報」之慨。

既然是共產黨叫他來當這個總編輯，共產黨又是他的「硬」後台，儲先生當然要為黨服務、盡忠。他一上任便碰上整風，按照毛的指引和条件，儲堅決貫徹，纵情宣傳、報導毛的整風策略和各地整風音讯，據統計，從5月初鳴放開始到6月8號毛下令「反攻」為止的一個多月內，《光明日報》編髮了22整版共13萬字的鳴放座談會記錄，以及專題報導等。這就已經決定了作為總編輯的儲先生在劫難逃了。

也許是對黨太過忠誠，又太自信了，加上儲又親自參加4月30日毛在天安門城樓召開的座談會，聆聽了毛關於給「給老梵衲提些意見」的真誠召喚，於是便真的提筆向「老梵衲」建言了。在1957年6月1日的統戰部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為名發言，他說：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而况成為现在我國政事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安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六合這個想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這個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通盘；群众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我方亦然國家的主东说念主。政黨赢得政權的贪图是實現它的政解决想，扩充它的策略。為了保證策略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經常使我方保持強大，需要掌持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当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而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作念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眼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作念法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东说念主士都心心願願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盼望偉大，策略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东说念主士就沒我方的見解，就沒有自满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许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作念好使命，使國家受到損失，又不可使东说念主心折，加劇了黨群關係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作念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想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六合的清一色的场合。我認為，這個『黨六合』的想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杰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著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群众對小梵衲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梵衲沒有东说念主提意見，我現在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儀和黨外东说念主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东说念主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东说念主士，四個副總理有兩個黨外东说念主士，也還像一個聯合政府的樣子。然而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东说念主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唯唯一位，原來中央东说念主民政府幾位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东说念主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东说念主士，是不黑白黨东说念主士中沒有一個不错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不错栽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东说念主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筹商？……黨外东说念主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管中窥豹，期望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實際政事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是有其规矩，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主要還是要由（執政）黨來考慮解決。」

應該說儲安平這篇發言是通盘參加中共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中所提意見最中肯、最尖銳、也最富邏輯性的一位。而况是以全國大局為出發點對中共最高領導直言不諱的批評和建言，從中可見儲先生既有對黨的一顆拳拳忠诚，又不失一個知識分子傳統上的對國家、對东说念主民的責任感和良知。但不幸的是，這篇發言立即使儲安平獲得了全國最惡劣的大右派的稱號，據說是代表資產階級和中共爭六合的代表作，遭到了中共組織的全國性大討伐，「黨六合」也成為最惡毒的右派言論。

現在看來，儲之發言之是以引起毛如此震怒，大约有三個原因：一是儲以「黨六合」详细中國政事現狀可謂簡明形象、一語中的。這個說法後來成為見怪不怪的常用語了，但在當時卻很明锐，因為當時毛總是說「东说念主民坐六合」，儲說是共產黨「坐「六合，就把毛的騙術揭開了小小一角，使毛羞怒；二是儲對毛的大騙局「論聯合政府」在格局上给予質疑（還未從內容、實質上揭露），言之有據，持之有理，使毛無以為對，頗感尷尬。其實毛早已在內部有言，建國後就要把當年的一又友、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當作新的敵东说念主，一步步拋棄之。1953年由胡喬木草拟、毛改定的內部文献《中共中央關於现在政權性質的指引》中就明說，「东说念主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由共產黨一黨決定綱領策略和計劃」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文献条件只使黨內高級幹部瞭解而拦阻對一般幹部傳達，以免引起「不安、不滿和種種揣測」。作為黨外东说念主士的儲，對此當然不知所以。而毛的這一作念法亦然只作念不說、不可見光的陰謀。如今也被儲安平點破，怎不惱怒？三是文中儲援用毛我方的話稱其為「老梵衲」，這種說法只能毛我方在小範圍內調侃，豈能由別东说念主來套用？而况是公開場合，發表出去，豈不影響光輝形象？但是這一條也只能內心惱怒而不可公開說出口。由此可見儲說的三條都點中关键，又令對方不可正面回應，是以這個儲安平晉陞為章羅之後的全國的第三號右派、並且死無葬身之地（儲被批鬥後離家出走，死不見屍。現據知情东说念主證實，已被「翻新群眾」打死），也就是势必的了。

但是东说念主們一看也知，這三條其實都在毛欽定的反對三個主義，特別是宗派主義範圍之內，且本分守纪，持之有故，從好奇好奇上講，毛压根無法將其推翻或定罪，便只好用「大帽子」、「大棍子」將其壓服了。

此時毛親自點燃的整風鳴放之火已經在全國燃起來了，絕大部分在職的知識分子都是在本單位黨政領導的一再動員下，实在抱著響應毛的號召，幫共產黨整風的真誠動機來參加運動的。他們有的對本單位、本部門中的一些分歧理現象、不恰當規定，以及一些黨員幹部的特權想想，即三個主義的具體表現提倡了一些意見或建議，但很少有触及到政事層面或全國性的問題。大多數东说念主在提倡批評之前還先對共產黨歌頌一番。

上海和華東地區負責东说念主柯慶施，由於已得到毛的「天機」，在「引蛇出洞」、「誘敵深入」中特別賣力。他親自操纵召開了有2700多东说念主參加的宣傳使命會議，會上作了三個多小時的報告。這位後來以「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不错详细，一是懶，平時不愿作自我檢查，還通常想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很了不得了」而聞名的毛的「好學生」、 好幫兇，在那次會議上裝扮成知識分子的知心东说念主，闆著臉孔訓斥他的「黨員負責幹部」要「放下架子，老老實實，認真整風，纠正我方。」

知識分子們真的被感動了，上国外國語學院教師李炳揚坦言：「即使幾分鍾之前，我還是決心不講話的。」但因為受到「共產黨真誠的感動」，終於開口「鳴放了」，而况還說了许多……

老科學家黃鳴龍說：「我原來顧慮我的意見會被視為對抗性矛盾」，現在顧慮「扼杀了」，還動員其他至友說：「我們既是共產黨的支配，他們的偏差實在亦然我們的過失，他們的錯誤我們應知愧悔。」

上海財經學院的葉元龍诠释注解，在宣傳會議上激情地說：

「我本來是來聽聽的，聽了群众的發言，才知说念共產黨是叫我們來批評他們的，六合哪有這樣的事：叫一批东说念主來批評我方，這不正是黨的光榮、正確、偉大嗎？」

就在全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響應毛的號召掏心挖肺、披肝瀝膽地來幫共產黨整風之時，那個號召他們的毛，此時卻再也挺不下去了。兩年後的1959年7月23日，毛在廬山會議上作批彭德懷的講話時，坦言當年整風鳴放時的心態說：「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道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月，半年……」

然而只頂了半個多月，毛就頂不下去了，5月15日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也有东说念主說此文寫於6月以後），給黨內少數高幹傳閱。文中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庸高档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成心益，东说念主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兒我方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右派要颳起七級以上颱風，搞垮社會主義」。「 多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豋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东说念主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消滅它」。文中還咬牙切齒、充滿新仇旧恨地說：「右派有兩條前程，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一火。右派先生們，何去何從，主動權（一個短時期）在你們手裡。」此文是毛死後的1977年才收入《毛選》第五卷的，已經過修改。據張戎的毛傳說，毛在原文中明白地說：他迄今所作念的一切都是「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就使我們知曉，原來那個滿臉堆笑、極力饱读勵东说念主們鳴放、保證……的毛，暗自裡卻對鳴放的东说念主們咬牙切齒、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需要多麼好的演技，多麼厚的臉皮、多麼「深」 的涵養啊！看來毛不僅是厚黑大師，而况是特級演員。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他的兩面派被他我方走漏後，不僅絲毫也不在乎，絲毫也不尷尬，還說這是「陽謀」。看來果然斯大林所說的「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东说念主」，比之斯氏，又青出於蘭了。

毛原來計劃鳴放要搞幾個月，「硬著頭皮頂住，讓他們攻」。但是，剛一個月出頭，毛就頂不住了，要「收網」了。對於毛要提前「收網」 的原因後來有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毛聽到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彙報羅隆基在座談會上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生手領導內行」，勃然震怒，決定收網。此說有一定好奇好奇，羅隆基此話可謂字字千鈞，擊中了毛澤東的軟肋。本來毛對知識分子的忌恨，其中一條就是因為我方沒上過大學，沒留過洋，是以對那些學貫中西，「言必稱希臘」的大知識分子有一種不自覺的自慚形穢的感覺，但他又沒有劉邦那種豁達大度，也沒有曹操那種愛才、惜才胸怀，如今雖然位至九五，在權力上是達到頂峰了，但在知識王國，他似乎還有些許遺憾。不错推想，毛自忖如果能在知識界、理論界樹立自已的絕對權威，那樣就「如月滿無缺」了，可毛也知说念這一點在他的共產黨內，在工農兵群眾中容易辦到，仅仅這是不頂用的，關鍵是要在知識界得到認可才行。毛提倡「雙百方針」，與文人們詩酒附和，贪图也有贏得知識分子之心，以利確立我方在知識界的領袖地位之狂想。誰知羅隆基冒出的這麼一句，將他的好意思夢全突破了！原來在大知識分子心目中，他仍然是個「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這真可惡！是可忍孰不一可忍！這是一種深層的文化歧視，對自詡「唐宗宋祖、略輸文华」的毛來說，無疑是個重重一擊！是以他屡次提到羅這句話，耿耿於懷。但這種事單靠用權力去壓似乎不太頂用，隋煬帝楊廣為了薛说念衡那句令他自愧不如的「空梁落燕泥」的，藉故殺薛说念衡的故事，可作前車之鑑。他雖不好對羅動刀子，但又憋不下這口氣，最後還是利用權力去整羅氏，硬將羅隆基壓服，叫他承認與章伯鈞搞了個 「章羅聯盟」。這樣作念大约亦然為了讓這個羅隆基領教權力的厲害。算是報了羅的一箭之仇。

不過，說毛因此而立即對大鳴大放收網，似嫌事理不足，毛還是個懂得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好奇好奇的东说念主，此事還不足以打亂他的部署。而况時間上也對不上號，羅講此語是5月13日，毛风雅收網已到6月8日。可見毛並未因為這可惡的一句話改變他的計劃。

又一種說法是，5月16日，毛讀到一份內部簡報，上头說北大某學生寫了篇題為《我的憂慮和呼籲》的文章，說黨中央開始分裂，毛是主張「鳴放」的開明派，但遭到东说念主數更多的保守派的攻擊，對方想逼毛下台。於是他大聲呼籲，要「團結在毛澤東——赫魯曉夫的周圍」， 那年轻东说念主更机动地、充滿格局地寫说念：「看來我們親愛的毛澤東同道處在十分困難的地位……」

毛裝作開明献艺的結果竟然被大學生誤將他當作了中國的赫魯曉夫！果然始料不足。毛在簡報上批曰：「完全造謠，但值得风雅。」考慮到东说念主們把他當作解放派的首領了，這些东说念主幻想有毛的支撑，會更大膽地起义、大放厥詞，於是毛決定罢手「引蛇出洞」， 立即收網。

這一說也有理，但仍然有事理不充分之嫌，因為毛是不會太在乎幾個學生娃娃的，在2月27日的講話中毛捕風捉影地說到石家莊某學校學生想鬧事、要佔領電台，以及以訛傳訛地說清華大學某學生聲稱要殺幾千东说念主時，毛仅仅輕蔑地說：他又沒有槍，你怕他什麼？是以毛不大可能把那學生的話當真，並因此改變我方的計劃。

再一種說法是6月6日章伯鈞等东说念主召開的「六诠释注解」會議，引起毛的震怒、重視，於是決心提前收網。

「六诠释注解事件」又稱「六六六事件」，即在6月6日六位诠释注解開會的事，這是毛共宣揚整風運動中右派猖狂進攻的最热切依據之－。

1957年6月6日章伯鈞邀請費孝通、錢偉長、曾招掄、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六位诠释注解，亦然民盟成員在全國政協俱樂部緊急聚會。除六诠释注解外，還有民盟副主席史良、秘書長胡愈之（「地下」共產黨員）、辦公室主任葉篤義、組織部副部長閔侯剛（「地下黨員」）、民盟北京市委辦公室副主任金若強等共13东说念主參會。

聚會的原因是民盟領導和诠释注解們擔心北京高档學校的整風、鳴放可能有失控之虞，他們出於強烈的責任感和作為共產黨友黨的義務，憂心如焚地探究著面對事態發展的緊急應對之策。

此時北京各高校的鳴放活動都進入了上升，學生們可不像久經官場、老於世故的在職知識分子那樣瞻前顧後，小心翼翼，他們憑著年轻东说念主的朝氣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對共產黨進行了绝不客氣的批評，且不滿情緒與日俱增。5月26日，借北京高校運動會在清華大學舉行之際，北大學生到清華串聯，条件各校相互支援，把民主運動推向新的上升。

應該說，在當時通盘鳴放的地方和單位，唯独高档學校的鳴放具有政事性和攻擊性，年轻的大學生們以年轻东说念主的勇氣和銳氣，勇敢地把矛頭指向共產黨的政事轨制，發出了明確的条件解放、民主的吶喊。其中尤以有著五四傳統的北京大學為最。

北大學生傳承五四精神，紛紛自組民主社團，高張解放民主旗幟，從5月19日起鳴放矛頭渐渐指向共產黨－黨專政等中枢問題。

5月27日，北大學生擅自從好意思國報紙登刋的英譯的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中，轉譯了若幹章節，擅自加以張貼，報告中所表示的斯大林駭东说念主聽聞的血腥暴行引起了學生們強烈的義憤和反蘇、反共情緒，雖然校黨委立即組織东说念主員將報告譯文揭去，但影響已不脛而走……

28日东说念主民大學出現屡次學生自發集會，一些學生提倡罷課、遊行，条件「插手整風、趕上時代，反對以學校為界，到社會上去！」

6月2日，东说念主大學生林希翎在东说念主大校園貼出海報，說她要當眾宣讀赫魯曉夫玄妙報告全文。後雖被學校黨委「勸阻」了。但她卻跑到北大去講演串聯；隨後，北大學生頻發邀請，条件章伯鈞到學校講演，還条件民主選舉校長。

種種跡象說明學生們有自發衝破校園、將鳴放運動變成一場条件民主的社會運動的苖頭。然而章伯鈞等知说念，這是共產黨所絕對不可允許的！潛在的危機籠罩在每一個东说念主的心頭。不論從教師責任或民主黨派的責任出發，他們都認為有站出來正確引導學生運動的必要，以便將可能出現的危機化解於未然，為共產黨分憂，為學校解難，為學生免災。

會議由章伯鈞操纵。各校的诠释注解都談了本校的嚴峻情況，群众紛紛表示憂慮，總之是擔心學生鬧事，擔隐衷態擴大的嚴重後果；還擔心學生運動破壞了毛的整風運動的精好意思初志，將結果引向反面。最後一緻的結論是：群众必須站出來，決不可給情緒激動的大學生當鬧事的 「領頭羊」，要盡一切辦法幫助共產黨穩住整風的大局。

這一事件的紧要「失誤」是，沒有提前在事前向中共通報和請示。但據後來章伯鈞的交待，在會議前一天的5日晚，章曾分別給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統戰部長李維漢打電話，但電話沒有接通。章伯鈞等轉而覺得這本是民盟內部會議，也就我方操纵開會了。會後群众推薦由史良將他們斟酌的結果呈送給周恩來。6日晚，史良向周遞交了「六诠释注解會議」的報告，而周收下不置一詞。7日，國務院開會，章參加，「在會上我寫條子給總理，說情況嚴重，談話的东说念主（即參加六日會議者）的態度頗為誠懇等等。總理也未示可否。」 於是，一場越俎代庖、「天子不急太監急」的鬧劇，變成了「好心辦壞亊」，令他們想像不到招來了「皇上」的雷霆震怒，幾乎釀成了我方的滅頂之災！

次日，即6月8日《东说念主民日報》注销了一篇十分能干、標題為《這是為什麼？》的文章，文章氣勢洶洶，用詞尖刻、霸氣十足，一看便知说念，在中國唯独毛澤東能寫這樣的文章。文章宣佈了整風運動鳴放階段的結束，反右派鬥爭開始。這一天，1957年6月8日，也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喪鍾敲響之日。但當局對六诠释注解事件的风雅回應卻延遲至7月1日《东说念主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該社論出自誰东说念主之手已不热切，热切的是它是毛的心聲：

「反動的階段敵东说念主為什麼會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不错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纳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六合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诠释注解所作的现在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

7月3日《东说念主民日報》又發表了參加六诠释注解會議的民盟中央常委、組織部副部長、「地下共產黨員」、中共統戰部的「臥底、眼線」閔侯剛的文章：《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黑紙白字硬說章伯鈞等东说念主（史良除外，史良早已反戈一擊立了功），策劃向共產黨奪權的陰謀。至此，章伯鈞即使渾身是嘴，也辯不皎皎了。

「六六六事件」以及北京高档學校大學生們在大鳴大放中的表現，應該是毛提前收網的主要原因。毛躭心，再「鳴放」 下去，敵方就形成有組織、有綱領的陣營了，而民主黨派一朝與大學生們結盟，事情就不好辦了。基於這種分析和擔憂，毛決定立即收網，並開展全面反攻，以便趁對方驻足未穩之際，殺他個东说念主仰馬翻。從這一事件中我們也就不错看出，喝過洋墨水、獲得過「洋博士」的章伯鈞和六诠释注解們，在政事鬥爭方面與毛的不成比例的差距：明明我方一派好心，想為「皇上」分優，為「黨國」效劳，卻被鬥爭性特強、嗅覺超級靈敏的「皇上」 當作亂黨一網打盡，這是多么的冤！當然，毛皇后來也完全显着诠释注解們是在為他盡忠、分憂，但是他更需要一個事理來推進反右派鬥爭，是以對不起，只好闹心諸位了，誰叫你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呢。這就叫幹大事不拘小節，有如曹操經常「借」別东说念主的东说念主頭一樣。毛說的也許不錯：诠释注解們的知識也許真的當以狗屁視之，诠释注解們在政事鬥爭上確實只能算侏儒，小兒科。當然後來的事實标明，不僅章伯鈞和六诠释注解，就是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也不是毛的對手，他們的流氣、霸氣、痞氣都遠不足毛，是以與毛一交手立即敗下陣來。毛算是偉大到「頂峰」了。

在打擊民盟等民主黨派的同時，另一個使毛震怒的是北京的大學生們。早在發動「整風」之初，毛就作出了規定：運動只準在各學校分別進行，不準跨校串聯，更不準學生們上街、到社會上去。而况規定鳴放只能以大字報、小字報、座談、講話的方式進行，嚴格拦阻以印刷品散發。這樣無論怎樣强烈的言論都不可能形成氣候，構成威脅，更不可能發展成匈牙利那樣的事件。毛想將學生門捉弄於他的股掌之中，就像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五指山」一樣。

但是有著反專制、爭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生們不願意就範。北京大學傳統上是學生運動的中心和策源地。起程点，學生們按照學校黨委的佈置，規矩有序地參與校內整風、鳴放，东说念主們很小心謹慎，因為在兩年前的反胡風和「粛反」 運動中，已經有一部分師生——兩百餘东说念主——被抓捕的前車之鑑。但很快，年轻东说念主的敏銳和朝氣就衝破了「黨」為他們設計的藩籬，並且越是往後越呈不可控的燎原之勢。

1957年5月19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一天，北大的學生大飯堂外冒出的一朵帶刺的「小花」， 那是沈澤宜、張元勛配合的題為《是時候了》的一首小詩：

是時候了，

年輕东说念主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苦处

和愛情，

一齊都

瀉到紙上！

不要暗自裡不屈，

暗自裡憤慨，

暗自裡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一見天光！

即使批評和指責，

急風暴雨般落到頭上，

新生的草木，

從不怕

太陽映照！

我的詩

是一枝火把，

燒燬一切

东说念主世間的藩籬。

它的光线

無法遮攔，

因為

它的火種

來自——

「五四」！！！

……

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沉重的琴絃，

我只能用轻柔的調 子，

歌附和風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裡的歌，

作為一支巨鞭，

鞭苔死陽光中的一切阴霾！

為什麼，有东说念主說，團體裡沒有溫暖？

為什麼，有东说念主說，牆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什麼，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談？

為什麼……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讴颂说念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把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阴霾！！！

吞并天稍晚，還有張景中、陳奉孝等四個同學貼出的大字報，径直了當、簡明扼要塞提倡四項条件，直指當局教育問題的中枢：

取消黨委制，實行民主辦校。 取消政事必修課。 取消留學生內定製，實行对等競爭的選拔制。 開闢解放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书、結社、遊行请愿的解放。

5月19日的大字如酷夏的火種，衝鋒的號角，速即在北京大校內、外掀翻了民主的波瀾，各色各樣的大字報「忽如彻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有的矛頭直指中共統治的关键：

「現在的政府保護公民權利的狀況，還不如封建王朝和蔣介石。」

「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

「把憲法當手紙。」

「親身經曆過三反、五反、肅反這些運動的东说念主，想起來就心驚肉跳！胆颤心寒」，「果然东说念主东说念主自危，社會大恐怖」！

有东说念主貼出了「白毛女要伸冤」 的大字報……

「要实在整風，起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轨制一掃而空！」

學生們辦起了我方的刊物《紅樓》、《廣場》，知名的學生右派、新聞系學生，後來以我方慘烈的捐驅，傳承了北大的五四精神的林昭（原名彭令昭）就是《紅樓》編委之一。沈澤宜、張元勛、陳奉孝則是《廣場》編委。其他各種名贪图油印小報、闆報如《解放論壇》、《民主牆》……也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膳廳寝室，教室過说念、一切不错張貼大字報的地方都被張貼滿了……

各種自發、卻又规律井然的辯論會、演講會也登場了，东说念主們以各種方式傾訴心中的積怨和訴求。後來成為知名的學生右派、东说念主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自動跑來北大演講，她的卓越口才、廣博的知識和滂沱的激情，如江河瀉地、日月經天，她口若懸河，不错不必講稿一氣呵成講上幾個小時。年轻的學子被其才華和激情所感染和傾倒，譽其為「一支帶刺的玫瑰」。 隨即，又一個「新星」登場共享了林希翎的風光，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以另一種狂放的、激情四射卻又怪誕的方式表達著我方不羈的反叛情懷……

正在紛紛嚷嚷，你方唱罷我登場之際，有东说念主提議突破校際壁壘（林希翎實際上已開此先河），到各校串聯互訪，甚而走向社會，喚起民眾，儼然要作念新一代的「五四后生」了。

北京高校的學生鳴放引起了中南海的高度關注，毛終於按纳不住了。在運動之初，毛就作過兩手计算：如果后生學子們對他沮丧以德，願意作念他和「黨」的訓服器具，一切聽從他的「戰略部署」，那麼到時他將以新時期的學生運動導師的面貌出現在东说念主們眼前，並對學生們大讚大頌一番；反之，學生們如果不識相，硬要走「五四之路」，或匈牙利、波蘭之路，那麼他將绝不猶豫地將學運摧殘於萌芽中。對於學生娃娃的鬧事、起义，毛極端鄙視、藐視，他早就講過：他（們）又沒有槍，你怕他什麼！北京的學生就算全部走上街頭，也禁不住他的部下發動工農群眾一陣拳腳，更不必說出動軍隊了。

現在看來第一種情況是不可能了，學生們不願作念訓服器具。這也反證了他認為知識分子是絕對不是我方东说念主的睿智論斷。他只好來第二手硬的了。他叫周恩來去北大作了一次反右派報告。接著，又在該校「挖」出了一個「反翻新集團」，酿成大軍壓境的恐怖陣勢，首犯陳奉孝、主犯張元勛分別被判處十五年、八年徒刑（沈澤宜因為作了公開檢討，沒有進「集團」）。這時只講專政、不講民主了，誰不服抓誰。 在高壓和嚴打的氣勢下，「右派」陣營很快屎滚尿流。沒有費多纵情氣，學校的右派師生一個個束手就擒。正如毛所預料的，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幫手無寸鐵的「秀才」能掀翻什麼大浪呢！

看來，章伯鈞一夥確是錯誤估計形勢了：形勢確實沒有他們想像中那麼嚴重；更不是如章伯鈞所說的，毛澤東因鳴放中提倡意見過份尖銳而不好下台，弄得進退失據，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要靠民主黨派來收場了……這些書呆子果然太小看毛澤東了，為了打倒、幹掉一個黨內政敵，他不错以數萬無辜性命「陪葬」，他哪裡會被一些讀書娃嚇倒呢？他手裡有強大的專政器具，有幾百萬巡警，幾千萬大軍，他有什麼「下不来台」？何況，他不错隨意 「變臉」，有什麼「進退失據」？這不，他大吼一聲：我過去說的一切都是「陽謀」， 都是為了引誘你們這些 「蛇」 出洞，然後一網打盡。你們自認灾祸吧！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陽謀」下的右派真相點滴

前边己經論證，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行為。自「鳴放」後不久，毛即發出一系列指引，準備「秋後算帳」。拋開《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不說，5月14日，即大鳴大放啟動不久，中共中央就下發了《關於報導黨外东说念主士對黨政各方面使命的批評的指引》，指引明確条件，對於在鳴放中的「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行，必須原樣地不加修飾地報導出來。對於一些反共言論加以刪節是欠妥當的，應立即加以糾正。」5月16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關於對待黨外东说念主士批評的指引》，指引在细目整風中黨外东说念主士批評的有益方面之後，指出「社會上帶有反共情緒的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煽動性的言論……」条件各地好好掌持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渐渐孑然右派，奪取勝利。

5月20日，中共中央又發佈《關於加強對運動的領導的指引》，文中認為北京、上海各地的右派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各地黨報應在繼續登載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的同時，风雅刊登一些批評某些反動論點或批評某些錯誤觀點的言論，条件各地宣傳部門要分類筹商右派的「反動言論」， 為反擊作念準備。5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擬定了一批題目，發給指定作者和審稿东说念主，限期交稿，作反擊之用。

6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緊時間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引》。指引条件省市一級機關、大專院校及地市一級機關用大鳴大放方法整風要加緊進行，要使建設性的批評與牛鬼蛇神（即所謂「破壞性批評」）都放出來，以便分別處理。

僅僅過了兩天，6月8日，運動短暂轉向，东说念主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反右鬥爭信號彈，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草拟的《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準備》的黨內文献。由此可見，六诠释注解會議確是運動的轉折點，毛已經急不可待了。

至此，毛完成了由「陰謀」 向「陽謀」轉變的全過程。

後來，毛在各個場合講明了他的整個戰略意圖，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中，毛說：「這是一場大仗（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况黨政基本上不潰爛，只潰爛一小部分（這部分潰爛正好，擠出了膿色），利益極大。」

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中，毛告訴他的高幹們：「多量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东说念主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

「你們一篇講話為什麼不早講？為什麼沒有早講，我們不是早已講過一切毒草必須鋤掉嗎？……」

毛還告訴他的高幹們：「共產黨整風告一段落後，我們將將建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實行整風。」這是毛開展整風的实在宅心之一，即以共產黨整風為名，引導亦即強令民主黨派和非黨知識分子整風，即進行又一輪想想纠正——馴化運動。

在毛為7月1日《东说念主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彙報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中，他除了編造出一個「章羅同盟」，和「羅隆基—浦熙修—文彙報編輯部民盟右流派統」外，還献艺、示範了他的流氓無賴技术：文中說：「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其贪图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东说念主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天下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報紙在這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猖狂進攻不予回擊」——這－切都是他的戰略部署——因此，《东说念主民日報》這樣作念是「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引，」是正確的。然而《文彙報》響應他的號召大登各種「資產階級右派」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文章（即大鳴大放的報導或發言記錄），毛卻擺出另一付模样，大肆斥責，說是想「整垮共產黨，酿成六合大亂，以便拔帜树帜」。你看，同樣的作念法，同樣是響應他的號召，執行他的指引，他的黨報正確、有功；而民主黨派的報紙則罪該萬死！在運動之初，這個毛還公開讚賞《文彙報》辦得好，還親自召見該報的總編，饱读勵有加。轉眼之間，他不認賬了，「反戈一擊」了。

毛在這篇社論中风雅宣佈：他往常號召整風、鳴放等等都是假的，是「引蛇出洞」， 「有东说念主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其流氓無賴嘴臉令东说念主震驚！

在這篇文章中毛還告訴他的下屬怎么狡辯。如他說原來說的「言者無罪」己不適用於向共產黨進攻的右派了，因為「他們不但是言者，而况是行者」，怎么叫「行」？毛沒有解釋，總之，「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

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7月9日毛在上海幹部會議的講話）中，毛說出了他在整風鳴放中的心態：「右派進攻的時候，我們的策略是這樣，就是只聽不說。有那麼幾個星期，硬著頭皮，把耳朵扯長一點，就聽，話是一句不說。」「一個時候，兩三個星期，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好像是成心於資產階級。我們講硬著頭皮頂住，也就是兩三個星期，睡不著覺，吃不下飯。」如果把這些話與在發動整風之初、他到處煽風點火、饱读勵东说念主們鳴放，還裝出一付彌勒佛的笑臉對照來看，就活畫出一個妖魔搖身一變冒充「天神」的下流、無恥、下流，活畫出一個古今少有的大騙子、大流氓的形象！

在這個講話中，毛不忘對知識分子污衊、咒罵一番。他老調重彈：「我曆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你看誰东说念主知識高呀？還是那些不識大字的东说念主，他們知識高。」知識分子最無知，大字不識的东说念主最有知識，這就是毛的邏輯。毛對知識分子的本能仇恨，正好說明了他發動反右派運動的真實贪图，就是要整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貶為等外賤民，再次表現了毛主義的反东说念主類、反娴雅、反东说念主性的本質。

再從毛的献艺看，毛這次在整風、反右運動中，完全使出了他在與國民黨二十多年鬥爭中所使用的－整套戰術和技术，如兩面三刀、翻雲複雨、言而無信、倒打一耙、偷樑換柱、無中生有、笑裡藏刀、使刁撒潑等等。在對運動的佈署、指揮、操控上，也完全是對敵軍事鬥爭的－套，如兵不厭詐、瞞天過海、欲擒故縱、土崩瓦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預設罗网等等。而况使用的亦然軍事術語，如「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分割包圍，各個擊破」，「圍剿、開火」等等。可見，毛一開始就將這場運動定性為一場對敵鬥爭，一場大戰役。再放開來看，毛在通盘他發動、指揮的運動中，也無不釆取這些技术、謀略。如果說在戰爭中遵行兵不厭詐的「詭说念」無可指責，那麼，在和平時期，在治國安邦、建設國家、發展經濟中、一句話，在對待我方的臣民匹夫中，仍然使用這一套，就足見其把民眾始終當作敵东说念主或潛在敵东说念主的反东说念主民、與民眾為敵的本質，從而其惡魔、暴君面庞走漏無遺。而在这次運動中，毛自創的「陽謀」一說，更堪稱古今中外無恥之尤了！

毛的這種作派和心理充分反馈了這個流氓地痞、草根出身的暴君在依靠其騙術和權術赢得 「奏效」後的驕橫和自信，他已經堅信他的一套戰無不勝，「放之四海而皆準」。他堅信他還不错更上一層樓，當上天下大帝，讓全天下葡伏在毛主義腳下。

毛很是清醒，在他要校服、馴服的通盘东说念主群中，在實現他的宏圖大志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是他最大的敵东说念主、最大的「心患」，因為知識分子谢却易愚化，谢却易變成馴服器具。是以這是他最為耽心、最為忌恨的东说念主群。從建國来源，毛就不停頓地整肅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早成了驚弓之鳥。然而毛仍然不愿放過，他認定「馴服」都是假裝出來的。而况，很是無奈，他還要知識分在當教師，作念學問，寫文章，他們還不像夾著尾巴的「狗」，這讓他感到氣憤難平。

在上海召開的幹部會上他從頭到尾都在開罵：「「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 ……『皮之不存』……這五張皮都沒有了」，「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麼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即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东说念主、農民」。在毛看來，知識分子都是寄生蟲，剝削者，不勞而食 。是以，作為「工东说念主、農民」的「代表」的他，動不動就說：「不給他開飯！」在這次講話中，毛點名罵了若幹所謂知識分子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王造時、 陸飴、陳仁炳、彭文應、吳茵、孫大雨等。全篇講話從頭到尾充滿了仇恨和複仇的快樂，言語間充斥著痞氣、流氣、霸氣。

這時，毛已開動他的全部宣傳機器和鎮壓機器，對「右派」颳起了十二級颱風，在恐佈高壓和滅頂之災的鎮懾下，絕大多數被當局指定為右派者紛紛被动檢討、認罪。但毛並不因此放過他們，毛髮話：對右派就是要急風暴雨！因為他們對共產黨整風不是和風細雨，現在要叫他們我方嘗嘗急風暴雨的滋味……

起先遭打擊的當然是以章伯鈞、羅隆基过火代表的民盟。但是，毛從來認為光孤随即打擊幾個頭頭不過癮，不足以顯露對方的「罪恶」，於是他想起在批鬥高崗、饒漱石時他奏效地製造了一個「高饒反黨集團」的經驗，後來他運用此經驗又製造了多個反黨「集團」、「聯盟」，如「 胡風反翻新集團」等，效果都很不錯。這時毛對「集團」己經著迷了，於是決定再製造一個「章伯鈞—羅隆基同盟」（ 又稱「章羅聯盟」），把運動推向上升……

為什麼一定要作念成一個集團呢？我們的後东说念主和外國东说念主可能不懂得其中的奧妙，是以還要加以說明。起先，成為一個「集團」，就比單槍匹馬性質不同了，單槍匹馬不可能打六合，不可能推翻共產黨拔帜树帜；而「集團」就可能作念到，為此集團就必須「有計劃、有綱領、有組織」地開展活動，「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其次，有了集團，還不错「上掛下聯」，把文章按需要作念大，在橫向，凡是想要「打倒」或「批臭」的都不错算進這個集團中去，在縱向，它的組織系統不错從中央下伸到省、到市，到縣、到基層單位。「胡風集團」就圈進了幾千东说念主，後來的「彭德懷反翻新集團」、「劉少奇叛徒集團」圈進的东说念主就更多了，單是「屬於」「劉少奇集團」而被判罪或受到其他處分的就達兩萬多东说念主。

再者，作念成「集團」之後，才能震醒國东说念主，發揮最大的轟動效應，使廣大东说念主民「大吃一驚」，從而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並因此使全國东说念主民受到教育，團結到毛和共產黨周圍。

不過，既為集團，就要有相應的佐證材料，如集團的計劃、綱領、組織系統、活動和聯繫的方式方法等等。這些在一般东说念主看來很深奥、或者很可怕的東西，在毛澤東眼裡，都是小菜一碟，他想要若干就有若干。當年子虛烏有的「AB團」不是照樣轟轟烈烈地搞了起來，照樣處死了數萬「AB團成員」嗎？延安的「搶救」 和「鋤奸」運動不是照樣「有根有據」地抓獲了一萬五千多名「特務」嗎？毛澤東確信六合沒有他辦不成的事情，(是以後來他禁不住慨嘆：世上無難事，只消肯攀登)，起碼在中國這塊地皮上是如此。

是以，在7月1日毛為文彙報寫的社論中，就风雅宣佈了由他欽定的「章羅聯盟」和「羅隆基—浦修熙—文彙報民盟右流派統」。這篇文章的最後，有一段殺氣騰騰的話：「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东说念主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主席為章伯鈞—筆者），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杰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整個春季，中國天外上短暂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這時民盟經和文彙報經過改組已是中共代理东说念主掌權了，都很是配合，立即表態接受這個禦賜的封號。因為誰都知说念，此時毛的鎮壓機器已經開動，磨刀霍霍，只消毛一聲令下，通盘膽敢「對抗運動」者都會被投進黑牢監獄，甚而推上斷頭台。誰還敢與毛爭辯呢。

毛很是自信，他知说念，在他的恐怖高壓下，知識分子會很快顺从，按他的条件交待問題的。不顺从唯独绝路一條，而东说念主不到完全絕望，總是不願死的。在7月9日他對上海幹部們的講話中，他就徳意洋洋如此描繪右派們：「他看到哪裡有一根稻草就想抓，因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黃浦江裡將要淹沒的东说念主一樣，哪怕是一根稻草，他都想抓。」

章伯鈞就有些類似於毛說的情況。當毛氣勢洶洶地將他封為中國第一號右派時，他預感到可能大難臨頭，是以對家裡东说念主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解決國家的困難了。」這說明他已作了死的最壞计算。但他轉而又料想，我方確實沒有「反共、反毛」，也沒有根据在毛手裡。毛知说念，手無寸鐵的民盟不可能對共產黨的統治構成威脅，他仅仅想在共產黨的大鍋分一點殘羹剩飯良友。至於「六六六」事件的真相，毛也應該知说念，毛之是以要公然指鹿為馬地說民盟要起义，章伯鈞要奪權，不過是「形勢的需要」良友。從這個角度來看，章伯鈞又估計毛也許仅仅要借他的「罪名」來嚇一嚇全國东说念主民，可能並不真要借他的东说念主頭。不過他知说念，前提條件是他必須配合、順從，否則毛惱羞成怒，就難說了。考慮到這一點，章決定有條件地配合。

就在這時，毛拋出了「章羅同盟」一說。這種說法的荒謬性是包括周恩來在內通盘中國政府高層东说念主士都显着的，章、羅二东说念主因權力和個东说念主意氣之爭，從民盟成立之日起十有餘年來，齟齬不斷，這在民盟內部無东说念主不知、無东说念主不曉，以緻周恩來等共產黨东说念主也都知说念，周在給民盟作念統戰使命時，也分別在不同場合找二东说念主中的一位，而不是把他們招來沿途談。故章伯鈞的女兒章飴和在《旧事並不如煙》中記述：

……從1946到1949年，在民盟終於有了一個东说念主稱「無形組織」的小集團，其基本成員連羅隆基在內共有十位……這個無形組織的宗旨，用羅隆基的話來說，它的「主要對象是章伯鈞，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委員會」……一邊是章、史（良） 聯手的當權派，……一邊是羅隆基、張東蓀為首的非當權派…… 這個情況，別說是具體握住民主黨派的統戰部，就是毛澤東、周恩來也心知肚明。1949年召開第一屆东说念主民政事協商會議，會前，周恩來拿著民盟出席會議的名單，都是先和沈鈞如、章伯鈞探究，再與羅隆基、張東蘇蓀討論，而決不把這冰炭不相容的章羅兩派攪合在沿途。

率先，對這個子虛烏有的「章羅聯盟」章伯鈞也很氣憤，不予承認。後仔細想想，這關係到毛是否借他的「东说念主頭」的問題，不可失慎。後章氏拋出了他的「政事設計院」實是緣於毛澤東的首創這一「殺手鐧」。這一「反擊」，也令毛驚心。經過彭真居中調停，毛應允以從輕發落相交換。章就梯下階，也就將「同盟」認可了。

然而，羅隆基對毛封給他這個「章羅聯盟」卻進行了十分頑強的拒抗，直到11月7日，這時已經被批鬥了四、五個月的羅隆基，在交待他與章伯鈞的關係時仍然是：

「我同章伯鈞的認識有二十年的歷史，共同在民盟使命也有十七年的歷史。我同他有過長期的鬥爭……我同他的配合是始終有戒心的，兩东说念主從來就是在配合中鬥爭，在鬥爭中配合……兩年來我同章伯鈞就沒有私东说念主相約聚談過一次。」

「當時許多民盟的負責同道，如周新民、徐壽軒、沈志遠、潘大逹等十幾东说念主，都認為要搞好民盟，章羅兩东说念主應該配合……章伯鈞本东说念主一次在民盟總部同我爭吵時，當面說：『中共中央統戰部對在民盟（內部）分歧作的態度不滿』……為了省麻煩起見，我決定對章伯鈞讓步，同他配合。」

「我同章伯鈞的配合，絕對沒有什麼私东说念主的勾結，玄妙的陰謀。」

「一年多來，我同章伯鈞的配合，絕對只限於民盟的使命範圍。章伯鈞在農工民主黨和《光明日報》的事情，他絕對沒有對我談過，我也無權過問。」

「以上是我同章伯鈞一年多來在民盟配合的全部真相。我絕對沒有凭空，絕對沒有隱瞞。事實俱在，不错追查。」

此時羅隆基不瞭解章伯鈞承認這個「聯盟」的內外原因，章也無法尚他解釋，就只好充當儍瓜，任憑羅的指斥。當然，章伯鈞對我方繳械顺从，也心有不甘，是以他只承認想想上、客觀上有這個「聯盟」，但沒有組織格局。是以他並不是真的完全「認罪」。仅仅他知说念招架沒有用處，只會徒增苦難，故對女兒章飴和說：「我早年之是以脫黨，就因為目击了它內部的殘酷和阴霾。如果我不低頭，就沒有辦法。黨是不會認錯的，唯独我認錯。如果我堅持下去，事情就越搞越大，連累的东说念主就會越來越多。共產黨決心整起东说念主來，是很有辦法的……」

這是章伯鈞的無奈和悲哀。說到底，是當年民主黨派選擇了共產黨的結果。而民主黨派之是以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選擇中共，除了因為毛的統戰技术高妙之外，就是無奈，因為這些黨派和东说念主士從抗戰前到抗戰中、抗戰後，都在不斷與執政的國民黨爭鬥，都在辱罵國民黨和蔣介石，他們與國民黨當局已經結「仇」，沒有妥协的餘地了。而當時毛和共產黨卻許諾在未來成立一個多黨聯合執政的民主中國。這樣，他們只好選擇地倒向共產黨了。

然而，當形勢發展到今天，民主黨派不再是中共的助手和必須拉攏的夥伴之後，這些民主黨派頭頭才認識了毛和共產黨的本質和真相，然而天下上哪有後悔藥啊！

6月中旬，羅隆基還在東南亞國家訪問，從報紙上得知说念章伯鈞已經承認了所謂的「章羅聯盟」時，火冒三丈地打來長途電話質問章：「章伯鈞，誰和你聯盟了！……」，

電話那邊的章只能默不作聲任憑羅的訓斥。當羅回到北京找到他家，在質問、吼怒夠了一頓之後，將隨身帶來的一根解放棍一拆兩斷，以表示與他從此一刀兩斷，章伯鈞仍然不出一聲，彷彿無心無肺……

但後來的結果标明，章伯鈞是對的，正是所謂大巧若拙。當被足足批鬥拆騰了半年多之後，羅隆基終於不得不低下他那高貴的頭顱，被动承認了「章羅聯盟「。也許這時他才知说念我方並不比章伯鈞高妙。後來，他又见钱眼开，主動與章修好……

有關章羅聯盟及圍剿羅隆基的這一大鬧劇，由於具體情節較多，筆者將其放在本篇之附錄中敘述，在此就未几佔篇幅了。

底下還介紹兩位「陽謀」的犧牲者，他們分別可代表兩種不同類型的受害者。

一個是被無中生有、假戏真作念的「殺东说念主犯」，把一個共產黨的元勋弄成「敵东说念主」這－大冤案中的冤大頭葛佩琦。

還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三名大右派的「三大右派言論」尚未成為全國批判的重點之前，有一位最早「出名」並引起全國轟動的右派，此东说念主就叫葛佩琦，中國东说念主民大學教師，其右派言論有點嚇东说念主，叫作念「要殺共產黨！」

事情是這樣的：葛佩琦本來是不想參加學校的鳴放座談會的，這倒不是因為他沒有意見可提，而是他認為這個會與他的身份不符，被邀請參加座談會的都是黨外东说念主士，而據葛我方說，他是1938年就入黨的老黨員（然而黨組織不承認），資格比许多「校領導」還老，如今卻叫他參加黨外东说念主士的座談會，這不是镌汰了他的身份、「稠浊」他的东说念主格了嗎？是以，校黨委曾兩次文告他去開座談會，他都置之不睬。第三次，是系黨總支一位負責幹部親自送來文告，並十分懇切、十分嚴肅地對他說：

「這是校黨委第三次請你去了，你再不去，可不太適合。」

考慮到以後還將吃學校這碗飯，葛佩琦妥協了，勉強去了，這－天是1957年5月24日。

不错想見，葛佩琦因黨籍問題，以及與黨籍相關的十幾年的地下使命經曆長期得不到承認、解決，並遭受學校方面绝顶的「怠慢」，肚子裡当然窩了火。會場起程点有點冷清。但當會議操纵东说念主、东说念主大黨委書記胡錫奎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等等這些毛反復声名過的話一再重複之後，一些东说念主終於發言了。隨後葛也跟著發了言。

葛發言的內喜悦多，大抵包括：盡快弄清他的黨籍問題，不應該長期以來對他冷若冰霜；搞生手領導內行會出笑話，應該尊重东说念主才；黨群關係比過去差多了，責任在黨。接下去他講了幾句後來惹禍的話：「……看到生活中這些現象，我不但感到生氣，也還有點擔憂；像現在這樣的黨群關係，如果再發生對敵鬥爭的形勢，還需要作念地下使命，群眾便難再保護我們，我們就很有可能被敵东说念主殺掉……」

27日，东说念主大的內部刊物《东说念主大周報》刊載了葛的發言，內中是：黨不要不信托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不错，搞得不好，群眾不错殺共產黨东说念主，打倒你們，推翻你們。這不可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东说念主民服務……

憤怒的葛佩琦當六合午來到校黨委、找到校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聶真質問：

「《东说念主大周報》如此斷章取義，不是有意坑害我嗎？」

聶真倒很通情達理似的告訴他：

「葛佩琦同道，你不要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不错更正嘛。」

然而下一期的《东说念主大周報》並未更正。倒是6月8日的《东说念主民日報》報導了葛的那次發言，標題是：《东说念主大教師葛佩琦發表反共言論》，內文中的葛佩琦說：

「我要重複一遍，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再贪恋下去，那麼總有這麼一天，群眾要起來推翻共產黨，殺共產东说念主。這亦然合符社會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

葛佩琦看了，吃驚之外，倒吸了一口冷氣，他知说念在《东说念主民日報》刊登他的這種「言論」意味著什麼，難说念他們真要置我死地？……但他還存在一絲幻想，心想堂堂中央黨報總該實事求是吧。於是當天立即寫了一封条件更正的短信，第二天一大朝晨親自送到《东说念主民日報》社。信中云：

「編輯同道：

6月8日你報刊登我的那個發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請予更正。我重複一遍，……應改為：

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道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能自取滅一火，而况發展下去，不错危及黨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东说念主民日報》当然信托共產黨組織提供的材料，而不會理會一個右派分子的話。就在6月8日當天，該報就配發了三篇批判葛的文章。緊接著，又豋刋各地工農和各界东说念主士、包括葛的學生聲討、批判、咒罵他的如潮流般洶湧而來的信件、文章，大有要將他淹沒在东说念主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勢。

接下來，全國的大小報紙、刊物也不約而同地競相轉載葛佩琦的反動言論，而况將全部內容簡化為9個字，即「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东说念主」。

6月8日，正是毛為《东说念主民日報》寫的《這是為什麼？》的社論發表的吞并天，是毛吹響向右派「反擊」號角的第一天，是中共由整風向反右轉軌第一天，是陰謀轉「陽謀」的第一天，亦然敲響中國知識分子喪鍾的一天。這一天，配發葛佩琦的「發言」顯然是經過尽心挑選的，因為「殺共產黨东说念主」這句話響亮、幹脆，阳春白雪，婦孺皆曉，以此作為右派言論的代表，不错起到「畫龍點睛」而又「振聾發聵」的作用。成心於速即將全國东说念主民對右派的仇恨之火點燃起來，讓全國东说念主民插手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中去……

果然，葛佩琦的這一「牌号言論」，立即傳遍全國寻常巷陌、窮鄉僻壤。东说念主們一提起右派，就知说念那是些要殺共產黨的「殺东说念主犯」，怎麼能不同仇敵愾、義憤填膺呢！

這時，即使葛佩琦有張飛那樣大的嗓門，也無东说念主能聽到他的吶喊、抗議聲了。何況，很快、葛就被逮捕，失去了「話語權」。

一樁天大的冤案就由此鑄就了。

說到葛佩琦的奇冤，唯独瞭解他的問題全部真相後才會信服，而這個真相是二十餘年後才為东说念主們所知曉的。原來，葛佩琦真名葛畔珩，出身貧寒，山東平度縣东说念主。1933年，靠半工半讀自學完成學業的葛畔珩登科了北京大學物理系，但因既沒有初中畢業文憑，更沒有高中畢業文憑，眼看難以跨進校門。這時，恰巧有個叫葛佩琦的新生報到了到卻不來上學，恻隐他的老師叫他頂替那個學生。從此，葛畔珩便變成了葛佩琦。葛佩琦在北大除了學習，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是「一二·九」運動積極分子。後又加入共產黨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還當選學校學生會副主席。日寇佔領北平後，他投筆從戎，插手豫東的抗日遊擊隊，並在遊擊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時為1938年。

不知什麼原因，共產黨派他去作念玄妙地下使命。他幹出了出色的、驕东说念主的成績：單獨策反僞軍一個團；參與策反一個僞軍師，將他們編入了共產黨边界的部隊。

大约是他的地下使命出色，黨便繼續叫他擔任這種「鼴鼠」的变装。在國共內戰時期，葛佩琦打入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部，並成立了一個地下聯絡站，獲取了多量情報。後來葛佩琦被調去瀋陽，任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少將督察和東北通訊處處長。他利用職務掩護，將多量敵軍高度機密的情報，通過我方的單線的「上線」聯繫东说念主李年，再經過玄妙電台不斷地送到延安毛澤東的案頭，為共軍奪取遼瀋戰役勝利作出了热切貢獻。

然而不幸的是，1947年底他的單線聯繫东说念主李年被捕，不久，他的黨組織關係所在的領導东说念主趙耀武也在西安落入國民黨之手。雖然葛佩琦提心吊膽的事情並沒有發生，李、趙都沒有出賣他。然而，從此，他的地下共產黨員身份和傳奇式的地下使命經曆與功勛，也隨著李、趙的「失蹤」而消失了……

毛共建國以後，經曾為共產黨提著腦袋在敵东说念主心臟裡幹了十多年地下使命，戰果輝煌、功勛卓绝的葛佩琦，短暂成了「黨外东说念主士」。他當然心有不甘，不愿罷休。他不斷向有關部門提倡申訴，条件調查他的歷史，並提供了有劲的線索：在抗戰勝利後，由黨中央社會部西安地下情報組派去東北作「鼴鼠」的並不是他一個东说念主，而是一批东说念主，光是與葛佩琦在吞并情報組的就有四东说念主，有的东说念主還健在，要查清他的身份並不難。又據後來知说念，葛報告中的情況已被中共華北局以函調方式證實。但葛後來到东说念主民大學任教，不知说念為什麼，那些調查材料似乎沒有轉來，东说念主大黨委會仍然確定他為非黨东说念主士。葛為此屡次找东说念主大校黨委和系黨總支条件查明，但均如石沉大海。這就是葛佩琦對共產黨不滿的原因。

1957年12月24日深宵，葛佩琦短暂被巡警從家中帶走，關進北京草嵐子監獄，從此開始了長達一年的審訊。

審訊东说念主員的興趣和重點是他這個「國民黨軍少將」有哪些罪惡，對於葛佩琦的解釋和聲明压根不聽。起程点葛堅持我方是共產黨員和黨的地下使命者，並且屡次提供調查線索，但愿查明他的歷史。但每次都被審訊东说念主員呵斥：

「混蛋！你是雙手沾滿翻新东说念主民鮮血的國民黨少將，怎麼會是共產黨員？你這是在公開污衊共產黨！我警告你……若不老實，就將罪加一等！」

從審訊东说念主員殺氣騰騰、一次比一次盛怒的脸色裡，葛佩琦知说念，他的任何申辯都毫無用處，只會加多我方的「罪惡」，於是他不再堅持再行調查我方的歷史了。

1959年2月，北京市东说念主民檢察院向北京中級法院提起公訴，公訴詞除認定葛佩琦是「歷史反翻新」外，還指控他是現行反翻新——借黨整風之機，惡毒攻擊和污衊黨的策略和曆次政事運動，叫囂要殺共產黨东说念主，推翻东说念主民政權……

法院以反翻新罪狀判處葛佩琦無期徒刑，剝奪政事權利終身。

葛妻朱秀玲是东说念主民大學副诠释注解，因得知丈夫的可怕罪恶，加上本有疾病，接到丈夫的判決書，一下子就暈倒過去。後癱倒在床6年。大女兒在北大附中讀高三，門門功課在九十分以上，結果高考時沒有任何一家學校接受她。她哀哭無語，無奈只好休學在家，後來便專門照顧生活不可自理的母親。老三、老四都送給了親友，老五本來也有东说念主想接養，但一聽是葛佩琦的女兒，堅決拒絕了。

為了孩子們的前程，後來朱秀玲與葛佩琦辦了離婚手續，五個子女均改為朱姓。這是當時许多犯东说念主太太的通行作念法。

由於葛佩琦當年右派的名氣太大，那句「要殺共產黨」的名言太嚇东说念主，加上可怕的歷史反翻新罪恶，使他在後來右派甄別、改正時遇到了比一般右派更大的困難，曾經屡次碰壁，使他幾乎絕望。後來還是友东说念主指點，讓他親自找到了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在胡耀邦的過問下，葛佩琦的雙重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葛重見天日。當然，他曾經為共產黨、為毛作念出的那些「紧要貢獻」，那些輝煌的業績，算是打了水漂了。

平反之後的葛佩琦，據說在有东说念主造訪時仍然唸唸不忘大談他當年作念地下使命時入龍潭、闖虎穴、過五關斬六將的輝煌，仅仅在說到受到共產黨二十多年監牢的報償時，臉上才掠過一絲陰影。也有記載說，葛曾經對友东说念主說：「早知是這樣，當年還不如跟他們（指國民黨官兵）去台灣好了!」

葛晚年還寫了一册回憶他作念共產黨地下使命經曆的小冊子。不過，當局一直未準出书。筆者認為這不僅是擔心共產黨地下使命方法被洩露，更主要是從政事影響方面考慮：一個當年要殺共產黨的大右派，怎麼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的英杰？

葛佩琦的悲劇在於：他畢竟是個知識分子，而况又對現狀、對我方的遭受不滿，還以老共產黨員的口气說了出來，於是，變成毛澤東的靶子就是势必的了。本來是共產黨對不起葛佩琦，結果葛反而變成了毛共的罪东说念主，差點坐穿牢底。歷史總是被毛澤東顛來倒去，千千萬萬如葛佩琦式的东说念主物的命運也就被如此顛倒了。

還有另一個陽謀受害者，叫徐鑄成，此东说念主則是另一翻欣喜。

徐沒有葛佩琦的光榮歷史，但是亦然一個左派，對「黨」忠誠而况有些貢獻。他是一個老報东说念主，報界元老，雖然他不是共產黨員，卻一直用筆桿在為黨服務。 1956冬，徐被文告，曾被兩度「休刊」的《文彙報》複刊為日報，並任命他為總編，条件他把這張報祇辦成有「書卷氣」的「讀書东说念主」的報紙。徐受到極大的饱读舞。其時，正是毛提倡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在全國風靡的時候，徐決心大幹一場。（從後來看，恢復《文彙報》亦然毛的「釣魚」策略之一。）

《文彙報》的開場之作是敲了一通「電影的鑼饱读」。《文彙報》是當時少有的設在上海的全國性報紙，而上海是中國電影業的發祥地，大批電影使命者和電影东说念主才集合在上海。上海電影的狀況即是全國電影狀況的縮影。從總體上看，由於建國後毛對電影的嚴格边界，像通盘其他藝術格局一樣，電影業也處於枯萎凋零之中，70%的影片收不回资本，群眾對那些完全當作政事的圖解和傳聲筒的公式化、意见化的電影既不感興趣，又敢怒不谏言。電影使命者也處於苟延殘喘的狀態，大部分东说念主沒有「事业念」。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文彙報》發起了一場題為「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的討論。

討論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东说念主們紛紛指出國產電影片的癥結所在，矛頭不約而同指向了毛的文藝方針和嚴格的審查轨制。

演員們直呼：「請尊重东说念主，我是演員，我要演戲！」

導演們則強調：「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環節。」

資深電影藝術家呼籲：要「尊重電影藝術的傳統……」

這場討論歷時達三個月，影響巨大，應該看作《文彙報》在整風鳴放前的主邀功績。然而，它卻遭受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張春橋組織的圍攻。

令徐鑄成出东说念主料想的是，最高領袖對他這種「放」得幾乎有些「過分」的行動，不僅未加譴責或表示不滿，反而給了他讚揚和饱读勵，這使他原來的一顆懸著的心完全放了下來。

那是徐被邀請去參加全國宣傳使命會議之時，1957年3月10日下昼，他與各大報同业、《东说念主民日報》、《大公報》、《解放日報》、《新聞日報》、《新民晚報》的總編們，被毛召到豐澤園的住屋單獨接見，令老總們受寵若驚。

接見時沒有其他东说念主陪同，唯唯一個當時东说念主們還不十分熟谙的康生追随（這種安排頗令东说念主感到毛另有深意，因為康生並不是黨的意識形態专揽，也沒有文化部門的職務，而是中共政事特務頭子）。

徐一進毛的書屋，康生立即起立向毛介紹說：

「主席，這就是徐鑄成同道。」

毛立即伸出一雙大手，將徐的手緊緊持住，彷彿知心至友久別相见：

「你就是徐鑄成同道？你們《文彙報》辦得好啊，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果然辦得活潑。我下昼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再看《东说念主民日報》，有功夫再翻翻其他的報紙。」

受到毛的讚揚，原來因「電影的鑼饱读」遭到圍攻帶來的沮喪心情，在徐鑄成心中立即消融了。

在座談會開始後，徐 小心謹慎而又充滿真誠地問：

「我們從舊社會過來的东说念主，對馬列主義還沒有學好，在報紙上怎么展開雙百方針，感到心裡沒有底。抓緊了，怕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放鬆了，又怕犯了修正主義錯誤，請問主席，該怎么是好？」

毛沒有教給徐鑄成不犯錯誤的法寶，卻有些顧支配而言他。他含笑地談了半個多小時，在談話中，他明確地支撑《文彙報》敲的這一場「電影的鑼饱读」，接著便大講儘可能幸免单方面性，這大约就是毛教給的不犯錯誤的法寶了。不過，接下來毛的話使徐大為感動：

「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东说念主士。延安辦報，歷史也短，全國性辦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书、科學筹商都是這樣。全國有500萬支配知識分子，其中共黨員不過是一個小指頭。共產黨不可領導科學，這話有一點好奇好奇。現在我們是生手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事領導……

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本來在心裡積累了很久，客岁已經講了幾次，後來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陳、馬他們的文章（指解放軍總政事部宣傳部部長陳其通等四东说念主聯名批判王蒙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后生东说念主》的文章—筆者）。他們是憂心如焚，唯恐六合大亂，他們的方針是反中央的方針，用的是壓的辦法，不可說服东说念主。料想會有东说念主以為他們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見，因此覺得有好好談談的必要……

年內要開始整風，要用小民主的辦法，在小民主眼前，再加兩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先整共產黨。現在我們有些同道裝腔作勢，他們沒有本錢，又要仕进，不擺架子就不行……」

徐鑄成也算有經驗、有閱曆的老知識分子，當時萬萬沒有料想毛的那番談話原來是他「引蛇出洞」策略的一個部分。毛沒有告訴他不犯錯誤的「法寶」，贪图就是要他犯「錯誤」。而况，毛也確實沒有什麼使別东说念主不犯錯誤的法寶，因為沒有东说念主犯錯誤，這階級鬥爭不就熄滅了嗎？況且犯不犯錯誤，標準全在他心裡，而况是每天24小時、每年360天都在變幻。即使他當時教給你不犯錯誤的「箴言」，你也照著去作念了，但也不可保證你不犯錯誤，因為第二天毛可能宣佈他頭天的話是「放屁」，或者說他压根就沒有說過……

徐先生一趟到文彙報駐京辦事處就激動得不行，等不足辦事處主任浦熙修回來，他就先召集有關东说念主員傳達毛接見時的講話，向他們交代了年內將要開展的整風，並特別強調：在脚下宣傳貫徹毛的雙百方針和在未來的整風運動中，《文彙報》一定要大張旗饱读而又切切實實反馈主席的指導想想，要反馈知識分子的心聲，以體現本報的特质。徐一再勉勵群众一定要不辜負毛的教導和對文彙報的殷切期望。

浦熙修回來後，徐又將毛講話內容向浦女士反復作了交待。這很可能就是後來浦女士對整風大鳴大放的導報那麼賣力的原因，因為浦一貫最聽黨的話，特別是毛的話。

令徐鑄成激動的音讯還相继而來，當時決定組織中國新聞界代表團訪問蘇聯，起程点內定徐鑄成為副團長，後來改為任團長。這當然亦然「黨」對他的最大信任、最大的榮譽了。

這趟出國門對徐來說確是不测的幸運，因為他這一去44天，恭候他回來時，整風的鳴放階段已經過去了。《文彙報》在那段時間奉命他這個總編的囑咐，開足馬力、任重道远地報導全國大鳴大放的音讯，多量登刊知識分子們鳴放文章，可謂殫精竭慮、不遺餘力。

《文彙報》之是以如此下勁、賣力，還因為早在整風风雅開始前，上海市委辦公室就文告在家的副總編輯欽本立，說偉大領袖毛要親自到《文彙報》望望，並交代要守秘。從此，全報社东说念主馬就力所不及，昼夜恭候毛的臨幸。可後來，忽然又來了文告，毛因故不可到上海，因此也就不可到文彙報來了。為彌補這一遺憾，特派遣中央政事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作為他的代表到報社探望群众。

陸定一見到欽本立的第一句話就是：

「你們的報紙辦得好，有生氣，多情況，有主意，有辦法。」

進了總編辦公室，陸定一開打趣地說：「你看我來當貴報的總編輯好不好？」

陸定一主要是傳達一種信息，即毛和中央高層對《文彙報》的高度評價和由衷的讚賞。

陸定一還表白，我方是受到毛的委託來饱读勵《文彙報》積極大鳴大放的，但愿群众不要辜負偉大領袖的期望。

中國的知識分子素來有「士為老友者死」的傳統，《文彙報》碰到的「老友」不是一般东说念主，而是偉大領袖、一國之君，你說他們怎不感德圖報、肝腦塗地，萬死不辭？

於是文彙報全體崎岖，特別是駐京辦事處那位女主任浦熙修（這時她已升任副總編），使出渾身解數，作出十二分接力，為偉大領袖發動的整風運動、為大鳴大放饱读励、造勢。那段日子，浦主任真的是廢寢忘食、全部身心都插手了對整風鳴放的報導和造勢之中。她不僅像一位女將那樣運籌帷幄，指揮她的各路东说念主馬，還親自现身说法，深入第一線採訪，親自出馬組織京城知識界绅士座談，一時間，浦的辦公場所簡直成了京城知識界绅士的沙籠。

就這樣，在大鳴大放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文彙報》全體东说念主馬夜以繼日、馬不停蹄，為整風鳴放殫精竭慮，手腦並用，任重道远。他們只怕辜負了偉大領袖的期望，他們感到雖苦尤榮，覺得我方為毛、為黨盡到了一份應盡的責任……

誰知，就在他們自我观赏、以為為整風運動立下了頭功的時候，6月8日，一篇《东说念主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猶如一顆重磅原子彈在中國大地爆炸，特別是在《文彙報》的同仁們心中爆炸，一時間，通盘的东说念主全慒了，有的頭暈眼花，天旋地轉，幾乎暈厥過去。

稍為清醒過來之後，才知说念是政事風向短暂來了個180度轉向，而况這轉向來自最高層，就是那位令他們昼夜感想的「國君老友」。然而他們百想不得其解：這怎麼可能呢？究竟是怎麼回亊？……

其實，6月8日的社論仅仅發出了一個信號彈，不是实在的主火力，很快，实在的打擊來了，文彙報被掀了個底朝天，全體成員忙不疊地檢討、檢查，酸心疾首，暈頭轉向。7月1日，一篇叫作念《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的东说念主民日報社論令文彙報跌落萬丈深淵。而况，很快群众都知说念了這篇社論乃毛澤東親筆所為，文中，毛數落了文彙報的種種「罪恶」：

「嚴重的是文彙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场所時期掛帥印的，职守沉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明说念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彙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东说念主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东说念主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彙報編輯部，就是文彙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流派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中庸整風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东说念主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杰出。」

毛以掩飾不住的仇恨筆觸指斥文彙報中的民盟右派：「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崎岖串連，八方呼應，以為六合大亂，拔帜树帜。」這罪名的確使东说念主吃驚！文彙報的同仁們個個膽顫心驚，宽裕亂了方寸。

在毛的強大高壓恐怖下，文彙報被动以報社的名義作了檢討。但毛卻認為這個檢討是遠遠不夠的，不深刻的。毛援用文彙報的檢討原文：

「我們单方面地錯誤地领会了黨的鳴放策略，以為只消無條件地饱读勵鳴放，就是幫助黨進行整風；多登正面的意見或對錯誤的意見進行反批評，就會影響鳴放。」

這是真心話，亦然當時毛對各報紙的指引。文彙報是忠實執行這一指引，才落到如此地步的。

對此，毛是怎么辯解的呢？他先是在這篇文章中不得不承認：

「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註：指东说念主民日報社）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到六月七日這個時期，執行著中共中央的指引，正是這樣作念的。」

黨報這樣作念是對的！但文彙報這樣作念（而况是毛親自条件它這樣作念）卻是居心叵測，包藏禍心，是犯了大罪，罪該萬死！毛欺騙了文彙報，欺騙了六合匹夫，這時卻倒打一耙，反說文彙報是「是一場欺騙」。這就是毛澤東的強盜邏輯，騙子哲學。

毛接下去說：

「文彙報在春季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说念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三上悠亚 肛交，酿成六合大亂，以便拔帜树帜。」

压根無理可說，只由他說了算，十足的流氓強盜嘴臉。他進一步指斥：

「文彙報于今不準備批判我方多量違反事實的反動新聞，多量刊發的反動言論，多量採用過的當作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反動編排。」

就這樣，毛將他的痞子作風、流氓哲學不僅帶進中國的政事領域，也帶進文化領域，使這種惡劣的文風在中國文壇大行其说念，後來在文化大革射中發展到了頂點……近來看到一位「異見东说念主士」竟然說，「毛澤東的白話文章，就連白話創始东说念主胡適讀了都佩服不已，認定白話文寫作，毛澤東首屈一指。」「他的文章寫得實在太生動太形象了，真可謂為中國民眾喜聞樂見」。不知這位先生指的是毛氏哪些大作？不過筆者從毛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開始，到反右時的罵东说念主文章，從不見毛的文章有任何「最優秀白話文」的影子，有的仅仅流氓潑皮的無賴，強盜暴君的蠻不講理，以勢壓东说念主，以及潑婦罵街、乡人撒泼的「本事」。毛是將中國文东说念主優良的文風徹底破壞、顛覆的祸首！

毛的文章和言論是從來不準东说念主反駁、辯論的。可憐的文彙報報东说念主們，在挨了這蠻橫無理、劈頭蓋臉的一頓棍棒後，不但不敢申辯、反駁，還可憐兮兮的如喪考妣般忙不疊去討饒、認罪，完完全全成了一批喪家之犬。底下是毛的7月1日社論發表後，文彙報的秀才們連夜整夜達旦製作的請罪書、即《文彙報》7月2日社論《向东说念主民請罪》中的一部分：

昨天是黨的生日。我們在黨的生日受到黨報所作的愛之以德的批評，既感到溫暖，又感到慚愧。文彙報一錯再錯，不但在政事上對不住东说念主民和黨，而况在说念義上，也對不住东说念主民和黨。文彙報是在黨的領導和东说念主民的支撑下長大的，如今我們對东说念主民對黨，卻以怨報德，东说念主而無良，缘何至此？

是以，我們在這一時期，有的吃不下飯，有的睡不著覺，有的出门採訪無臉見东说念主，有的收到讀者來信感到無地自容。剥肤之痛，悲憤莫已。現在我們在感愧交並的心情激動之下，向全國东说念主民請罪！

我們發誓，將文彙報從資產階級的政事场所的危險说念路，扭轉到社會主義的东说念主民新聞事業的光明正途上來……

多麼可憐、多麼可悲、多麼可恥！东说念主家打了它的臉，它說感到「很溫暖」，右臉挨打了，但愿再打左臉。明明是對方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卻要說我方「以怨報德」，現在「無地自容」……

當然，凡是當年毛式運動的過來东说念主，都知说念這種檢討是被动的，是必須寫的，否則將有更多更大的苦難在恭候你。怕死、怕折磨，這是东说念主性的浩繁弱點，只不過文彙報的報东说念主們的軟骨病更嚴重些，說出的話更讓东说念主起雞皮疙瘩。毛於是收拢了這一弱點來折磨這些可憐蟲！特別奇怪的是，他明明知说念整個鳴放期間徐鑄成都不在國內，可卻揪住這位曾被他纵情表揚過的老報东说念主不放。這種痞勁確實罕見。

徐鑄成從蘇聯回到北京，再到上海已是9月初了。這時鳴放早已過去，反擊也進入了尾聲。徐忙於寫他的訪蘇見聞記，隔天一篇，晝夜伏案。而在此前，所謂《文彙報》猖狂向黨進攻的那些日子，他不在國內。但作為報紙負責东说念主，即使在國外，他也關心國內動向，並且天天看我方的報紙。徐以他老報东说念主的經驗和嗅覺，感到文彙報的一些標題有些鋒芒太露，似分歧辦報的傳統技法。但他當時不好幹預。回到北京後，與欽本立通電話，問到為何標題的火藥味那麼重，欽答曰：那都是中共上海第一書記柯慶施条件那麼作念的，那段時間，柯書記天天給文彙報打電話，髮指引，要文彙報為大鳴大放添力饱读勁，火上澆油……

徐於是一切都明白了，但有什麼辦法呢。

在劃右派前夜，《东说念主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作為黨內高幹，得音讯之先，立即給欽本立、徐鑄成打電話，要他們採取主動，先行自我檢查，以圖減輕處分。徐在驚愕之餘，也對鄧拓的「哥們情」十分谢意。但他還是有些狼狈其妙，不知怎麼檢查，鄧拓無法向他們多作解釋，徐也無從多問。可憐的徐老先生只感到一陣眩暈，隨即天旋地轉，知说念大難臨頭了。

然而作為老共產黨員的欽本立還未喪失东说念主性和知識分子的良心，接完鄧拓的電話，他起先料想的是救东说念主、救報！第一個要救的是徐鑄成！

欽本立挺身而出，當即求見柯慶施，說明《文彙報》這段時期如果有問題，應由我方負責，因為徐鑄成遠在蘇聯訪問；徐回到上海報社後，也未操纵報社使命。仅仅參加過市委召開的一次宣傳使命會議，在會上發言講了文彙報怎么「拆牆」（拆黨員與很是东说念主士之間的「牆」），那亦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白彥兩次去徐鑄成婚登門動員，徐才「奉命」講的。總之，徐鑄成無論怎么不應劃為右派。

柯慶施聽後似乎還很通情達理，幾乎全部接受了欽的意見，他說：「徐的問題只作為認識問題，不作政事問題；徐還當他的總編輯，還將有職有權。」

欽本立一聽，大感慰藉，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他料想：只消徐鑄成這個桅杆不折，《文彙報》這艘船就不會沉沒……

但是就在欽本立且归報社傳達柯慶施的指引兩天後，市裡一位大东说念主物對徐鑄成進行點名批判。徐老先生再次提心吊膽，驚魂不定。為了安危徐，欽本立拉上他一说念再次求見柯大东说念主。

那知，才過了兩三天，柯慶施大东说念主的「臉」已完全變了，柯不愧毛的好學生，單是這「變臉」之術就學得很到家。

柯以无出其右的、疏远的、倨傲的態度，當著欽、徐的面，說了那段後來在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的「名言」：「中國的知識分子，用兩個字不错详细，一是懶……二是賤，三天不打就翹尾巴。」

徐鑄成被弄得由白臉變成紅臉，又由紅臉又變成白臉，無言以對。只好聽「天」由命了。

毫無疑問，柯慶施在這兩天內親自請示了毛，得到毛的聖旨，他們的臉才變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惡毒。

之後，徐赴京出席全國东说念主大一屆四次會議（他是全國东说念主大代表）。會議期間，看到《光明日報》一篇签字文章，揭發他客岁在民盟新聞小組會上說過：文彙報復刊後，一切聽羅隆基指揮……這然而不好的兆頭，更不是事實。他想起來辯駁，但無东说念主搭理他了。真實的情況是：徐鑄成不僅沒有說過這話，更沒作念過羅隆基的馬前卒，而况，他還二次退過羅隆基給《文彙報》的稿件，這在當時是很不屈常的行為，因為羅作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其文章「不战而胜」，別的報紙求之尚且不得……以至羅後來在民盟中央一次會議上憤憤地說：「文彙報還說是什麼知識分子的報紙，竟連我的稿子也不登……」

然而這時這位中國報东说念主的元老，也沒有發表文章為我方辯護的權利了。

不過徐鑄成仍然漆黑自我安危：總算沒有將我方歸入「章羅同盟」。由此可見，毛也許會對他網開一面。

毛當然不會忘記「關照」這位老報东说念主。也就在這時，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長劉述周有意到《文彙報》駐京辦事處找到徐鑄成，轉告偉大領袖的話，劉說：「毛主席十分關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見趙超構同道，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別提到你，說：『徐鑄成同道的职守比你（指趙超構）重，但無論怎麼樣的职守丟了就好了。』是以有意叫我向你轉達他的話。」

徐聽到此話，既表示谢意，又感到納悶，谢意的是在無數知識分子、包括文彙報的浦熙修等东说念主都被批鬥將喊天哭地的時候，毛卻對他如此關愛，如此「溫柔」，稱他「同道」，又叫他丟下职守；納悶的則是：毛說他的「职守重」。职守重，也即問題多、問題大。但他徐鑄成的問題「多」在哪裡、「大」從何來？連他我方也狼狈其妙。鳴放時他不在國內，他也沒有說過一句出格的話，更沒有放過「毒」。如今毛卻說他的职守重，看來這不是一句好兆頭的話。聯料想那次在豐澤園接見時，毛對文彙報讚揚有加，如今對文彙報卻殺氣騰騰大加討伐，短短兩個月，冰炭兩重天！這使他對毛的話不禁打起了寒顫……

果然，曾被毛親切接見、讚揚，而况他我方也認為一貫聽黨的話，沒有作念過錯事的徐老先生，最終被毛欽定為「右派」……

當然，受難的絕不止徐一东说念主，既然毛說文彙報有個右流派統，那就不止一兩個东说念主，結果是，6名編委、15名記者編輯同時落網。完成了「右流派統」的指認。

徐先生對我方被劃為右派、打入另冊總有些於心不甘，耿耿於懷。其實徐的錯誤或罪名唯唯一條：那就是他是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新聞界的頭面东说念主物。既然文彙報反動透頂，那麼他這個總編能逃脫嗎？

是以，劃他一個一般右派，應該是毛對他的寬大為懷了。

徐鑄成後來著有《「陽謀」親曆記》一書。

關於反右派運動的情況，及由它派生出來的光怪陸離的眾生相，包括對右派分子的處分、發落、下場，由於篇幅關係此處從略。一些較有代表性的故事，則放在「附錄」之中，作為歷史見證，供讀者參閱。

附：毛主義高壓和摧殘下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生存狀態一滑

由於這個題目太大了，是以也只能「一滑」，即只能選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鏡頭以窺一斑。

毛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可謂滲入骨髓，不但在中國歷史上少有，辞天下娴雅史上也罕見，他不同於秦始皇為保山河而「焚書」，和因受到術士的欺騙而「坑儒」（ 秦皇坑的是術士或术士，亦然當時知識分子的一種，但不可代表知識分子全部）。毛對知識分子完全是一種基於仇恨的主動進攻、打擊、殺戮，不需要任何事理。毛還想從文化的角度、哲學的角度，證實「知識分子無用」，應該而况必須將這群「廢物」踩在腳底下，讓他們夾著尾巴像狗一樣作念东说念主，或者幹脆送他們上「西天」。為此毛又發明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說，說知識分子手不可提、肩不可挑，算作不勤，五穀不分，不創造價值，仅仅像「毛」一樣，附著於社會經濟實體（工、農、商）之上、即「皮」之上，靠吸血討生活。是以不但是一群廢物，還兼有剝削的人性，即具有「原罪」。理當消滅之。

不過他的這一理論也有「罅隙」，當年毛在延安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說到知識分子最無用、要靠工东说念主農民供養時，為了堵住反駁者的口，他自問自答地說：

「……我這樣說，難免有东说念主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馬克想亦然半個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想一不會殺豬，二不會種田。但是他參加了翻新運動，他又筹商了商品。』」 是以馬克想不屬於靠削勞動东说念主民討生活的「毛「。

毛的答複不倫不類，半遮半掩。實際上應該問他的是：既然你說知識分子無用，是只能靠別东说念主養活的廢物、寄生蟲。那麼，中共領導东说念主不亦然知識分子，也不會殺豬、種地嗎？還有大批共產黨幹部也既不會殺豬、又不會種田，他們算什麼呢？按毛的邏輯答複則應是：知識分子如果參加了他的「翻新隊伍」，成了共產黨，那麼，他就是對翻新有貢獻，是於东说念主民大有益處的东说念主了，不但不是附在「皮」上的「毛」，而况成了「皮之上」的領導者。是以，說到底，毛認為知識分子唯独參加他的翻新，並且徹底赤化的，才算是有價值的东说念主，否則，仍就是克扣者、寄生蟲、廢物，要終身纠正，直至從肉體上消滅。

由此看來，毛對知識分子實際上是矛盾的：他不可完全離開知識分子去搞「翻新」，但又認定他們是異類，不信托他們，要不斷地敲打纠正他們。而况，從毛的內心來說，他認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成了「無產階級翻新家」的除外），是「纠正」不好的，是以他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纠正是長期的、終身的。也就是說，永遠是一種異己的力量。是以逐漸形成了他獨特的有關對知識分子的「名言」：

「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

「知識分子沒出息」

「知識越多越反動」

「讀書越多越蠢」

「對於資產階級诠释注解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

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最蚁集、最惡劣的一次献艺是在1958年5月八屆二次會議上談到秦始皇時毛說的一段話。當毛說到秦始皇是「竞今疏古」專家時，林彪插話：

「秦始皇焚書坑儒。」

毛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翻新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东说念主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经常要我們加以補充。」說罷捧腹大笑，引得全體中共大員也跟著大笑不止。其怡然自得之態，其猙獰可怖之目，躍然紙上。

如是，在這樣一個秦始皇+馬克想主義、亙古第一暴君毛的統治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就無可奈何地注定了。

建國後、反右派前，毛對知識分子的打壓和迫害

這裡需要說明，此處說的建國後、1957年反右派之前對知識分子打壓迫害，其實仅仅指其中幾個事件，而况，如反胡風運動，因為已歸入敵我矛盾階的級鬥爭之列，此處不再敘述；還有如上述毛我方說到的借鎮反之名對知識分子的大屠殺，以及綿延無盡的對知識分子的想想纠正等等，這裡均不触及。

最早是借兩部電影掀翻的對知識分子的「敲山振虎」。

1950年3月至5月。由香港永華影業公司出品的電影《清宮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獲得觀眾一緻好評。這是一部以戊戌變法為題材的電影，基調是對變法失敗的戚然，對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的揭露和鞭撻。它的愛國主題和進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亦然從清末到今天、海內外華东说念主對这次事件的一貫看法和學術界的不變評判。

然而，這樣一部簡單易判、井水不犯河水的藝術作品，卻被一貫善於雞蛋裡面挑骨頭，專門把白弄成黑、黑說成白的一對鸳侣硬說成是「宣揚賣國主義」的「反動影片」。這對鸳侣就是毛澤東和江青。

要說显着這一事件，還得牽涉到中共高層內部的關係，不可未几說幾句。毛共建國後，毛就已經把我方定位為沒有天子名號的天子，開始渐渐將他與昔日的戰友由「同道、崎岖級」 關係纠正為君臣關係。這一計劃當然不好說出口，而只能從「大權獨攬」、「說一不二」作念起，渐渐推進。對毛的特性和他的「翻新贪图」最显着不過的江青，決心在這方面投其所好，再立新功。江青不但瞭解毛的「翻新目標」，更瞭解他的不同凡东说念主的想維方式，其中热切的如指鹿為馬、喜新厌旧、翻雲覆雨等等。

這時江青正面臨後宮危機。毛進北京、搬進中南海豐澤園後，就故意與江青分居。這使江感到毛是有意拋棄她，至少是生疏她。這種情況正是毛要成為沒有天子名號的天子的信號之一。其實當時江青才35歲，風韻猶存，毛沒有什麼事理拋棄她。然而江料想楊開慧、賀子珍的下場，想起毛的好色無忌、暴虐成性的人性，以及歷史天主王們喜新厭舊的傳統，料想她有可能被毛打入冷宮、過那種淒淸零丁、行尸走肉的生活，不由得冒出了盗汗。

經過反復的深想熟虑，江青終於悟出了说念说念，這就是幫助毛實現他的「帝皇夢」。唯独這樣才能讓毛感到她的热切和不可替代性，保住我方的「皇后」地位。電影《清宮秘史》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

這時，江青的處境還比較困難，毛還遵從與江青結婚時黨內高層與之約定的「約法三章」：江青不得幹政。是以，毛登基後並沒有給江青安排顯要之職，仅仅根據她的老本行，給她在文化部安排一個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虛職。

然而江青就在這個不起眼的、並無多大實權的職位上，為毛建设大權獨攬、黨內獨尊、說一不二的地位作出了非凡的貢獻。

事情要回到《清宮秘史》的上演上來。在此片公演之前，先在中南海為中央領導放映了專場，贪图是赢得中央領導的認可，然後好在全國放映和宣傳。在專場放映時，毛沒有去看，劉少奇等領導东说念主过火夫东说念主都去看了。劉少奇在觀看之後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胡喬木閒談時，细目了這部片子，陸、周、胡等东说念主的觀點也不謀而合。

既然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东说念主物都细目了這部影片，中宣部領導當然認為應該給它放行了。他們覺得沒有必要請示毛了，畢竟仅仅一部電影，而况群众看法都一緻，就不應用這種小事去打攪毛了。他們當然也沒有徵求當時還從未以「第一夫东说念主」身份露面的江青的意見（不以毛的夫东说念主身份出头，亦然毛與江青結婚時所接受的三個約束條件之一）。

豈知白眼旁觀的江青，以其特有的嗅覺感受到了這是一次為毛立功的好機會。她故意在這部電影在各地上演並獲好評後才去毛處告狀。江與毛談話的原話已不知所以，她跟毛說的重點也细目不是影片自身（對影片自身的審視無足輕重），而主要針對兩點：一是指出這是想想和意識形態領域大權旁落的苗頭，毛本來就十分注重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對這一點当然十分明锐；二是特別指明、搶了毛的獨家話語權的是劉少奇，因為江青知说念，毛這時對劉少奇開始有了戒心，在上一年春天劉去到天津時大談「發展資本主義」甚而說「剝削有功」，已經引起了毛的不滿。

由於江青對毛的內心想法瞭如指掌，是以，她一告即中。江又調來《清宮秘史》單獨放影給毛看，毛看了後同意指其為「賣國主義」影片。仅仅，毛當時還不想為如此「小事」與劉少奇撕破臉皮。於是決定由江青出头，找到陸定一、周揚、胡喬木，說《清宮秘史》宣傳了賣國主義，要組織批判。這中間江青賣了一個「關子」，她故意不說明這是毛的意見，而是把我方和毛的意見混在沿途（江意欲以此獲得毛的代言东说念主身份），這便使陸定一等东说念主很為難，因為搞不好，這要承擔挑唆黨內兩位最高領導东说念主之間關係的罪名。但又不可不對江青的警告作出反應。於是組織东说念主馬寫了批判《清宮秘史》的文章，但想來想去最終沒有發表。毛因忙於其他政務也沒有過問此事，不過他記下了這筆賬。

後來文革中戚本禹寫了篇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專門談及這部影片之事，並把這一切算到劉少奇的賬上。劉始則狼狈其妙，繼則如夢初醒，因為此前他压根忘記了此亊，更不知有此一說。

江青這次雖然沒有掀翻大波瀾，但已初步引起毛澤東的重視，算是達到了一半贪图。自此，她拿定主意，要作念毛澤東防卫識形態領域、特別是電影方面的偵察兵、看門「犬」，再立新功。

很快，機會又來了，那就是《武訓傳》事件。

《武訓傳》的編導孫瑜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的同學，與周關係不錯。影片題材是根據知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材料和陶的遺願拍攝的。拍攝之前孫瑜當面請示了周恩來，周以他慣有的嚴謹、小心和想慮縝密的作風，作了三條指引：一、站穩階級立場。二、武訓成名後，統治階級即加以籠絡利用。三、武訓最後對興學的懷疑。這三條被尊為該劇編導的指導想想。

《武訓傳》依據的是真东说念主真事，是清末一件奇聞，其基本亊實是：

武訓，原名武七，清末山東堂邑縣（今聊城）东说念主，生於1838年，卒於1896年。出身貧苦農家，父親早年死字，武七跟隨母親到處流浪，以乞討过活。十幾歲給田主打長工，主家欺他不識字，尅扣了他的工錢，使其深感不識字的苦處，決心創辦義學，讓窮孩子讀書。他把分家分得的三畝田賣掉，加上我方行乞得來的錢，積攢起來存在一個富紳家裡（那時沒有銀行）讓其放債生利。為了召募辦學的錢，他吞瓦片，喝髒水，讓东说念主當馬騎，含垢忍污，始終為了讓貧寒家孩子上學這一崇高目標奮鬥不断。經過30多年不懈的接力，武訓積攢了兩千多兩銀子，全部拿出辦義學，他我方仍然過著「居不求安，饑不擇食，衣則襤褸，臥無枕衾」的困苦生活。1888年，武訓在家鄉堂邑縣柳林鎮辦起了第一所義學，第二年在館陶縣辦了第二所義學，1896年臨死前又在臨清縣辦了第三所義學。

武訓的事蹟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直達皇廷。清帝得知他的亊跡後對他的義舉頗為感動，封給他「義學正」的官號，並賞賜「黃馬褂」——一種對特殊貢獻者的嘉獎。武訓卻拒不接受這些「崇高的榮譽」，但如果他正面拒絕，是要被加上「大不敬」之罪處死的，是以他只好裝瘋，以這種特殊的方式進行招架，完成了他的悲劇性格的完竣性。其間，當他聽到他的義學考第别称的學生說，學成以後不错仕进的時候，他不禁哀哭流涕，給學生們下跪，懇求他們「將來千萬不要忘了咱窮东说念主」。這一切标明，武訓辦義學之舉確是不為名、不為利、真心實意為窮东说念主，他我方到死都堅守窮东说念主的名份。

像武訓這樣的奇东说念主奇事，不論在哪個朝代，都會被褒獎讚揚的，這亦然东说念主們普適的價值觀、说念德觀。特別是武訓不接受朝廷嘉獎之舉，更適合馬列主義的「階級性」条件。

編導者為了貫徹周恩來的指引，使之更適合毛共的理論和胃口，又在劇情中加入了編造的太平天國車伕周大領導囚犯們進行獄中暴動、與官府進行武裝鬥爭，但最終失敗的情節。還在影片結尾的時候尽心良苦地加上了一段旁白：「武訓先生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堅韌地鬥爭了一輩子。然而他這種個东说念主的招架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所義學，後來都給田主們搶過去了。是以，單憑唸書也救助不了窮东说念主；周大呢——單憑農民的報復心理去除霸報仇，他沒有把廣大的群眾組織起來。在當時那個歷史環境裡，他們兩东说念主都無法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役和流血鬥爭，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瞭解放。」

就是這樣一部既有階級性，又有东说念主性，完全顺应「馬克想主義」条件的影片，在全國99.99%的东说念主民看來，都是一部具有「積極教育意義」的「好影片」。然而誰能信托，到了毛澤東、江青的眼裡，卻變成荼毒东说念主民，污衊翻新鬥爭的「大毒草。」

事情是這樣的，《武訓傳》拍完後，1951年2月21日先在中南海放映給中央領導看片。周恩來、朱德、胡喬木都去了。唯毛澤東、江青沒有去（恐怕是故意所為）。看完之後，朱德持著編導孫瑜的手說：「很有教育意義。」

隨即，影片在北京公映，獲得一派讚揚之聲。各種報紙連日發表觀眾寫來的觀後感，好評如潮。後來一些專業影評东说念主士、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家」也紛紛發表影評文章，一緻對影片給予充分细目（後來批判時說報刊發表這類讚頌文章有48篇之多）。

這次，躲在「陰暗边际裡」的江青，決心要作一篇「大文章」，掀翻一次大的波瀾，以对消前次未能將《清宮秘史》公開徹底批倒、批臭的遺憾，同時藉以大大普及我方在毛心目中的地位。

毛雖然極為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但其時其他大事太多，如 「清匪反霸」、「土改」、「鎮反」、「抗好意思援朝」等運動正汹涌澎拜開展，毛每天為他的「殺东说念主事業」勤恳不疊，對一部電影這樣的事當然顧不過來。

而江青正好充當了毛在這方面的耳目。江青也在抓時機，她要比及《武訓傳》已經在全國「火」起來才动手，以便使事情鬧大，引起毛的足夠重視。

江青當時是怎樣在毛眼前告「禦狀」，我們已不可細知。總之，江青對毛主義、毛的為东说念主是久了瞭解的，而况她也把這一套學到了手。一般地說，毛對许多事物的看法，都是與一般东说念主、包括他的黨內「親密戰友」违犯的，一般东说念主認為好的，毛可能認為是壞的；一般东说念主擁護的，毛可能堅決反對。這大约就是斯大林所說的「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作念成」 吧。不過看來不是一切共產黨員都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而唯独毛這種特別「優秀」的东说念主才才如此，就如在蘇聯，也唯独斯大林等極少數东说念主堪當此譽一樣。

江向毛彙報了周恩來、朱德對此片的評論，特別指出《武訓傳》的編導乃周恩來的老同學，拍此片得到了周的支撑。這一句就牽動了毛的明锐神經，因為周恩來正是毛認定的主要潛在政敵之一，雖然在延安整風時周已對他表示完全臣服，但毛對周的归罪並未扼杀，周扫视能幹，又廣結善緣，在國內、國際上的东说念主緣、名氣都比他老毛好。毛對其是既恨之，但因使命需要又不得不必之。因此，如能利用這次電影事件，把它上綱上線作念大作念「危」，不止是對周很好的一次「敲山振虎」，迫使他以後愈加馴服。

於是毛叫江青將影片調來。果然，毛一看，加上江在一旁提示，毛立即認定這是一株「大毒草」。 於是決心借此事對全國知識分子再來一次「洗腦」，同時對周恩來，還有朱德來一次警示。

1951年5月20日，毛以《东说念主民日報》社論的格局，發表了他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文章以毛特有的霸氣、流氣，以最高權威的口气，對《武訓傳》進行惡毒的攻擊和貶斥：

「《武訓傳》所提倡的問題帶有压根的性質……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翻新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想想混亂達到了多么的进度！」

整個中國電影界、文化界以及整個知識分子隊伍，直至看過電影《武訓傳》的普通老匹夫，都猶如挨了當頭一悶棍，被打得暈頭轉向，有些驚恐狼狈。此時毛、江又通過黨內演义念渠说念故意向全社會傳出：此篇社論乃毛親寫。本意為加多社論的威力，引起全國崎岖重視，但也加多了东说念主們的驚恐和慌亂。

為了證明毛寫的社論的正確性，《东说念主民日報》和文化部立即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赴山東武訓活動過的地方進行所謂調查，江青以「李進」的代名進入調查團。在調查團尚未到來之前，山東省的有關領導、部門已經完全知说念了这次調查的動機、贪图，於是緊行動起來急作念好配合調查的「群眾使命」，完全滿足調查團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和「东说念主證」、「物證」。

於是，調查團順利地完成了任務，由包括江青在內的三位作者寫出了《武訓歷史調查記》。

《調查記》得出的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 遵從反動統治階級的领会，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是一個勾結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貪殘，技术坑诰的高利貸者。」「是一個以『興學』為技术，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田主。」

就這樣，在江青的径直指導參與下，將武訓的歷史徹底顛倒、改寫了，將一個以行乞興學的貧苦農民、一個捨身為義、感天動地的善舉，污衊成罪大惡極的罪东说念主。

由一斑可窺全豹。由此我們也就不错显着地認識到，自從毛澤東去井岡山當山大王之後，他所從事的打土豪、分境界的「地皮翻新」（又叫「民主翻新」），到底是在幹什麼；他所宣揚、殺戮的土豪劣紳、田主、富農、反翻新到底是些什麼东说念主，而他的「共產翻新」过火骨幹、積極分子又是什麼貨色！

毛就是用這種無比下流、無比邪惡、無比無恥、完全顛倒黑白的手法，編造出他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一生，從對武訓的惡毒無恥的污衊，到對知識分子設置罗网的「陽謀」； 從在江西大打「AB團」，到最後將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毛的「翻新路線」、「翻新技术」和「翻新邏輯」就是如此，從來如此如！這就是毛的「翻新」的真相。

毛對武訓和《武訓傳》的惡毒詆毀、污衊，在中共黨內和社會上竟然沒有受到一絲一毫遏抑或公開異議，有的唯独奴顔婢膝的擁護、讚揚，有的唯独助紂為虐、為虎作倀。這說明毛主義己在全黨、全國樹立了絕對權威，毛順利地獨佔了中共的「話語權」。為其後來從「領袖」向「天子」轉變奠定了堅實基礎。

毛仍然不愿就此收兵，像每一個運動一樣，不搞得全國东说念主仰馬翻，东说念主东说念主心驚肉跳他是決不會罷手的。起先遭罪的當然是《武訓傳》的編導、演員，旁及那些影評家和寫觀後感的普通觀眾，他們只好收起昨天的笑臉，擺出一付哭喪的苦瓜臉忙不疊地寫檢討、查想想，儘量上綱線上線辱罵我方，搧自已的嘴巴，以求得求得毛的寬恕，求得與毛想想的吻合。

但是毛的重點並不在影片自身。毛的重點是要借此再度開展一場知識分子纠正運動，重點整那些高級知識分子，挖掉他們的「資產階級想想」，同時震一震黨內那些「右傾」 的潛在對手。於是，一場借批《武訓傳》，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使知識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運動在全國開展。運動的內容完全超出了對武馴傳的批判自身，而是要通盘參加運動者「脫褲子」、「割尾巴」、东说念主东说念主過關。像毛通盘運動一樣，先讓檢査者我方給我方摑耳光，然後讓別东说念主來摑、再相互幗，直到东说念主东说念主被摑得飞来横祸，倒地向黨、向毛求饒……

在複旦大學，為了幫助孫大雨诠释注解過「想想關」，批判會開了8個鍾頭；

北京大學的周炳麟诠释注解，因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任過職，被反復地整來整去仍然不可過關。他絕望了，只好鐵了心說：「你們不要再找我談什麼想想纠正了，就算我是為國民黨殉節吧……」他選擇了「自絕於东说念主民」。

西南政法學院，一位作念過國民黨最高法院推事的诠释注解，過關無望，便主動跳入長江……

為《武訓傳》作檢討的最高職務者是周恩來了。但是周是個黨性很強的共產黨东说念主，他不會將我方在黨內高層受到的打擊、委曲向外东说念主吐露，不過，也許是一時坚毅了，或者覺得骨骾在喉，一吐为快，1952年春天，周到上海，碰見孫瑜，據孫瑜回憶說，周「在和我持手時含笑地問我：是否聽到了他在北京為《武訓傳》所作的檢討？」這使孫大吃一驚，原來周恩來這位堂堂總理因為這個《武訓傳》而要在黨中央作檢討！

聯料想因《武訓傳》而使全國的知識分子挨整，甚而不少东说念主丟掉了性命，孫瑜很後悔，很苦处：早知有今天，何苦當初！搞這個鬼電影幹碼呢。

然而江青和毛澤東則实在開懷了一陣子，當年11月，由於江青在電影戰線屢建奇功，聰明的胡喬木提議江青作念中宣部電影處處長。書面報告呈送到毛澤東的案頭，毛提筆怡然批曰：「此件很好，可照此實行。」江青總算突破了「不得幹政」的镣铐，正兒八經仕进了。自此，毛、江的鸳侣店越開越大，越開越紅火。

因為《武訓傳》，知識分子們被整得慌慌张张。好谢却易剛剛告一段落，又發生了一樁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的公案，害得知識分子們忙不疊繼續檢討下去……

問題是從1953年5月開始的。紅學家俞平伯出书了一册叫《紅樓夢筹商》的新書。當月《文藝報》登刊了一篇介紹俞平伯的《紅樓夢筹商》的文章，對此書作了很高的評價和推介。

俞平伯是老資格的紅學家，他的基本觀點是《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不具有反封建主義的旨意。俞在《紅樓夢筹商》之外，又寫了一篇叫《紅樓夢簡論》的文章，宣揚我方一貫的觀點。

哪知，俞老先生不經意踩中了毛澤東的一顆地雷。原來毛澤東亦然個「紅迷」，他將紅樓夢讀了多遍，在講話、作報告中不時援用書华夏文，故事，比如，他一次在講到「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時，就說這是「我們的古东说念主王熙鳳，又叫鳳姐兒說的」。將一個小說中东说念主物說成「我們的古东说念主」，大约唯独毛才能這樣說。更為热切的是與千千萬萬紅樓夢的讀者、筹商者觀點截然违犯的是，毛硬說《紅樓夢》是一部以反封建為主題的小說，是反馈清代中晚期「階級鬥爭」的百科全書。但是凡看過紅樓夢的东说念主可能都會對毛的說法如丈二梵衲摸不著頭腦，因為這明明是一部描寫一個貴族群众庭由盛而衰的言情小說，書中以貴族姑娘、令郎們的愛情故事為主線，穿插了多量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东说念主物事件、風土情面，由於作者精粹的藝術功力和對社會萬狀的明察，說它是某種意義上的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也許不為過，但若說它是什麼「階級鬥爭」的教科書，則是風馬牛不相及之事。它曾一度被統治者以「誨謠」為由拦阻，但從未聽东说念主說過它「誨盜」或教唆階級鬥爭、教东说念主起义。曹雪芹可能作念夢也不會料想有东说念主說他的書與馬克想主義的「階級鬥爭」想想顺应。毛又給古东说念主製造了一宗滑稽的冤案。

恰在這時，兩位受了階級鬥爭教育，又能體會毛的紅學想想的共青團員大學生李希凡、藍翎合寫了一篇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點的文章，寄到《文藝報》，但沒有發表；然後又寄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文史哲》，得以注销。

專門窺視意識形態領域動態的江青风雅到了這一情況，她拿著《文史哲》刊登的李、藍兩位作者的文章条件《东说念主民日報》轉裁，總編鄧拓以《东说念主民日報》不是解放辯論的場所為由，表示恕難從命，並建議由中宣部轉知《文藝報》或《光明日報》轉載。後來這兩報都刋豋了。

一年以後（不知何故拖了一年之久，也許是這段時間毛忙於其他更热切的階級鬥爭不可分身），此事被毛從新提了出來，並寫了一封氣勢洶洶的信給中共中央各領導东说念主及专揽想想、文化戰線的官員，信中說：

「……事情是由兩個『庸东说念主物』作念起來的，而『大东说念主物』经常不风雅，並经常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者的唯心論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的情形幾乎是相易的。被东说念主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于今沒有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于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庸东说念主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异事情，這是值得我們风雅的。」

從這封信中，可見得知江青幾次向毛告禦狀都完全獲勝了，毛完全接受了江青的觀點。标明毛、江政事上的高度一緻性，而這正是江青所苦心追求的目標。從此，江青在毛的心目中已經不是一般的鸳侣關係，而是一種奇特的「名義上的鸳侣、實際上的政事盟友」的關係。江青成了毛政事上的代言东说念主，江青登上政事舞台高位仅仅遲早問題，時機問題，這一點雙方心裡都已信服不疑，後來都兌現了。

仅仅可憐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又因此迎來了新一輪的想想纠正運動，無數东说念主又堕入「講不清、说念不解」的「脫褲子」、「割尾巴」的尷尬境地……其中被毛點名的《文藝報》和文藝界的領導們更成了「重災區」，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接連召開了八次聯合批判大會，《文藝報》總編馮雪峰被撤職，編委會被改組。馮雪峰等东说念主後來在反右派的第一時間便被確定為右派分子，發配邊疆充軍勞動纠正。

由於對《紅樓夢筹商》的批判，又牽連出一位中國近代學界泰鬥級东说念主物被批鬥，仅仅這位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已經不在大陸，他就是胡適先生。毛發動全國學術界對胡適聲討，很有點像唐·吉訶德對風車的戰鬥。不過在毛看來，热切的報了胡適當年在北大輕蔑我方的一箭之仇；那是1918年毛第一次去北京時，在恩師楊昌濟诠释注解的引薦下在北大圖書館謀了一份臨時握住員的差使，有空閒時不错免費去聽诠释注解們講課。一次毛去聽胡適的課，大约是聽得入神了，忘記了我方的身份，便鬥膽向胡提倡了一個問題。當這位名诠释注解弄清了這個操湖南腔的提問者並不是北大的风雅學生，而仅仅一個旁聽的臨時工時，便拒絕呈报，捲起書本瀟灑地走东说念主了。

這對一貫心高氣傲、而况激越要作念纠正寰宇的大英杰的毛來說，無疑是一次難以容忍的耻辱，這個一箭之仇岂肯不報？只能惜1949年胡去了好意思國了。無奈，毛只好利用他「君主」的身份，迫令大陸學者來一次對胡「萬箭齊發」式的虛擬報復。當然，這對胡博士來說毫髮無損，但卻使大陸知識分子跟著灾祸，寫下了不計其數的檢查檢討。

毛的另一個收穫是，由於拿紅學權威俞平伯來開刀，幾十年來有關紅樓夢筹商的不悅耳之聲，自此從毛的耳邊消失了。從此以後，拔帜树帜的是毛氏的紅學理論，即紅樓夢是一部「反封建的階級鬥爭的教科書」云云。。

毛玩政事權術捉弄得出神入化，玩到文學領域去了，也把暴力的功能發揮到了極緻，橫行無忌地入侵併佔領了大陸中國的學術殿堂。

最後要說的一件事是毛與一個舊知識分子之間的戰鬥，雖然打擊的對象仅仅一东说念主，但情節卻精彩動东说念主，意義非凡，這就是所謂的「梁漱溟事件」，或稱梁與毛澤東之間的「雅量」之爭。

梁漱溟對毛的面折廷爭，雖然只發生在1953年9月中旬的幾天，但它卻是沿途不尋常的事件，是毛統治下絕無僅有的一位民主黨派东说念主士、一位非黨知識分子對最高領袖當面条件話語權、申辯權的抗爭；而况由於毛與梁的關係非吞并般，在一定意義上摺射了毛與舊友和民主黨派东说念主士、高級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變化。是以此事具有標竿性的意義。

梁與毛有著較深的淵源。梁祖籍廣西桂林，出身於北京，與毛澤東同齡。不過他似乎比毛「發跡」得更早些。梁出身書香世家，聰慧過东说念主，早年卻未能考上北京大學。梁當即指日發誓曰：他日不到北大當教師，誓不為东说念主！光憑這句話就知其志向、氣度非凡。果然，梁漱溟憑著自學成才，深研梵文和印度哲學赢得不俗的成績，1918年以一篇《究元決疑論》的論文名滿京華，當年即被北大校長蔡元培聘為北大哲學講師，實踐了當年落选時的誓词。時年尚不滿25歲。而同樣年齡的毛澤東，卻剛剛從湖南第一師範（相當於今之中專）畢業，跑到北京來尋找「未來」，因出國不成，投靠在一師時的恩師，時任北大诠释注解楊昌濟門下，靠了楊的引薦，在北大圖書館求得一個握住員的臨時低等職位。而少年满足的梁漱溟，教學之餘不免到共事、同為哲學诠释注解的楊昌濟家中高談闊論。這時寄住在楊家的毛，只能充當端茶遞水、開門迎送的变装。梁當時当然也未把毛放在眼裡。但毛對這位自學成才的北大后生教師卻產生了敬佩之情。後來梁又跑到山東青島去搞他的「鄉村改革試驗」，竟然大獲奏效，成為國內國際知名學者，後又任國民參議會參政員，躋身政要绅士之列。

正應了那句俗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毛澤東走的是另一條起义奪權之路，二十年後也大獲奏效。這時的毛成了中共這個中國擁有武裝力量的第二大政黨的領袖，雖然在野，卻是割延據稱雄一方的「諸侯」。

由於毛共精於宣傳之说念，延安被吹噓成「模範邊區」，特別是說其農村改革（實即血腥的暴力土改）赢得了輝煌的建设雲雲。這引起了醉心於鄉村改革筹商的梁漱溟的興趣和好奇，於是決定親自去瞭解一下。1938年1月梁首次到延安訪問。毛澤東對這個他后生時代的舊相識仍懷有些許敬意，加上梁已是學界、政壇名东说念主，毛當時想重塑中共和我方的形象，当然給予熱情宽恕。訪談中，梁主要和毛澤東探討中國農村未來的改革之路。然而在這個議題上，兩东说念主可謂南轅北轍，梁氏堅持他一貫的觀點，認為中國農村積貧積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必須進行渐渐的、漸進的經濟、社會變革，特別是通過振興鄉村教育、提高農民的文化、科學素質，去發展農村經濟，解變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的貧困落後面貌。而毛澤東当然堅持他的一套馬克想主義階級鬥爭學說，認為農村和農業問題主要是田主與農民的矛盾和鬥爭，唯独通過地皮改革、打倒田主、等分地皮，才是農村振興之说念。兩东说念主当然談不到一塊去。不過他們在有關中國文化、以及對歷史看法的問題上，很有相互切磋的興趣，以緻徹夜長談，樂此不疲。1946岁首，梁二訪延安，毛仍然熱心性與其作徹夜之談，態度仍不失誠懇、友好。（今天的事實證明，關於振興中國農村的说念路，梁漱溟的理論可謂高瞻遠矚具有先見之明。）此後樑以民盟秘書長的身份在國共之間调节，多為中共效劳。算是中共的友黨友东说念主。

延安一別數個春秋之後，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毛共奪權奏效，毛當起了中國新的「國君」。梁漱溟這時雖已不從事實際政事活動，但想起我方與毛曾有的私情，而况當年我方任民盟秘書長時，在調解國共兩黨糾紛中，為毛共立下過汗馬功勞。（1946年10月的某天，當梁得知國民黨軍隊佔領了中共第一大城市張家口時，梁對採訪的記者脫口而出：「和平已經死了！」這句簡括而形象的譬如立即成了各大報紙顯要的標題，梁漱溟也聲名鵲起。）憑著這些關係，梁漱溟想像，毛澤東和中共也得敬我方三分。梁於是坚毅留在大陸。毛似乎也不忘故舊，封了個全國政協委員給他當。梁不時參加政協組織的視察活動，到各處望望。回到北京，有時毛還特派小車將他接進中南海，在毛的家中吃飯、聊天。對這一切，梁很感滿意，認為毛不忘舊情，梁把毛視為舊友。

然而梁漱溟所不知说念的是，在毛看來，他通盘這一些舉動，無非在表現一個勝利者對舊友或部下敗將的寬弘大度，以便贏得一個禮賢下士、不忘故舊的「明君」的名聲。是以，他特別喜歡與國民黨的被俘或投誠的將領、舊時有名望的知識精英「交友」，與他們縱論今古、吟詩作詞，从属風雅。柳亞子、章士釗、張治中、程潛、傅作義、王季範、周谷城、周士釗以及郭沫若等等都相繼是毛的座上客。這些东说念主也很識相，都在對毛歌功頌德的同時緊緊夾住我方的「尾巴」，決不表現出比毛更淵博的知識、學養和見解，更不敢表現出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風骨」。他們知说念我方的变装就是陪襯毛這朵「紅花」的綠葉，決不敢僭越、失禮。而毛就在這種眾星捧月中得到一種滿足，一種比他在黨內被當作菩薩崇尚愈加過癮、愈加得意、愈加飄飄然的感覺。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這中間竟然出現了不諧之音，終緻「君臣反目」，禍根就是這位梁漱溟先生。這梁老先生天生有一種高洁的書生氣，一種桀驁不馴的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他是少有的把「政協委員」真當回事的「客卿」之一，他不大懂得對毛沮丧以德，相互造假；反而有時真的去參政議政，建言獻策，以為唯独這樣才是對毛的報答之说念。毛已有察覺、戒備之心，但不發作，他要白眼觀看這個不識擡舉的家夥到底要弄出什麼花樣來。

果然，不久梁漱溟就跳出來搗亂了。

那是1953年9月8日至18日之間，為了討論中共提倡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北京接連召開了兩次高層會議，一次是8日至11日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一次是12日至18日中央东说念主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全體會議。梁先生作為风雅和列席成員參加了這兩次會議。

在9月11日的政協會上，梁就有關農村和農民問題發言，绝不忌諱地直陳時弊：

「……有些農村幹部操纵鄉村政權，違法亂記，欺圧群眾。生產沒有搞好，農民吃不飽飯，跑到城裡當小工，露宿街頭，公安部門今天把他們送且归，他們翌日又來了。有东说念主說，現在工东说念主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风雅。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了或遺漏了中國东说念主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忽略了他們，东说念主家就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梁還談到了一些具體策略問題和他瞭解的農村情況，如當時已引起農民強烈拒抗的糧食統購統銷策略等等。梁的發言在一派歌功頌德聲中顯得突兀而分歧時宜，引起了委員們的震驚和不滿。

在梁發表「九天九地」之說後，會議宣佈休息。但部分委員表示對梁的發言不滿，群言洶洶。再行宣佈開會時，周恩來作為會議主席發表講話說：方才梁漱溟的話是有陰謀的，想破壞工農聯盟，好奇很壞。隨後統戰部長李維漢發言，更是對梁大加伐撻，會場已騷亂不胜。

第二天，毛在政府委員會上專就梁漱溟的發言作出了反擊，他說：

「有东说念主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說農民的生活太苦，条件照顧農民，這大约是孔孟之说念施仁政的好奇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敗好意思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等于幫助了好意思國东说念主……」

「有东说念主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东说念主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如他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东说念主農民在压根利益上是一緻的，這一基礎是谢却分裂、谢却破壞的！」

面對中共幾位領導东说念主的連續攻擊，梁感到有申辯的必要，於是給毛寫字條条件申辯權。但毛不予搭理。當晚梁又見到毛，毛已完全變臉，压根不與梁交談便揚長而去。

9月17日，經過秘書們幾天緊張、整夜達旦地準備好了講稿的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數小時的長篇發言，從歷史的角度穿鑿附會，加油添醋、顛倒黑白，說梁漱溟從來就是個「反共分子」，在調解國共兩黨的和談中，他貌似公正，名义與共產黨站在一邊，實際卻在為國民黨服務，站在蔣介石的立場破壞和談……總之是個「反共老手」。

在一邊吞雲吐霧的毛，聽著周恩來振振有辭的「批判」，不時插上幾句：

「蔣介石用槍桿子殺东说念主，你梁漱溟用筆桿子殺东说念主……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东说念主犯。」

「东说念主們說你是個好东说念主，我說你是僞正人！」

說到激情處，毛乾脆親自上陣：

「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好意思得很。他跟傅作義先生不同。傅先生公開承認我方反動透頂，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裡？你一生一生對东说念主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我方描寫成清晰不得的天劣等一好意思东说念主，比西施還好意思，比王昭君還好意思，還比得上楊貴妃。」

看到我方曾經以為禮賢下士、虛心納諫的毛澤東口中吐出這麼多惡毒下流、又語無侖次、類似潑婦罵街的語言，梁漱溟感到震驚了！但他決不想向這種以勢壓东说念主的作念法屈服。

梁条件當場作答，但被文告第二天再說。

次日，即9月18日，上演了这次鬧劇的上升。對於這個事件，記述者有不同版块，筆者只能照錄。一個版块是：在毛、周安排好的全場一邊倒、嚴陣以待的肅殺氣氛中，梁爭得了十分鍾的發言權。在四周虎視眈眈、眾目睽睽之下，梁走上講台。他鎮定地開口就說：「我的發言，一則是考驗我我方，一則是考驗共產黨的雅量，因為黨通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望望黨的自我批評是果然假。」哪知剛說到這裡，主席台上的毛便把擴音器移到我方眼前，大聲说念：「你想要的雅量是沒有的！如果梁潄溟這類意見不错稱作『諫』， 我聲明，我們確是拒諫。」 歇口氣，接著又說：

「在梁潄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就是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约不會有。」毛越說越激忿，幹脆開罵：

「你覺得我方很好意思，比西施、楊貴妃還好意思，我看你臭得很！」

梁不禁诧异，會場頓時緊張起來。毛指著梁漱溟繼續罵：

「台灣廣播說你有氣節，有硬骨頭，我看你有臭氣，有臭骨頭！」配合毛的咒罵，台下響起了一派口號聲和吼怒聲，「不聽梁漱溟的胡言亂語！」「反革分子滾下去！」「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打死反翻新分子！」……在一派怪叫聲中，再也說不下去了的梁漱溟拖著沉重的步调走下主席台。這時會場场合很僵。东说念主們恭候著毛髮落梁漱溟。就在這時原國民黨十九路軍老將軍陳銘樞在獲得毛允許後走上主席台，他先向毛鞠個躬，然後說：

「請問主席，梁漱溟今天的事，是想想問題，還是政事問題？」

盛怒中的毛想了半天不得不呈报說：「是想想問題。」

陳於是說：「要是想想問題，我想發言說幾句。」陳便一面批評了梁漱溟，另一方面卻說：「既是想想問題，不是政事問題，群众似乎不須有今天這樣騷動的場面。」

陳銘樞算是神秘地將了毛一軍，為梁氏解了圍，大大減輕了梁的「罪責」。因為想想問題比起政事問題來当然要輕得多。已經承認梁是想想問題的毛只好順著台階下，說了一通：「梁賴溟提倡所謂九天九地之說……這是『贊成總路線』嗎？否！完全的徹底的反動想想，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东说念主民政府是否能夠採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可的。」

同時又說：「我們是不是要借此機會和他絕交，從此不再和他來往了呢？也不。只消他我方同意和我們來往，我們還準備和他來往。在第二屆政協全會上，我還但愿他當選政協委員。其原因是：因為還有一些东说念主還願受他的欺騙，還不瞭解他，他還有充當活讲义的作用，是以他還有資格當選政協委員。這一點雅量我們還是有的。」

一場有驚無險的風波就這樣過去了。

這個版块也許有些不準確，有些不完竣。據梁漱溟後來自撰的《事情》一文，他是這樣記載的：

「18日，午後開會，我登台發言，氣勢蓋盛。我說：我压根沒有反對總路線。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毛主席坐窝厲聲說：『告訴你，我沒有雅量！』」

在国出门书的签字戴晴和鄭直淑撰寫的《毛澤東與梁漱溟》中，在「雅量」問題上記載較詳，書中梁漱溟的原話如下：

「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望望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显着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条件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愈加尊重您；您若真沒這個雅量，我將亏空對您的尊敬。……我現在好奇是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通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望望自我批評是果然假。……

結果與梁的自述一樣，招來毛的厲害呵斥：我沒有這個雅量！

還有記述補充了當時的景色：當會場上一派囂聲使梁漱溟沒法說下去時，梁衝著毛澤東說：「主席，既然是請东说念主來開會，讓提意見，你就應該有點雅量，準許我把話講完啊！」

哪知毛一聽戾氣大發，當即指斥：

「梁漱溟把共產黨的農村策略描得一團黯淡，說得一無是處，就算我有這個雅量，不知今天出席會議的诸位共事，有沒有這個雅量？」

台下一派赞赏、含糊之聲。

那知梁卻仍不識相，竟然當眾頂撞說：

「主席，三軍不错奪帥，匹夫不不错奪志。」

會場氣氛頓時緊張得使东说念主喘不過氣來。只見毛的臉色苍白，冉冉站起身來，高聲宣佈：

「現在，我提議，來一次表決，同意梁漱溟先生發言的，請舉手！」

整個會場，唯独毛一东说念主舉起一只手，其他东说念主，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高崗、宋慶齡、張瀾、李濟深等都無一东说念主敢舉手，全場鴉雀無聲。

接著毛便發表了那一套「蔣介石用槍桿子殺东说念主、梁漱溟用筆桿子殺东说念主……梁漱溟是无餍家、僞正人等等的講話，毛一氣罵了一個多小時，直罵到疲憊了，才住口。

記述這次梁、毛雅量之爭和毛澤東那通潑婦罵街式講話的，起先是签字戴晴和鄭直淑在香港出书的《毛澤東與梁漱溟》，據考，戴晴用了真名，而鄭直淑則是曾擔任政協秘書長的汪東林，汪不敢用真名，用筆名「鄭直淑」，取「清廉述」之諧音。後來，又有1956年底去了香港的原民盟中央常委兼秘書長周鯨文撰寫的《風暴十年》中的「梁漱溟事件」記述此事。再後來，中共將經過修改、刪節、潤飾的毛、梁之爭以《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想想》的篇名收入1977年出书的毛選第五卷。

總的說，由於素材來源較雜，上头敘述中不免有次序不一、內容參雜互見或有所差異等情況。不過，各種版块基本精神是一樣的，基本情節也大體一緻。

從這一事件中，我們不错显着看到毛那名义上與舊友和文东说念主诗人貌似融洽親熱的關係背後的實質。從此以後，毛的那些舊日一又友、篾片，即他所謂的「右派一又友」， 與他相處時就愈加小心翼翼、戰戰兢兢了。

毛最後對梁漱溟先生的處理顯得很大度，這點確有些使东说念主不测，從來對毛稍有公開忤逆之言的，毛是絕對不會輕饒的，而非论他們是什麼身份、地位。梁先生後來除了不再開口之外，卻基本相安無事，照樣當他的「政協委員」。 這大约是因為毛感到在大會上對梁的咒罵有些失態，有些過份，是以在處理時特別寬容一點，以塞眾口。文革中除了抄了梁家的書籍外，也未再給以特別打擊。梁是以得此幸運，除了陳銘樞當場迫使毛給他作了「想想問題」的定性外，還可能收货於這次事件自身的公開傳播，特別已經傳到国外，既要騙东说念主又要顧及悦主义毛不可不考慮這個因素。還有一個一般东说念主不知曉的因素，據知情者說，梁漱溟有一個大他二十幾歲的族兄梁煥奎，乃毛的恩師楊昌濟的恩師，當1918年毛澤東去北京投靠楊昌濟時，梁煥奎同樣去北京梁漱溟處寄住，梁、楊兩家多有往來，毛也被捲入其中。這一層「恩師的恩師的昆季」的關係，使毛與梁漱溟有了一點說不清的「親戚」 關係。毛雖然要別东说念主六親不認，但他我方仍然顾惜血緣關係。也許這一點不為东说念主知的因素促使毛赦免了梁的「死罪」。 不過，筆者以為，毛素有「黨內鬥爭嚴厲，黨外待东说念主寬容」的不成文傳統（ 不過這寬容亦然一件「畫皮」，寬容的對象只限於有影響力的名东说念主、統戰對象），在延安整風時他把我方的幹部隊伍整得鬼哭神嚎，但他在接見外部記者和國統區來延參觀教师的东说念主士時，卻顯得彬彬有禮，談笑風生，看不出一點阴恶之氣，還裝出一點儒雅之風。蓋因為內部鬥爭關係到他的成敗榮辱，故他絲绝不可遷就；而與「外賓」交談則完全是即興作「秀」，這個「秀」作好了，不错麻痺對方，又成心樹立我方的形象，何樂不為？此乃毛的又一狡詐之處，亦然毛主義又一秘笈和「潛規則」。梁潄溟也就於無形中佔了這點「低廉」。

後來梁活到95歲才死字。文革後期有一首據傳是梁老先生寫的七律打油詩（更可能是借梁之名的他东说念主之作），名為《吟臭老九》，錄之以饗讀者：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别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是东说念主，今之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

假若馬列生当天，也要揪出滿街走。

【筆者註：這裡順便领会一下「九儒十丐」問題。九儒十丐之說見於元代，後东说念主因此以為元代是最輕蔑知識分子的時代。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元代是朔方遊牧民族蒙古东说念主入主华夏成立的政權，蒙古民族當時處在軍事部落制時代，帶有濃厚奴隸等級制色调。蒙古族入主华夏的初期，很当然地將他們的一套規制和習俗帶入中國，對漢族和知識分子的歧視亦然起於此時，當時確有「七匠、八娼、九儒、十匄（匄同丐）」之說。但很快，元朝統治者認識到他們的野蠻遊牧文化不可用來統治中國，而必須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融入華夏娴雅。其中最热切的舉措就是尊崇儒學，善待和重用士东说念主。蒙古對中國的統治实在應始於元世祖忽必烈定國名為「元」之後，即1271年後（而不是成吉斯汗建國的1206年）。元世祖召朔方理學名家許衡為集賢殿大學士、國子監祭酒。許為元主多方謀劃，複延周、孔遺教，並從新開科取士，儒學始得複興。忽必烈後又召孔子後裔孔洙為國子監祭酒。至武宗，則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尊號，其位已在各朝對孔子的封號之上，當然就不存在什麼「九儒十丐」問題了。

再則，我們從在元代一些知名文东说念主，如關漢卿、馬緻遠、趙孟頫 、張養浩等东说念主的作品和事蹟中也不難看到他們作為知識分子，仍然保持著高尚的东说念主格和風骨，統治者對他們也相當寬容和禮遇。如早期的關漢卿，以不與當局配合為是，且敢於為民「饱读與呼」，不懼權貴，自詡為「鎚不扁、煮不爛、蒸不熟、響噹噹一顆銅豌豆。」就這樣一個長滿「反骨」、一身傲氣的东说念主物，並未受到統治者的径直迫害。可見，即使是元代早期，知識分子的境遇實際上要比毛統治下的時期好得多，從整個朝代來看，更不可與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酷毒兇殘相提並論。】

附二、高壓下的东说念主格污蔑：反右派中圍剿「章羅聯盟」的献艺过火他

在前边的正文中，我們已經說到，整風轉入反右来源，毛就欽定了個「章羅同盟」（後又稱章羅聯盟），並說1957年「整個春季，中國天外上短暂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面對毛這一乖谬的「撮合」，知情东说念主心裡感到滑稽，但名义上不得不投合，民盟內一些聰明的見風使舵者，更是磨拳擦掌，披掛上陣，準備圍剿這一「聯盟」。而章伯鈞呢？在稍作拒抗後，就乖乖顺从了，違心承認了這個「沒有組織、綱領」的「章羅聯盟」。

仅仅這個同盟的二號东说念主物羅隆基其時遠在東南亞跟隨郭沫若出席天下和平理事會全體會議（羅還兼有「中國东说念主民酬酢學會副會長」的頭銜，是以跟會長郭出訪），當他從報紙和廣播中得知這一切之後，頓時火冒三丈，他的第一反應就是去打長途電話，第一個打到章伯鈞家中，接電話的是章夫东说念主李健生。羅一聽這個熟谙的聲音也顧不上客套，立即叫喊：「去把章伯鈞叫來！」

章伯鈞剛拿上話筒應了一聲，那邊就傳來羅隆基連珠炮似的叫嚷聲：

「章伯鈞，報上說我跟你『聯合』了，你竟然也承認了！現在你就跟我說显着，我什麼時候和你『聯合』的？又是怎樣聯合的？你說呀……」

章伯鈞已為這事苦处了多日，不過這時已變得近乎麻痹。他已估計羅隆基知说念了這一音讯细目會找上門來算賬的，可他有什麼辦法呢？囁嚅了好一陣，他只好說：

「電話裡說不显着……等你回到北京，我們再談。」

羅隆基依然不依不饒，叫對方作念好挨算帐的準備：

「我翌日就回北京，一出機場，我就要找你算賬。」

第二個電話打給葉篤義。

葉是民盟中央辦公廳主任，早年留學好意思國，是民盟內與羅隆基關係較好的「英好意思派」。羅找到他，主要是問葉，為何有「章羅聯盟」之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不過遺憾的是，這時已被封為章、羅之間「聯絡員」的葉篤義我方亦然一頭霧水，說不显着，更不敢多說……

第三個電話打給浦熙修。

浦是羅曆時十年的「紅粉老友」，情东说念主兼民盟共事，時任《文彙報》副總編輯兼駐京辦事處主任。此時浦也陷身於反右的暴風之中了，不過此時《东说念主民日報》7月1日社論尚未出籠，她還未被「欽點」為「羅隆基—浦熙修—文彙報民盟右流派統」中的别称「女帥」，加上她對共產黨的無比信任，無比忠誠，她推斷不出毛缘何要趁整風運動將章、羅兩位民主黨派領導东说念主、政府部長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东说念主。當然愈加想不到我方也會成為這個聯盟中的热切成員，成為「东说念主民的敵东说念主」。

是以浦在電話裡安危羅隆基，認為問題並不會很嚴重，頂多回到北京檢查一下就過去了。到底是異性老友！羅隆基似乎感覺到浦女士的溫情，也得到一絲安危，火氣稍有降溫。

不過他仍不愿放過章伯鈞。次日回到北京的羅隆基身著西裝，手提解放枴杖，帶著南洋海風的鹹味和椰林的清氣，径直「如約」闖進章伯鈞家門，見面並不寒暄，即直奔主題，連說帶吼：

「伯鈞，我們之間吵得還不夠嗎？我們吵過若干回？天曉得，我們竟然『聯合』了，好笑好笑，好笑之極！」

「你竟然去承認什麼章羅聯合，真乃豈有此理！民盟崎岖有幾东说念主不知说念我們的明爭暗鬥？你我之間，不僅沒有組織上的聯合，就連想想上的聯合也壓根兒不存在！」

「你我之間必須講显着……」

幾乎是羅隆基在唱獨角戲，而章伯鈞猶如既聾且啞的傻瓜，仅仅低頭不語。他深知這位才高气傲的共事，雖然搞政事也有幾十年了，但還沒有实在領略到政事權謀，更沒有嘗到被堕入甕中之鼈的滋味。章知说念，現在跟他解釋、辯護都沒有用，不久毛澤東就會用事實解答這一切。是以他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默默……

面對採取默默戰術的章伯鈞，心高氣盛的羅隆基愈加怒不可遏，他講累了，看來他的對章之戰還沒有找到制勝之说念，於是決定暫時到此為止，過後再理論。臨要出門時，羅短暂轉身，幾乎是氣急敗壞地吼说念：

「章伯鈞，我過去沒有跟你『聯合』，現在沒跟你『聯合』，今後永遠也不會跟你『聯合』！」

說畢，拎起隨身攜帶的解放棍，雙手各執一頭，猛地往大腿上一壓，只聽「咔嚓」一聲，解放杖一折兩段，羅把折斷的枴杖往章伯鈞眼前一扔，留住響噹噹的八個字：

「你我之間，如此良友！」

這些景色不知是否通過羅瑞卿佈置的臥底報告到毛的案頭，或者由李維漢統戰部長親自向毛報告？如果毛知说念了，细目開心極了，或者還捧腹大笑，他知说念，凡被他封為什麼「集團」、「聯盟」的东说念主，起程点總是這樣大喊大叫不承認真有其事，或大呼冤枉。不過，要不了幾個回合，他們就會老老實去寫認罪材料，色情直播請求寬大處理了。毛然而曾經滄海了，還怕你羅隆基一介書生？恭候打理吧，小菜一碟……

不過也許毛有點小看羅隆基了，他可能沒有估計到羅會如此頑強拒抗，對這個所謂的「章羅聯盟」，羅始終指其為子虛烏有，堅不認賬。好才「聯盟」另一方的章伯鈞已繳械顺从了，7月4日的《文彙報》刊登了章伯鈞關於「章羅聯盟」的檢查、檢討，承認了兩东说念主「想想上、政事上的聯盟」，但不承認有組織、綱領。現在聯盟的叧一半卻什麼也不承認，這當然不可收手，毛要赢得鬥爭的完全勝利，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統戰部。

於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決定蚁集力量圍剿羅隆基，攻下「章羅聯盟」這塊骨頭。

統戰部長李維漢親自擔任這場戰役總指揮，在他指揮下，動員、調動了一切不错調動的力量。

最先上陣的有馬敘倫，還有知名的民盟內「左派」、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副市長吳晗。

吳晗深得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寵信，並且在整風開始前的1957年3月入了黨，因而總能得風氣之先。是以在整個「鳴放」上升的5月，吳晗跑到太湖度假休養去了。反右開始後，他便回來精神抖擻地插手反右派鬥爭。7月7日吳晗在全國东说念主大第一屆第四次會議上針對「章羅聯盟」作了題為《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可謂姿首兼備、聲色俱厲，以下摘其片斷。

「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終贪图的，並且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相互呼應……」

「章伯鈞在1951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和我說，只消我們倆东说念主配合，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睬，這樣他就越發仇視、敵視我們，無論我們作念什麼事總是不對。北京民盟因為沒有接受反社會主義、反东说念主民的章伯鈞、羅隆基的領導，多年來就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婦，怎麼也稱不了這兩個惡婆婆的心……」

「章羅二东说念主原來是兩個把頭，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幹……短暂一年多往常，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了，章羅兩個雠敌忽然變成章羅同盟了，兩东说念主前呼后拥一個鼻孔出氣了，一個腔調說話了，不是個別的而是聯合一緻的來打我們了……」

「……這樣兩個黨派深入到基層點火，兩個報紙一南一北，派出大批記者到九大城市，到各個大校到處點火，火焰瀰漫，煙塵蔽日，弄得他們我方也暈頭轉向了……章伯鈞的結論是：『共產黨現在弄得進退失據，收不好，放也不好，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幫助黨。』大有『打理殘局，捨我其誰』之慨。（全場讥讽）……結果是從我方點火所酿成的煙幕出發，錯誤地估計，罪惡的行動，點火燒了他們我方，鑿船，整個右派分子下了水！（饱读掌）走漏出他們是东说念主民的敵东说念主……」（長時間熱烈的饱读掌）。

吳晗的發言雖然氣勢洶洶，火藥味十足，但所講的內容實際上都是報上、會上已經揭發、批判過的那－套，說得不好聽仅仅拾东说念主牙彗罷了。是以並沒什麼的殺傷力，羅聽著都不大當回事。

豈知吳晗的芒刃是一步步动手的，他把精彩的留在後頭。底下是他最後使出的实在殺手鐧：

吳晗把鏡頭拉回到1948年9月，其時，中共的勝局、國民黨的敗局日漸轩敞。這時的羅隆基被國民黨軟禁在上海虹橋療養院，躺在病房裝病东说念主。不久吳晗從昆明來到上海，吳晗早已參加了民盟西南聯大支部，並成為支部負責东说念主。這次是计算從上海買飛機票飛香港，與已在香港的民盟領導东说念主彙合，然後設法投靠毛共的「解放區」。哪知到了上海，才知國民黨當局嚴控飛香港的機票，吳的計劃不得不改變，只好在上海暫時滯留。得知羅隆基在虹橋醫院，對這個近在目下的民盟領導东说念主、上级，吳決定去探望一下。見了之後，交談中，羅趁在醫院監視的國民黨特務不风雅之際，將一封密信交吳晗，囑附其親手交給在香港的民盟領導东说念主，吳一口答應並將密信储藏好。

誰知吳回住地後竟將密信私行拆開看了，見信中有条件堅持民盟自主，不要接受中共領導等語。吳感到大场所不對，因為這時的吳雖為民盟成員，但已抱定了投靠共產黨的決心。若將羅此信交去，不是起违犯的作用了嗎？於是他決定將信私行储藏下來。一藏9年，直到中共發動圍剿羅這塊「頑石」，吳想起了這個「寶貝」，於是作為揭發羅的重磅炸彈，將此信过火前後情況一併在大會上宣示，激起了對羅一派憤怒的討伐和打倒之聲！

此舉確實出乎羅的不测，給了他重重一擊，成為了羅隆基一貫反對共產黨的鐵證！

吳還是可忍，孰不可忍，又在會上爆出了羅的「隱私」。吳揭發說：「羅隆基對东说念主說過，周恩來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我就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但是，明眼东说念主看出，吳晗的這些揭發其實是把雙刃劍，既傷了作為對方的羅隆基，同時也「傷」了我方，因為他這樣作念等於我方坦荡了受东说念主之託而不忠於东说念主之事，反而私拆密信，並私行藏下，9年之後卻用作檢舉揭發對方的材料，而况這托他帶信之东说念主是他的頂頭上级，也可稱之為「主东说念主」。這樣吳晗就成了地纯正说念、我方站出來的「叛主求榮」、「賣友邀功」的「庸东说念主」，甚而無恥之徒。作為歷史學家，熟谙孔孟之说念的吳晗，不可能不知说念這頂「帽子」在中國东说念主心目中的份量，但他為了立「功」，為了對共產黨表忠，一切都顧不得了。這才真可謂「利令智昏」了。後來吳晗果然因在反右中揭發、鬥爭章羅等右派有功，被提為民盟中央副主席，赢得了黨的「寵信」。

吳晗之是以這樣不顧「廉恥」，不顧中國东说念主作念东说念主的说念德底線，敢於公開出賣一又友，除了上述急於立功表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早已有「前科」，無所謂了，那「第一次」就是兩年前亦然毛親自發動的批判「反動學者」胡適的運動。胡適是吳晗的恩師、伯樂，吳卻全然不顧地對其公開批判、侮罵。比之胡適，羅隆基算得了什麼呢！正所謂「偷一次是賊，偷十次亦然賊」。再幹一次又有何不可？他早就豁出去了。鑑於這有關吳晗的东说念主品問題，在此不得不補充交待一下。

吳晗，浙江義烏东说念主，家境中落。青少年的吳晗曾就讀於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因一篇題為《西漢的經濟狀況》的論文博得胡適的賞識，推薦讓《大公報》發表，得稿酬80元，解了吳晗家中的無米之炊，又得以去北京報考北大。無奈吳晗偏科嚴重，數學只得「0」分而名落孫山，因當時北大、清華、燕京這三家全國一流大學聯合規定，考生在文史、英語、數學三科中有一門功課為零分者，不得錄取。

落榜後的吳晗再次由胡適推薦在燕大的燕京圖書館找得了一份使命。次年吳晗再次報考，無奈數學又一次吃了個0蛋。吳只好埋頭於我方所長，利用圖書館的豐富藏書完成了一册《胡應麟年譜》，又得到胡適以及學術界的讚賞，清華大學因此破格錄取了吳晗，吳晗從此才得以晉身中國知識界之門。

然而在求學期間吳晗家中又經濟告急，眼看就要半途輟學。又是胡適通過關係為他在清華校內謀得工讀生的資格，並為其在圖書館找到了一份月薪25元的使命（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月薪才8元）。於是一切問題治丝而棼，吳晗不僅順利完成學業，而况家庭從此「中興」……

胡適愛才惜才和為救學生危難四處奔波的精神風貌，曾使吳晗深深感動，也試圖日後報效恩師。此後吳晗日益左傾。國共內戰時在北平面臨共軍壓境、一火在旦夕的日子裡，吳晗曾奉共產黨之命，先是以學生身份勸挽胡適留在大陸，但胡適沒有聽從。後又以學生兼中共代表的身份向胡許諾：保證讓胡適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的呈报是：「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解放；在好意思國，有面包又有解放；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解放。」然後飛去了南京。自此師生音訊隔絕，天各－方。

前边本篇的正文中曾說過毛因為要報胡適在北大的一箭之仇，在反胡風運動之後又發動了對「反動文东说念主、學者」、「好意思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胡適的所謂批判運動。當時中國學術界通盘热切东说念主物都參與了這次「風車大戰」，一貫左傾、積極、深得彭真寵信的吳晗當然也加入其中。仅仅，知说念內情的东说念主私行都說：別东说念主參加對胡適的詆毀討伐未嘗不可，唯對吳晗來說，如此這般則是罪過。因為胡適不僅是他的恩師、伯樂，實乃情同父子，有二天之德。

然而，經過毛共的想想纠正洗腦，又已身居共產政權高位的吳晗，這時已經完全沒有這種「顧慮」了，甚而連內疚也沒有。是以這次反右派，他又充當急先鋒。

說到這裡，還應補敘，其實在吳晗之前，就有一位热切东说念主物搶先上演了一出「賣友求榮」的好戲，為了不淹沒其「反右先鋒」之功，現有必要補述一二，此东说念主就是民盟另一位副主席史良女士。

史良與吳晗和羅隆基都不同，她是章伯鈞在民盟中的「密友」，關係很「鐵」，被認為是章的实在盟友。章伯鈞许多事情不错不與羅隆基探究，但不會不找史良。章、史二东说念主及兩家的關係也很好，遠勝於「公务公辦」的章羅關係。據章伯鈞的女兒章飴和在《旧事並不如煙》中的形色，每次史良來章家，還是仙女的章飴和總止不住內心的狂喜和心跳，因為在她的眼中史良是那麼雍容華貴、氣質精采、談吐不俗，據章飴和說，她認為史良集「三好意思」於一身，即長得好意思、愛好意思、懂好意思，是仙女時代章飴和的偶像。每次史良到家中來與其父商談使命或聊天，章飴和都躲在房內「偷窺」，看見他們說話投機、關係融洽，飴和心裡便特高興，她盼望我方的偶像能經常來……

章伯鈞也真把史良當作我方的異性「老友」。在整風鳴放後期，高档學校學生的言論日趨强烈，黨群關係也愈顯緊張之際，民盟的領導和在學校的民盟诠释注解們，既為共產黨憂慮，同時也為學生耽心，便想盡到師長之責，對學生加以勸阻。為此有了1957年6月6日在章伯鈞的召集和操纵下的「六诠释注解會議」，章也請了時任规则部長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參加，表示了對史良的特別信任。六诠释注解會議得出一緻結論：要幫助共產黨边界场合，不讓運動背離整風的初志，不可辜負毛領袖的期望。於是形成一個報告，一緻推舉史良呈交給周恩來總理。史良當場應諾，可卻不見有下文。次日即6月7日，國務院開會，章伯鈞寫了個字條給周恩來，亦然試探報告的下落。但周接了字條也忽闪其词。比及6月8日，才知说念氣候驟變，整風變成反右了……

6月8日下昼兩點鍾，《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來到章伯鈞家，向「章社長」當面提呈了辭職書。章伯鈞知说念事已無法挽回，接下儲的辭職書，但表示我方一东说念主無法決定……

「整個下昼，父親的心情煩悶，家中的氣氛蓦地大變。」章飴和回憶说念，「晚飯後父親去了史良的家，在那裡，對《东说念主民日報》社論（即《這是為什麼》）和第一個站出來反擊右派言論的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盧郁文發洩不滿，他對史良說：『盧郁文不過是個小醜，而胡風、儲安平將來要成為歷史东说念主物。所謂歷史东说念主物是幾百年才有定評』……」

章伯鈞在這種時候，專門到史良家，對史良如此推心置土产货說心裡話，說明他是实在將史當作同道、老友來看待的。不知史良當時有何反應和對白，很可能史女士是『一言不發』地應付過去，因為次日各大報紙上出現了新華社發的通稿，赫然映入眼簾的通欄大標題是：

《史良条件民盟中央表態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作念法》

不错想見，章伯鈞見到此文，如果不是當即暈了過去，也會跌落在躺椅上長久不可起來。後來史女士更是將6月8日晚上章伯鈞到她家中說過的話，以及往常通盘對黨的不滿言論一一在會上抖出，成了吳晗之前民盟的反右先鋒。吳晗大慨是從史良的舉措中受到了饱读舞，仿而效之……

是以吳晗對羅隆基的揭發，不過是步史良的後塵而巳，算不上頭功。

不過有些可惜的是，吳晗抖出的重磅炸彈雖然給了羅隆基重重一擊，但卻並沒有對「章羅聯盟」的認定有多大幫助，羅隆基一副不屑的樣子，依然故我。

時間已經一天天地過去，羅隆基這個堡壘拿不下，可無法向毛交差。中共中央統戰部和民盟中的左將們有些著急了……

應該說左將們己經使盡了氣力。胡愈之、閔侯剛們除了親自上陣之外，還想出一切方法來逼羅就範。閔侯剛弄了一份羅隆基小集團的名單，將相當部分民盟中央和各省市負責东说念主都包括在內，然後按圖索驥，發動這些小集團成員起來反戈一擊，立功贖罪；時任民盟中央副秘書長的千家駒，也加班加點搞出了一册《章羅同盟言論集》……

費孝通也反戈一擊了。他說我方長期被羅隆基利用，現在不但悔恨，也十分憤恨。費還說，他寫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是費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證），是受羅隆基的觀點影響。可費的這一著實在不太高妙，幾乎全在為我方洗脫責任，因此既未能加多羅隆基的罪責，也未能推掉我方的右派帽子。

還有羅隆基的機要秘書邵雲慈，則只夠資格躲在背後打小報告、放些暗箭。此外踴躍批羅的名單還有一長串名东说念主：高崇民、陶大鏞、翦伯贊、華羅庚、楚圖南、童弟周、薩空了、梁想成、馮亦代以及由羅隆基介紹加入民盟，後來在1946年7月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聞一多的夫东说念主高真等等。這些东说念主之是以積極披掛上陣，總的看出大约於三種動機：一是想藉機立功贖罪以便推掉我方頭上的右派帽子，如費孝通；二是趁機展現我方的「一貫左派」的光輝形象，如翦伯贊；三是為防殃及池魚，但求自卫，如梁想成等。

不過儘管動員了這麼多大牌「明星」來圍攻，仍然不可給羅隆基緻命一擊，使其俯首就範。於是，運動的領導者們考慮到了傳統中國东说念主互鬥中一種易於置對手身敗名裂、萬劫不複的「搞臭」方法，即拋開那些政事層面的正面進攻，專揀桃色緋聞和生活瑣事开始，令對手有口難言，或百口莫辯，然後導緻其领会大廈的完全崩潰，俯首就擒。

擔當這一「殺手鐧」重负的是羅的「十年情婦、十年密友」浦熙修女士。

在說浦對羅的投阱下石之前，還須簡單介紹一下浦的情況和羅、浦關係。浦熙修，上世紀40年代已是名記者，《新民報》採訪部主任，專以採訪高層名东说念主著稱。1946年事首在國民政府時代的政協會議上，她把採訪眼神瞄準了民盟宣傳部長，38名政協代表之一的羅隆基。

羅時年50，風流倜儻、渾身充滿活力。羅曾兩次結婚又兩次離婚，時下獨身。浦時年36，有一雙兒女，但與丈夫的婚配名存實一火。羅、浦的初度見面都互為對方蛊惑。那當然不是后生东说念主的一見鍾情，也不是一般的檀郎谢女。誠然浦女士十分欣賞羅的才華，但更佩服他的政事見解，政事立場，以及他那標準的紳士風度，典雅而精緻的西方式生活方式；羅也看上了這不庸碌女性的颖悟、機敏，以及因长年奔波於名利場那皎皎模样中稍顯的疲憊、蘊藉而又狡詐厚情的模样。兩东说念主一來二往，陡生格局。第二年浦就與原來丈夫離了婚。但這時兩东说念主都插手緊張政事鬥爭漩渦，無暇過多顧及個东说念主私务。其後浦、羅二东说念主又都遭到國民黨的逮捕或軟禁，兩东说念主都盡力救助對方……直至1949年毛共建國後，兩东说念主才稍微安详，且都住在北京而况相距很近，按好奇好奇，這時羅、浦的愛情理應修成正果，但不幸善事多磨，浦這一方卻遭到其親屬的堅決反對。起先是其妹浦安修及妹夫彭德懷反對這門親事；次是這時浦與前夫生的一對兒女長大成东说念主上了大學，也不遺餘力地壅塞母親與羅隆基接近。

這種情況下，羅、浦二东说念主依然堅守與對方的前盟，只不過只能作西廂之約罷了。就這樣，一拖十年。雖然雙方都力所不及，但實在無可奈何，羅隆基還在家中空出一室，專設一榻虛位以待浦女士，以示坚守前盟。

這時浦熙修已是《文彙報》副總編兼駐京辦事處主任。她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憑藉她的名氣以及與彭德懷的關係，浦在中共高層已如同進入我方家中一樣便捷，她不错径直進入周恩來的辦公室；碰到「十大元帥」也都與他們寒暄、持手。中共高層對浦熙修均以「浦二姐」相稱。浦與中共關係廣泛而融洽，不是黨員而勝似黨員。

浦二姐還有一個本能的「好習慣」，就是特別「聽黨的話」，只消黨中央和毛髮出什麼號召或發動什麼運動，浦熙修必定一馬當先，神采飛揚，立即發出多篇文章來推波助瀾。正因為她如此忠诚自覺充當黨的喉舌，而况功勛卓绝，是以深得包括陸定一、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东说念主的敬重，其事業正百废具兴。

這次整風，毛親自發動，一再號召大鳴大放，給共產黨提意見、除「三害」（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浦當然信服不疑，聞風而動，立即義無反顧地插手運動。作為《文彙報》副總編和駐京辦事處主任，她不但我方親自出馬採訪，還調兵遣將、厲兵秣馬，派出一支支採訪組分赴全國各地，推動運動的發展。浦又通過她多年記者生涯成立的與各界名东说念主的關係，與都门各界东说念主士聯繫、訪談、座談，一時間浦的辦事處成了京城绅士的沙龍。後來一些被定為反右鬥爭「靶子」的「大毒草」，许多都是經浦之手在《文彙報》上發表的。

就這樣，慣於緊跟毛和「黨中央」的浦熙修，這一次出东说念主料想落入毛設計的「陽謀」罗网。不僅沒有像以往一樣受到褒獎，而是被封毛親點為「上跳下竄、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的陰謀家、无餍家」。毛在1957年7月1日為《东说念主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中，指名她是民盟在《文彙報》的右流派統的一位女帥，是羅隆基部下的牛逼幹將。

就這樣，十餘年來一貫左傾、建國後自願充當「黨的喉舌」和運動急先鋒的「浦二姐」，彻夜之間成了毛的「欽點」要犯，落入了萬劫不複的深淵。

應該說，在被毛點名成為右派女幹將之初的一段時間，浦還是不服的，她覺得闹心，她但愿這是一場誤會，她但愿說清事實，洗刷我方，重回 「东说念主民懷抱」。 但一切似乎都無濟於事。

成為欽點「右派」後，她不僅在民盟，而况還要在全國新聞使命者協會、全國婦聯會等一系列單位接受批判，有時一天要趕三場批判會。初期她除了為我方作無罪辯護，還竭力于向东说念主們解釋：

「羅隆基與章伯鈞是互不對頭的」。

「有东说念主說《文彙報》和羅隆基有關，這不顺应事實……」

「我和羅隆基有十年關係，但是《文彙報》和羅隆基沒有關係。」

但是她每解釋一次就遭到更强烈的「炮轟」……她終於明白了，解釋、洗刷是沒有用的，而况會越來越糟，怎麼辦呢？……

大约就在這個時候，她得到「組織」的指點：要想減輕我方的罪責，唯一的辦法是和羅隆基劃清界限，檢舉揭發羅，立功贖罪……

她終於認為這也許是挽救我方的唯一指望。

主意打定之後，浦女士坐窝變成了另一個东说念主，一個受了羅隆基十年欺騙、十年迫害的「新仇旧恨饱经霜雪」的女东说念主。1957年8月10日下昼在南沿河街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批判羅隆基的大會上，吳晗以「重磅炸彈」開頭，而浦照修則以最讓东说念主期待的揭發隔断。

浦走上台，聽眾們都知说念她是羅「同居」十年的情婦，一下子精神振奮起來，浦宣佈她發言的題目是《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台下立即群情激盪，群众都豎起耳朵打起精神恭候精彩的劇情登場。

浦從羅隆基的门第說起：「羅隆基我方講是出身在士医生家庭，其實這個士医生家庭就是江西安福縣楓田鄉的一個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時候，他的家就被共產黨算帐了。父母雙一火，操纵家務的寡嫂亦被鬥。羅隆基曾說我方從小由寡嫂撫養，他不可非论，每月都要寄錢且归維持寡嫂和侄兒們的生活。而這件事就足以證明羅隆基對共產黨的階級仇恨是刻骨銘心的。」

浦接著以生活中的事例來證明羅隆基的這種階級仇恨，她說那是在解放前，羅住在上海虹橋療養院養病，她穿著一雙新買的紅色膠鞋去探視。羅短暂勃然震怒，浦丈二梵衲摸不著頭腦，不知羅的怒從何而起。後來才知说念羅發怒的由來，她說：「原來羅是怕紅色，還責問我為什麼要買紅色膠鞋？」

浦接著說到蔣介石，說蔣有次看曹禺的話劇《蛻變》，看到劇中东说念主穿一個紅肚兜即大發脾氣。浦於是說：「羅隆基怕紅膠鞋，蔣介石怕紅肚兜，這正好說明羅隆基和蔣介石是站在同樣的階級立場上，對共產黨有著深刻的階級仇恨。」

浦講這些時，羅隆基把頭扭向一邊，眼睛盯著窗外，一付不屑的神氣。羅的倨傲和不屑點燃了浦的怒气，浦提高聲音說：「羅隆基解放後對好意思帝國主義並未断念，在家中曾說，張東蓀勾結個好意思國的三等特務，太不爭氣，他我方始終想和好意思國的頭等特務搭上關係。」

由於东说念主所共知我方與羅隆基有「十年親密的一又友關係」，浦想借此機會含糊這個不太雅的「關係」。她忽然聲淚俱下地說：「像狼一樣的羅隆基竟無东说念主性可言，對我也並不好些。1949年我從南京出獄後，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區，他扔出刀子來威脅我。解放後每當我一有進步条件的時候，他就暴跳如雷，举例我条件入共產黨，我要去《光明日報》使命，1950年我想脫產學習，他都不知對我發過若干脾氣，最後使我屈服良友。」

末了，她向羅隆基發出絕情的最後通牒：「讓這所謂的親密關係丟進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羅隆基，你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一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浦熙修的揭發有些令聽眾失望，因為它既沒有什麼「精彩」內容，所說的那些主要是為我方洗刷，又都是發生在兩东说念主之間的事，無局外人證明，羅隆基完全不错一概否認之。不過实在給羅以打擊的是讓他看到了這個十年情东说念主的無情背叛，這使他倖存於心底的最後一點溫情徹底破滅了。

大约是聽眾（觀眾）對浦的揭發感到不滿足，後來有东说念主提倡要浦交出十年來她與羅之間的通盘信件，這正是國东说念主之所好，亦然自胡風案件以來對鬥爭對象必須實施的一項「格局」。浦率先交出了三封信；後來望望不可過關，終於交出了通盘通讯信件。东说念主們像螞蟻附羶一樣貪婪地但愿從這些心意綿綿的情書中找到一些特別「好奇」的東西，或者羅的「反翻新罪證」，但結果大失所望了。

雖然浦的揭發效果不太盼望，運動的組織領導者仍然堅持從羅的生活瑣事和「細節」开始搞垮、搞臭羅隆基，於是將通盘羅的「身邊东说念主」都找來揭發、控訴。

在羅家中當護士的王愛蘭被請到民盟中央的批判會上。王控訴說：「我在他家三年零六個月，夙夜挨罵，每天在飲食上總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楊薇（北京东说念主藝女演員）來吃飯，我就要灾祸，總責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來又說我把菜燒多了。只消楊薇一來，羅便任何东说念主不見，浦熙修幾次打電話要來，因為楊薇在，他就說有东说念主在開會，或者說要出去開會，其實他和楊薇不知说念在搞什麼。」

羅的警衛員張登智揭發，說：「羅隆基罵我們的东说念主民巡警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縫穿着又辱罵裁縫偷了他的布，他對燒暖氣的工东说念主多样為難，他規定暖氣只能燒到75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時燒得高些，他就罵说念：你們要熱死我嗎？快給我拿扇子來，有時燒低了，他又罵：你們要凍死我嗎？他還罵警衛員說：我要打電話問羅瑞卿，是叫你們來保衛我還是監視我的？」

沒有什麼有用的真材實料，組織者就採取疲勞戰術加上一些东说念主身侮辱的惡作劇來折磨羅。

一次，有东说念主要羅站起來交待問題，羅交待收场就坐下去，那知凳子被东说念主抽開了，結果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鏡被震飛了，羅沒有眼鏡寸步難行，於是滿地爬著去找眼鏡，东说念主們便開懷大笑，彷彿在看馬戲團的狗熊献艺。

就這樣由夏鬥到冬，七鬥八鬥，永無停止。後來幹脆來個車輪戰，輪番連續鬥，不準休息，也沒有什麼內容，就是折磨你。12月21日、22日、23日就這麼連續三整天地鬥，終於使羅隆基明白爭辯毫無意義，也毫無用處，心力交瘁，氣血兩空、鸠形鹄面的他終於低下了不菲的頭，被动承認「企圖把民主同盟酿成一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這絕對不僅僅是想想上的錯誤，而是章羅聯盟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活動。」

檢查上報到毛的案頭，大緻顺应了毛在半年前為他下的結論，被允許「過關」了。應該說羅隆基還是幸運的，因為反右派時還不興武鬥，是以他能「頑抗」半年多之久，如果是後來的文革只怕半天功夫就將他「打理」了——然而在文革到來的前一年年底，即1965年12月7日他卻「幸運地」死去了。

好奇的是這一場章羅聯盟的鬧劇過後還差點假戏真作念。當反右運動的塵埃落定，兩個原來互為軒輊、互不服氣的老對手忽然覺得親近了。據章詒和《旧事並不如煙》記載，反右後兩东说念主見面後的第一話題就是反右，羅隆基感叹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以言，陷之以罪呀。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一身嘗盡矣。我方是想仕进的，但仕进作念到飽受辱没，东说念主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我的主要講話，大都屬於在东说念主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右派的罪狀。」

「……父親的领会與恻隐，讓羅隆基十分感動，他搖頭嘆息：我們簡直是作念了一場惡夢，惡夢一場呀！」

「父親補充说念，惡夢裡的妖魔就是那個高喊「長期共存」口號的东说念主。農工的东说念主揭發，說我攻擊他一半是天神，一半是妖魔。現在看來這妖魔的部分越來越大了。」

後來的某一天，羅隆基忽然跑來告訴章伯鈞：「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章伯鈞得此音讯也激動得夜不成寐，過後章伯鈞對女兒解釋說，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對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轨制下，条件實行民主政事。「——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徹夜激動，覺得我方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說能被歷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中國）一、二號右派分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和黨派負責东说念主罷了。」

就是說，反右派確實把章羅二东说念主「聯盟」起來了。

筆者信服许多當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东说念主也有同感，就是在被劃為右派之前，其實我方压根沒有什麼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毛的想想企圖；而恰正是這場運動，這場醜惡的「陽謀」以及被劃為右派後的苦痛經曆，最終促使這些东说念主覺醒，成了实在反對共產黨暴政、反對所謂的毛式社會主義及毛想想的鬥士。正是自作聰明、自以為是的毛，為叢驅雀，為淵驅魚，將大批中國知識分子趕到他的對立面，進而使其中一些东说念主提起筆將他的殘暴、醜惡、無恥和流氓成性的嘴臉記錄下來，並讓歷史傳承下去。這大约是當年不可一生的毛無論怎么也沒有料想的吧！

至於那些在反右運動中出賣我方的靈魂，或為虎作倀、或為一己之私而投阱下石之东说念主，以我方的行為演繹了從「绅士」變下流的东说念主性蛻變過程，也值得拿出來展覽一下，底下就講講其中某些代表者的後來歸宿，也算為這一故事作念一個完滿的交待。

起先當然是反右英杰、賣友求榮的「左將」吳晗先生。他後來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並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吳晗自恃反右有功，又有彭真的寵信，压根不把民盟的共事放在眼裡。剿袭毛的旨意，在吳晗的主導下，上演了「腰斬民盟」一幕，即割斷了民盟北京市委與中央的關係，肢解了民盟的組織體系。很得毛的賞識。不過他作念夢也沒有料想，就在七八年後毛發動的一場更大的運動：「文化大翻新」中，我方成了首要打擊對象，其後台彭真也成了第一個被揪出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第一號頭目。吳左派一下子就從響噹噹的翻新領導幹部淪為反黨、反毛、反翻新分子，階下囚了。

吳晗這次的獲罪，不错說比「章羅聯盟」還冤，事情的缘故在於他寫了一部叫《海瑞罷官》的歷史劇，然而這卻是他「奉旨作文」的產物。1959年春毛在上海召開中央使命會議，會議期間毛看了表現海瑞平反冤獄的湘劇《死活牌》（開會帶戲班子和文工團成了中共不成文的規則），便興緻來潮，號召他的下屬們學習海瑞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的精神，還說要提倡「五不怕」，即為堅持说念理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入狱，不怕殺頭。其實毛說這些話時就有再度「釣魚」之意。會後，胡喬木奉毛之命去找一個專家寫文章宣傳海瑞，胡找到了「明史專家」吳晗，吳晗立即應允，寫了《海瑞罵天子》一文，登刊在《东说念主民日報》，後又寫了《海瑞》、《海瑞的故事》等多篇随笔。

知名京劇演員馬連良先生覺得海瑞的故事極富戲劇性，便請吳晗寫一部海瑞戲。為了響應毛的號召，吳怡然應允。其間七易其稿，曆時一年寫成《海瑞罷官》。此劇公演後，獲得毛澤東高度讚揚，特請演海瑞的馬連良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飯，席間還請馬清唱其中段子，毛讚揚：戲好，演得好，海瑞是個好东说念主。這使馬連良和吳晗都激動不已，此時是1961年。

然而時隔不幾年，形勢就變了，引起形勢變化的內因是毛想搞一次「文化大翻新」，打倒與我方意見分歧的中共二號东说念主物劉少奇。經過與夫东说念主江青的密謀策劃，毛決定選擇以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為運動的突破口。

文革為什麼選擇拿吳晗開刀祭旗呢？一直沒有东说念主認真筹商。有东说念主說是因為要防彭德懷的申雪，但彭顯然不是這次運動的打擊重點。有东说念主說是為了打倒不聽話的彭真，因為彭果然吳晗的後台，先拿他的前台開刀。但所謂彭真「不聽話」是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不予轉載，此前彭真並沒有「忤逆」毛的地方。是以此說不可解釋毛搞这次運動先拿吳晗的文章開刀的事理。況且，選擇拿《海瑞罷官》開刀，拿彭德懷的罷官說事，其自身對毛也有諸多未便之處，彭德懷罷官是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的事，而《海瑞罷官》是廬山會議後奉毛的意义所作，1961年上演，上演後還得到毛本东说念主的充分细目，中共高層也都知说念吳晗寫海瑞文章是奉毛的旨意。毛如此出爾反爾，恩將仇報，難说念不考慮別东说念主背後的閒言碎語？不考慮後东说念主對我方歷史評價？是什麼緣故使毛不吝冒我方過河拆橋、言而無信的風險，一定要拿吳晗開刀而不是拿另外的东说念主開刀呢？筆者以為這其中另有玄機。此中的「玄機」就是毛對吳晗自作聰明、一再上呈他的得意之作《朱元璋傳》的強烈不滿，轉而起了殺心，此中毛夫东说念主江青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朱元璋傳》初稿寫於1946年，其時吳晗在西南聯大任教。按照當年「左傾」文东说念主的慣技，吳晗在「學術著述」的幌子下，塞進去一些對當時國民黨所謂「獨裁」政事的不滿，含沙射影，指桑罵槐，以朱元璋之獨裁殘暴暗射蔣介石。這本來是當時這類「史學家」之故伎，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等莫不如此。吳晗當然沒有料想這會有什麼「問題」。1948年吳晗投靠「解放區」，在石家莊見到毛就迫不足待向毛當面呈上這部經過修改後的得意之作，不無娇傲邀寵之意。毛認真地閱讀了，找吳晗談了兩次，最後還寫成書面意見以信的格局轉給吳，信的原文在一些客套之後，最主要指出的一句是：

「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

這是一句深藏玄機的隱語，不错讀作學術討論的善意批評；也不错看作是雙方嚴重的想想對立；還不错悟出其中装璜的殺機！就毛來說，怎么對待吳晗，完全處決於他的心思和政事需要。此時毛也許還未想把吳弄成「敵我矛盾」，但內心一定記下了這個自鳴得意、實則把亊情推向反面的「名诠释注解」。請看此書中一段對朱元璋的描寫：

「對官僚田主士医生，朱元璋用一付惡狠狠的模样，金刚努目，無东说念主不怕。對草民匹夫，有另一付模样，白鬍子的老公公，滿臉悯恤相，滿囗和氣話。如果不看他的真面庞，也許是东说念主民多年來所夢想的有说念明君呢！」

這也許是吳诠释注解對朱元璋的真實印象、真實描寫；也許是在暗射當時的「天子」蔣某东说念主。誰知，毛澤東看了，竟自動對號入座：這不是在指桑罵槐，暗射我毛某东说念主嗎！當然，他不會露形於色。而况，他也知说念吳晗不是在罵我方。仅仅這種臭知識分子的想想和作派太可惡了……但他又不可把亊情挑明了，只好就亊論亊拿朱元璋說亊，以「歷史唯物主義」胡弄嚇唬這位名诠释注解……。

遠沒有实在弄懂「毛想想」的吳晗，對這句緻命的評語並不防卫，也不去深究毛的真意安在。後來他再對此書進行修改，對一些史料作了訂正，刪去了一些嘻笑怒罵的東西，硬塞進一些「馬列主義」， 原來比較生動的文筆變得味同嚼臘了。吳晗以為這一定合毛的口味了。1954年吳將修改後的書稿送呈毛。这次毛看完後除了對一些史料提倡商榷外，主要加多了（明確了）一條热切意見，曰：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细主义，朱的晚年是否應寫得好點？

毛的這種態度吳是應該领会的，朱元璋是中國農民起義領袖當上天子的極個別东说念主物（劉邦而外第二东说念主）；而毛自認他領導的中國「翻新」實質上亦然農民戰爭，與朱元璋異代同业。因此毛對朱有好感，甚而引為同说念，是很当然的。

根據毛的意見，吳又作了第三次修改。然而可悲的是，他並未实在領會毛的意圖，仍然把此書當作學術著述去寫，当然就不可隨意編造、编削歷史。他當然也知说念毛要偏畸朱元璋，但這也只能從史實中去發揮，如說朱一統六合的功績，成立明王朝後在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等方面的貢獻等等。但僅作這些改動，當然不可使毛滿意。更要命的是，吳在書中還總結歸納了朱元璋四個方面的錯誤（其實是四大罪惡），即：一、以猛治國，過分運用特務組織，運用野蠻殘酷的刑罰，製造了許多血案、冤案，大規模屠殺功勛卓绝的元勋、元勛，火燒「元勋樓」，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辯」的地步；二、違反歷史發展規律，定下自撰的「皇明祖制」，規定子孫後代不得改變，壓制、窒息了有明一代的政事、社會改革；三、文化上實行專制主義和愚民策略，扩充鸚鵡學舌式的八股取士制，摧殘了想想，文化；四、大肆宣揚荒誕不經的神蹟、怪異、圖讖，藉以愚弄、欺騙和破坏东说念主民。

這就是吳晗三度修改後的《朱元璋傳》。1965年，吳將這個第四稿《朱元璋傳》送呈給毛澤東。

此時正是毛發動「文化大翻新」的前夜。吳晗在書中所指出朱元璋的四大罪惡，正是毛已經实行或即將要在文革扩充的「翻新新政」。聯料想第二稿中對自已的指桑罵槐。不错想見毛的憤怒，他認定這位「明史專家」己經不可救藥、毫無利用價值了。

火上燒油的還有吳又在不經意中得罪了江青。缘故是毛在吳晗面呈此書之後毛曾讓吳在家中吃飯（先請你吃飯再幹掉你，看來是毛的慣技之一），二东说念主正在交談有關朱元璋和明史中的一些問題，二把刀不到的江青幾次插話，被吳晗當場指出其錯誤，使江好不尷尬。更為热切的是，江青看到吳的《朱傳》中記載有朱元璋規定的「皇后只能管宮中嬪妃之事，宮門之外不得幹預」，「宮东说念主不得與外邊通訊，違者斬」這樣一些怵目驚心的翰墨。而這時的江青正要「幹政」，而况還要大顯本事，不错想見，她對此書、對吳晗岂肯不火冒三丈，磨牙凿齿！不错细目，在毛決定將吳晗作為文革開局祭品的決策中，江青起到了推動作用。

1966年3月，毛對康生等东说念主大談北京是「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中宣部是「閻王殿」的講話中，就提到吳晗、翦伯贊是「學閥」，「這倆东说念主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吳、翦必死的命運就己經注定了。如果說翦之被點名是因為其對姚文元的文章表示過不同的觀點，那麼，吳晗則是在向毛呈送《朱元璋傳》第二稿時就已經命定了。我們知说念，「左得绝顶」的吳晗是不可能有什麼「反共」「反毛」的言行的，唯一的「罪證」名义上是那部歷史劇《海瑞罷官》，實際上惹禍之根則是那本《朱傳》。

然而自我感覺精好意思，並自以為毛是自已的「領袖」兼「文友」的吳晗，作念夢也想不到他與毛的學術交流轉化為了「敵我矛盾」，他也不知说念毛是一切以政事需要為轉移，不错在轉瞬之間變臉、將「同道」變成「敵东说念主」，將「座上客」轉為「階下囚」的东说念主物。

就這樣，一貫以左派自居，在反右中衝鋒陷陣、不战而胜的吳晗，文革一開始就嘗到了當年被他痛打的「丧家狗」的滋味了，嘗到了被舉國痛罵，翻新群眾拳腳杂乱，徹夜不眠的滋味，還嘗到了只準別东说念主向我方頭上澆大糞，不準申辯，還得老老實實「認罪」的滋味。經過了充分的「觸及靈魂」的「皮肉之苦」之後，吳左派就被戴上手銬、頭上蒙上黑布投進了知名的秦城監獄（連監獄都用「秦城」之名，不愧是名符其實的當代秦始皇）。「翻新群眾」和「翻新監獄」在被批鬥吳晗時的極端殘忍、單憑一點就可足以說明一切：在他死前，頭髮已經被生生地拔光了！

在獄中吳左派被折磨得命在夙夜，大口大口地吐血，仅仅當局仍不叫他死，為的是從他口中得出更多他本东说念主和別东说念主的罪證。但是他的爱妻卻等不得了，1969年3月17日吳的夫东说念主袁震受盡折磨被從「労改隊」放回時，已經被折磨得奄奄待斃，子女送她去醫院，但由於是「吳晗的臭爱妻」，醫院不收治。18日淩晨袁震半睜著眼罢手呼吸，先赴黃泉了。

同庚10月11日，吳左派在阜外醫院一邊輸液搶救，一邊接受專案組的審訊，但不久審訊东说念主員發現對方變成了一具死屍……

吳晗的一對兒女，時年14歲的女兒小彥和10歲的兒子小雙則是实在無辜受罪，女兒小彥想為父親討個「說法」，當局以「無理取鬧」和「擾亂社會秩序」罪名逮捕，受盡摧殘、淩辱，被逼瘋後送入神经病醫院，醫院爭得暫時回家養病。被折磨得心身俱殘的小彥徹底絕望，決心以死抗爭，在弟弟小雙十八歲的生日，看到弟弟已長大成东说念主，只比弟弟大三歲多的小彥覺得我方已完成了「任務」，當天仰药自盡。這一天是1976年9月23日，離「四东说念主幫」被捕只差13天……（两世为人的小雙後來選擇去好意思國留學。）

吳晗的結局比當年被他投阱下石的「右派」還慘，不知他在牢中有何感想，不知说念他對我方平生的所作所為是否有所醒觉和傀怍？據說，吳曾作過無數次檢討，估計他只能從我方「主觀」方面去找獲罪的原因，深挖我方的「反動想想」。但是，他難说念不應該辯護嗎？比方說：「我當年都是奉命毛領袖的旨意寫那些宣傳歌頌海瑞的文章的，後來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得到他的细目和讚揚。我完全是 「奉旨行事」，何罪之有？」也許他說過，但他剛說出口就被翻新群眾揍得口歪鼻斜、滿臉鮮血了；也許他說過，但又有什麼用呢？不說別东说念主無法聽到，聽到了又能怎樣？海瑞的墳也被挖了，屍骨被挖出「鞭打」揚棄了，期许海瑞墓的老东说念主被活活打死了，還有當年演海瑞戲的知名京劇演員馬連良、裘盛戎、周信芳都已被动害緻死了。難说念你這個寫劇本的「首惡」還不該命赴黃泉？

毛澤東再次祭起他的權力摩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东说念主眼前上演了一幕幕出爾反爾，賊喊捉賊，過河拆橋，恩將仇報的連台大戲。在他把通盘的「敵东说念主」和「恩东说念主」都打理完畢之後，他依然坐在「永遠正確」的龍椅之上，接受东说念主們山呼萬歲、頂禮跪拜。

另一個是女將浦熙熙修。

浦確實堪稱「右派」中的「左派」。不過她當年面對政協俱樂部的熱忱觀眾上演的那一出《擊饱读罵羅》的摺子戲，並不太奏效，「功」 不可頂「罪」。「組織上」決定仍給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但浦女士並不灰心，她積極纠正，各方面嚴格条件我方，特別是「認罪」態度好。是以在1959年10月被作為第一批「確已纠正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剛摘了帽，她又「得寸進尺」，提倡加入共產黨的条件，可惜上头沒有搭理，沒了下文。後來毛澤東對右派「申雪」雷霆震怒，估計浦右派也決沒有好果子吃。

1966年1月，被查出患了直腸癌的浦，仍然向「黨」表示：只消一息尚存，就要學習毛著述，纠正我方……可惜，後來文革來了，再也沒有东说念主來管這個摘帽右派學不學毛著了。1970年4月23日，浦的性命在孤寂中走到盡頭，臨終時沒有一個親东说念主在身邊，她終年不足60歲。

浦熙修本來應該成為毛的好學生，好吹饱读手、打手，可惜她竟被我方最敬愛的領袖設下的圈套套住，以緻誤弄成敵东说念主。這是浦的悲劇，也應該是毛的小小失誤。但這種「損失」對毛來說九牛一毛都談不上，他當然不會放在心上；而對浦來說，就是一輩子的代價了。想當年，類似浦被命運弄錯位置的东说念主在全國岂止千千萬？浦大约算是這些悲劇东说念主物的一個代表吧。

還有當年上台猛批章羅聯盟那些名东说念主，包括為整風「鳴放」憂心忡忡，對共產黨的忠诚可昭日月，卻又被當成「反黨无餍家」，被毛斥為「利令智昏」的六诠释注解等等，當年都上演了有辱斯文、很類似下九流作派的相互撕咬、投阱下石、自辱东说念主格、甘當小醜的鬧劇：

曾昭掄在高教部檢討時揭發錢偉長說：「當他們（六诠释注解會議）分析形勢後，錢偉長提倡三種可能性，第一是共產黨動員三百萬軍隊上街，這會失去东说念主心，共產黨不會幹；第二是共產黨提倡「收」，這也會失去东说念主心，這樣知識分子以後就不講話了；第三由民盟出來講話，顯然第三個辦法可行。」

曾昭掄對費孝通的揭發更多，「情節」也更為嚴重，他說：「解放前，費孝通一貫結交反動官僚、政客、學閥和軍閥以及帝國主義酬酢东说念主員、文化特務、學術騙子，借他們的力量往上爬。如1931年去英國勾結帝國主義學者、功能派頭子馬林諾斯基。後又去好意思國勾結哈佛大學的好意思國特務費正清夫婦。1947年勾結上了衛立煌，被衛請去『講學』。因此，費是一個『一貫勾結好意思蔣的』政事掮客。」

但也有东说念主揭發曾昭掄，說他是北大的「惡婆婆」：並且，「曾昭掄在外國是學化工的……他對德國在第一次天下大戰中使用毒氣殺东说念主這件事很感興趣，於是寫書寫文章，饱读励毒氣化學以獻媚於當時的反動政府……」

費孝通則反戈一擊，想為我方找條生路，他揭發：「錢偉長在6日的『六诠释注解會』上說，教師要領導學生準備暴動（錢偉長堅決否認）。」又說：「6月10日，章伯鈞約我去，他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貼上個反動派的字條，我也願意，這叫借東風。章伯鈞的好奇是說，共產黨受到了群眾的反對，壓不下去，是以要借他的頭。這句話章伯鈞不止重複了一次……」

錢偉長則在清華大學揭發，是費孝通把他拉進「章羅聯盟」，並把他介紹給儲安平……

章羅陣營的下一級成員更是「亂成了一鍋粥」。「章羅聯盟」在上海的「代理东说念主」陳仁炳就主動坦荡：

「怎麼能說我們這個小集團不是反共的呢？……」

「章羅聯盟」在四川的「代理东说念主」潘大逵則羅列了羅隆基的「十大罪狀」。

章伯鈞之子章師明在南京對其父「發難」，公開聲明：「他是我的父親，如果他不放棄走資本主義的幻想，徹底承認錯誤，我就要和他脫離父子關係。這樣的父親，對我是莫大的恥辱！」

儲安平之子儲望英也起來造父親的反：「我要給儲安平先生一句忠告：但愿你能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东说念主民的意見，挖掘我方的反社會主義想想根源，徹底交待我方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东说念主民。」

這些認罪書和「起义聲明」都登在《文彙報》上。

後來這些诠释注解、專家、主任、委員相互揭發、攻訐的語言就越來越不文雅，什麼「蠢驢」、「野豬」、「狼外婆」、「狡兔」、「中山狼」、「國家縱火犯」、「毒蛇」……等等都登上報紙的大雅不登大雅。

這裡順便還講幾句民主黨派之外文藝界的事，文藝界的东说念主以著文為生，曆來的「文东说念主相輕」遺傳，加上政事高壓下的土崩瓦解，那相互撕咬就更見血腥，如沈從文、葉君健批蕭乾，郭沫若斥沈從文為「反動文东说念主」、令沈兩度自殺（未遂），巴金批路翎，巴东说念主批聶鉗弩、邵荃麟、張光年，劉白羽批丁玲、陳企霞，艾青，馮雪峰批肖也孜，夏衍批馮雪峰，田漢批老舍，老舍批吳祖光……

通盘這些相互撕咬、踢打、坑害、投阱下石、給圈套、下絆子，最實現的贪图就是想排除當局對我方「右派」的嫌疑，或立功贖罪，免劃為右派；己經被確定為右派者，則但愿當局能突發善心，摘掉「帽子」。當然也有的想將對方作為「墊腳石」， 助自已再爬上一個台階的……

不過，就像擠壓在一個籮筐裡的螃蟹，最終非论是咬东说念主者還是被咬者，宽裕渾身是傷。最後還是被主东说念主提著一鍋「清蒸」、「紅燒」了。

民主黨派和民主东说念主士以往似乎比文藝界东说念主士要「自高」一點，而如今已經完全等同了，他們中絕大部分不得不向當局認錯求饒，像犯了錯被家長責打的小孩一樣，一邊眼淚鼻涕齊下，一面痛悔陳辭：

「我們的罪恶已達到了最岑岭……我犯了彌天大罪，叛國大罪。」

「我憎恨我方的過去，我憎恨章羅聯盟，我一定要和他們劃清界限，一刀兩斷。」

（以上為費孝通）

「我檢查這次我犯的反黨罪恶，檢查我幾十年一貫的反動歷史，看到我的滿身瘡疤，看到了（我方）靈魂的醜惡。」

「黨一貫挽救我，但我始終抗拒纠正，黨對我這樣一個怙惡不悔，這次又犯了這樣嚴重罪恶的东说念主，還耐烦肠幫助我……黨這樣仁至義盡，我不是木石，不可不谢意零涕。」

（以上徐鑄成）

「……這就是我們這個醜惡集團的見不得东说念主的目標，我現在憎恨這個集團，我也憎恨我我方，我深深辜負了黨和东说念主民的大恩大德，請求黨給我最嚴厲的處分，我請求黨給我改過改过再行作念东说念主的機會，我要爭取徹底改變立場，走上社會主義的说念路上來，今後老老實實接受黨的領導和教誨，不再三心二意。」

（以上陳仁炳）

這裡要特別说起一下錢偉長。這位錢诠释注解不僅在當年反右中極力嘶咬同儕，企圖立功贖罪，放置右派帽子（可惜未能如願）。還把這一套銘記在心，當作後半生作念东说念主的坐右銘。1986年11月，在反右運動即將三十週年之際，有方勵之、劉賓雁、許良英諸东说念主，倡議召開一次「反右運動學術討論會」， 邀請函也發到了錢偉長手上。錢诠释注解一看竊喜，認準立功的機會到了，便將此邀請函上呈到最高當局、太上皇鄧小平的案前。鄧一看大喜，立即派員撲滅了右派們的「申雪」 之火，三位發起东说念主受到開除黨籍、嚴加批判、给予監管的處分。（鄧小平錯把許良英弄成王若望。後來方、劉、王三东说念主被廹流一火国外）。還連累「反解放化 不力」 的總書記胡耀邦被趕下台。錢卻因這次檢舉有功被鄧大东说念主欽批為「表現很好、應予重用」。結果榮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忝居「黨和國家領導东说念主」之末。錢大喜過望，自是谢意涕泣。他大约可算中國檢舉文化的最大受益者、檢舉揭發受到的最高獎賞者了。正是：

為了一頂「右派帽」，若干「绅士」成下流！

不過，在反右中也有「頑抗到底」 的 可歌可泣之士，民盟上海負責东说念主之一的彭文應就一直不承認所謂的「章羅聯盟」和我方參加聯盟的「罪恶」，哪怕這時他全家在經濟上已被中共逼入絕境，而况當局允諾只消他「認罪」，就恢復他的使命和經濟來源。這時他的子女均未成年，年幼的小女兒跪在他眼前求他「認罪」：「爸爸，為了兒女，你就承認下來吧……」

他淚眼花花面對小女兒揪心的呼喚，卻鐵下心不為所動，实在甯為瓦全，不為瓦全！彭文應曾於1962年服安眠藥自殺未遂。在同庚12月15在貧病杂乱中死字，年僅58歲。之前彭的太太和一個兒子已經在貧病杂乱中先「走」了。彭臨終前緻信毛和中共中央，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終止反右。

複旦大學华文系诠释注解陳子展更是刀槍不入，在批鬥會上大聲宣示：

「讓我承認錯誤除非砍下我的頭。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棺材裡去！」

有如此氣節的當然是鳳毛麟角了。

可憐的是那個口口聲聲求饒，「請求黨給我改過改过再行作念东说念主機會」的陳仁炳，不僅當時當局沒有給他「再行作念东说念主」 的機會，就是到了1979年全國99.99%的右派都已獲「改正」時，陳卻仍被作為五個不予改正的全國性右派中唯一倖存者，當局彷彿故意耻辱他，與他作對，讓他把右派的帽子戴到死。但對另外四位「不予改正」的已經死去的全國級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來說，不但無損毫毛，其家屬後东说念主還引以為榮，正如章詒和所言，他父親和羅隆基被保留「右派」身份，正是她永遠的「自满」。然而對於一心想「摘帽」、「再行作念东说念主」的陳仁炳來說，偏巧不予改正無疑是對其最緻命的一擊，最後不得不「抑鬱」而終。

當然也有一些右派後來又飛黃騰達了，如費孝通、錢偉長後來都擔任了全國东说念主大和全國政協的副職。但是這些东说念主在無限風光的後面，卻總有揮之不去的反右派時那段不光彩的陰影，是以最怕东说念主們提起反右運動，故總是委婉地說：「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说念的事，在歷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費孝通）。

其實，這種躭心是沒有必要的。作為當年那場「陽謀」的受害者來說，非论怎樣，他們都不應承擔罪責，在高壓下說－些違心檢討的話，也不是很丟东说念主的事，沒有必要因此隱瞞這段歷史。但如果刻意隱瞞歷史，反而成了為罪惡製造者們掩飾罪惡的幫兇了。這亦然對我方、對子孫後代不負責任的违章行為了。

我們已經高興地看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受害者，包括中共內部东说念主士，終於掙脫羈絆，提起筆來加入記錄歷史的行列。

附三、 若干精英填溝壑：毛對「右派分子」的肉體消滅和對知

識分子的全面扼殺

如果在上一節我們主要記述了毛對中國知識分子進行精神催殘的話，那麼，我們在此節將看到毛在反右運動中對所謂「右派分子」繼之以肉體消滅的滔天罪恶。

在建國初期，毛主要借助所謂清匪反霸、土改、鎮反、肅反等運動，以反翻新分子、强盗、土豪劣紳、田主、惡霸等名義消滅了大批體制外、或者敵對方（國民黨）投誠過來的知識分子。當時是釆取快速的「抓到即殺」或在鎮反運動中以反翻新罪處決的辦法，更多的是交由農民、基層幹部自行處置（打死），因此很少留住他們的翰墨資料，是以我們對這些冤死者也就知之未几甚而完全不知。直于今天，中共都拒絕為這些惡行的受害者甄別平反。有东说念主誤以為那是在「翻新的急風暴雨」式的鬥爭中群眾自發的過激行為。這絕對是錯誤的，它完全是毛有計劃的屠殺，只消想一想當年毛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對到訪的蘇共代表米高楊說的所謂要「打掃房子、根除雜草、垃圾、塵土、跳蚤、蝨子」的話，就可知，毛在建國初期進行的各種名義的「運動」，都是其有計劃的對己經歸順的、手無寸鐵的所謂階級敵东说念主進行的惡毒的大屠殺。這是歷史上任何改朝換代時期新朝統治者所沒有過的暴行。正因為如此，那些被屠殺的东说念主有的是自投羅網，有的压根沒有料想逃離，結果宽裕束手待斃，引頸受戮。在毛建國初期這種「大掃除」中冤死者究竟有若干，唯独留待歷史去探究了。

反胡風和肅反，是毛從體制內和體制外結合、而况重點是對體制內知識分子迫害的開始。關於這段歷史，我們在有關「階級鬥爭」的章節中已簡單介紹了。接下來的「反右派」和「文革」成了摧殘、迫害知識分子的「主戰場」，文革是一場綜合性的對东说念主類歷史和娴雅的反動，我們將以專篇敘述；反右則是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廹害運動，這裡主要講述毛對右派分子的肉體摧殘。

在毛信誓旦旦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和風細雨」、「不打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擋案袋）」的「感召」下，各類知識分子，包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东说念主士、大學诠释注解、文假名东说念主、由國民黨投誠過來的老政客、老將軍，以及更多的一般知識分子通通都落入毛撒出的「天網」之中，然後被其一個個算帐、煎熬，有的被径直處死，有的冉冉折磨緻死，有的讓其自我滅一火。筹商這段歷史的东说念主們，特別是未經曆其事的後來东说念主，看到這麼多各色东说念主等都被毛「打理」，一定會以為這是毛的技术無比高妙所緻，或是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稚子、衝動所緻。但這種認識黑白常錯誤的！是不懂歷史、不懂毛、「以正人之心度毛的庸东说念主之腹」 的結果。因為從總的方面說，那麼多高級知識分子、老牌的政客都「上當受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稚子無知，而是由於誰都沒有料到毛作為 「一國之君」、一個號稱「最先進」、要「解放全东说念主類」的執政黨的領袖，竟然是如此無賴，如此言而無信，如此出爾反爾，如此厚顔無恥下流！

上當受騙中的许多东说念主都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學者，有些是老牌政客（章伯鈞、羅隆基之外還有龍雲、黃其翔、陳銘樞、黃紹竑等等），還有一些是文化界、新聞界的绅士，這些都是富裕政事經驗和社會閱曆的知識精英，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深知現代政事的「遊戲規則」，深知作為政事領袖东说念主物的起碼说念德「底線」。是以，才認定以毛的身份，在國家級大講台上的公開宣示，白紙黑字的中央文献，风雅座談會上的推心置腹，公開場合的信誓旦旦，不應該是「騙东说念主」的伎倆；因為古今中外的君主、總統或國家元首一級的要东说念主，都沒有這種前例。正如後來章伯鈞私行對他女兒說的，他是「高看了共產黨」，以為共產黨作為一個大國的執政黨，應該能夠約束它的領袖，維護黨的信譽。實則是低估了毛的流氓地痞本質和他無所不必其極的毒辣和下流。後來的事實證明，從本質上說，毛仍然是盜跖、莊蹻、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东说念主物。但是，毛又比上述這類东说念主厲害得多，阴毒得多，狂暴得多，也高妙得多。於是就發生了知識分子、飽學之士，遇到「無產階級」領袖兼厚黑大師便－敗塗地的悲劇。

完全不错說，僅僅是這場反右派運動的献艺，便足不错將毛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前边我們已經說了一些大右派的經曆，這裡再說說更多的一般右派的來曆，望望這些「右派分子」是怎樣的一批东说念主，他們是怎麼「上鈎」成為「右派分子」的。

起先，不错细目地說，佔右派絕大多數的一般知識分子（许多东说念主其實夠不上知識分子，如唯独小學、初华文化的小幹部、小職員，工东说念主、甚而有中學生和小學生），並沒有实在的「右派言論」，而是被毛的預設陰謀和罗网將其「圈進」右派隊伍裡去的。具體原因可謂千奇百怪，但大约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向來與領導關係不好，不大聽話，這種东说念主就難逃厄運了；二是出身所謂剝削家庭，或者個东说念主經曆、社會關係較「複雜」，這些东说念主早就是毛眼中的 「準階級敵东说念主」，劃成右派是「理所當然」；三是在單位裡有些異類，遭东说念主忌恨，或东说念主緣欠安，遭东说念主討嫌者；四是口無遮攔，隨便發議論；五是完全不测的「無妄之災」。

以下各舉例以證實之。

由天。女，原籍吉林扶餘縣田家窩堡东说念主，反右時在蘭州大學醫學院任馬列主義教員，1957年被劃為右派。由天被劃為右派，她我方說是學校想普及她為副诠释注解，但她卻主動推辭掉。她這一「高風亮節」 之舉不但沒有贏得讚賞，反而引起領導、共事的指責，說她是故作自高，製造矛盾，破壞團結。反右時因此將她劃為右派。

其實，由天被劃為右派更主要是因為她有一個在好意思國的丈夫。由天與其夫都是當年日本侵佔東三省時，不願作念一火國奴而流浪到內地的后生，他們在流浪均分別在重慶、成都讀完大學。之後她丈夫去好意思國留學，由天一东说念主帶著三個孩子留在國內。毛共建國後，由天與丈夫日东月西，但保持通讯往來，丈夫在好意思國當了诠释注解，時常寄錢回家。正是這種當時令东说念主恐懼而又說不显着的「国外關係」，使她成了右派，並處以送勞動教養。由天在教養農場患上了神经病，送到神经医院治療，得知她患病的丈夫於1959年秋天從好意思國回來探望她，被臨時安排在甯夏大學當诠释注解，但之後則再也回不去好意思國了。在文革中由天的丈夫被活活打死，由天單身出逃不知所終（估計死於「翻新群眾」之手）。三個孩子也沒有存活下來。

李景沆，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數學系畢業，分派在天水一中當教師。李的家东说念主因受一個親戚影響都信奉基督教，他自小耳染目濡，也信了基督教。這就成了他日後成為右派的事理。

其實李景沆最谦洁奉公、膽小怕事。他按照「天主」關於「要服從在上头掌權东说念主的意义」的教導，對領導畢恭畢敬，凡開會發言必歌頌共產黨。整風開始，學校領導動員他幫黨整風，他仍然仅仅歌功頌德，非论怎樣動員，他始終不改口。領導們分析，李這種基督教徒不可能真心擁護共產黨，唯物論與有神論是互為水火、勢不兩立的。於是仍然決定把他列入「右派」的名單。

李景沆曾經對东说念主說過：「我发怵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要消滅宗教。」「肅反時已把我嚇得跟貓娃一樣，我哪裡敢對共產黨不滿呀。」但這似乎夠不上右派言論。是以，當領導宣佈他堅持反動立場、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時，李爭辯說：「鳴放中我沒有提過一條意見、怎麼劃我右派？」領導說：「你不說不等於沒有意見，你不說，卻比說的东说念主還反動！」李無言以對、就此成了右派。

還有一個跟名东说念主有關的右派。建國之初，國民黨归正過來的鄧寶珊將軍當上了甘肅省主席，鄧激越要弄出一點政績，決定大修水利工程。於是給他的至友，時任國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求援。傅作義便給已在好意思國假寓的弟弟、留好意思博士、水利專家傅作恭寫信，勸其回國來幫助鄧寶珊搞水利建設。傅作恭對共產黨也十分崇敬，於是坚毅拋棄了在好意思國的優越生活回國，去到甘肅搞水利建設。傅被任命為甘粛水利廳總工程師。這時甘粛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正計劃在甘粛搞一項偉大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但作為水利專家的傅作恭一眼就看出其計劃荒謬不可行，於是直言不諱提倡反對意見。這時剛好反右運動來了，張仲良認為傅是階級敵东说念主破壞經濟建設、向黨進攻的典型，绝不猶豫就給傅作恭載上「極右分子」 帽子，送往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這個躯壳魁偉的水利專家，後來被活活餓死、折魔死在農場。

這裡順便講講那個令傅作恭緻死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張仲良搞這個工程是為了響應偉大領袖毛「大辦水利」 的號召，張調集十多萬民工苦幹了兩年多，最後丟下數以千計的屍體、耗費了難以計數的物資錢財之後，下馬了。原計劃澆灌1500萬畝地一畝也沒有澆上，己建的部分在當年就給山洪沖垮了。东说念主們謂之「急火火地上馬，血淋淋地下馬」。這其中就有「右派分子」傅作恭的血。

如果說上头這幾东说念主劃為右派都受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影響，那麼也有违犯的事例。

王達是义士遺孤，本东说念主在延安由孤兒院撫養長大，是自然的翻新友班东说念主。也許擁有這些先天優越的條件，王達在單位 甘肅东说念主民廣播電台 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且性格倔強，對我方的頂頭上级作出的決定经常發出不同意見，而况還愛「當面提倡」。到了反右，領導決心「教訓」他一下，隨便找上幾條他「反領導」的言論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王達也就變成东说念主民的敵东说念主了。

至於各種「無妄之災」，就更離奇了。

高尚斌是1952年上海華東金融系統支援大西北的幹部，當年他不僅放棄在上海的大城市生活，到了甘肅，又主動放棄了留在武都或臨夏這種條件較好的小城市使命，主動条件去條件更艱苦的岷縣使命。後來領導照顧他與太太團聚調到臨洮。

到臨洮东说念主縣民銀哄骗命後，共事們風傳一位行領導與某女職員有「不正當男女關

系」。高尚斌不愛理這些閒事，只顧埋頭使命。有一次他去請行長簽一個文献，不小心未敲門就走進這位行長的辦公室，正好碰見行長與那位女職員在行「善事」，他立即轉身退出，也不告訴任何东说念主。但事情已被發現，領導終不宽解，於是趁反右派之機，列出高幾條罪狀，接連召開批鬥會，要劃他為右派。可高問心無愧，拒不認罪。這樣，對他批鬥便無止無休。一次，他被帶去參加另一個單位對右派的批鬥會，那個單位的右派個個低頭認罪，操纵會議的領導就宣佈休會。這使得高產生了幻想：我也認了，不是就不挨批鬥了嗎？果然，在他承認一切之後就不被批鬥了，但是換來的是一頂右派帽子和二十二年的「賤民」生涯，高在教養農場两世为人，差點丟了性命。

後來那位行長也被戴上了「壞分子」帽子。但這於他又有何補呢。

（以上取材於邢同義的《恍若隔世 回眸夾邊溝》一書）

胡平的《禪機 1957》中則說了下述故事：

安徽山區某一個小學的教職員工，由於遠離城鎮，過著與世無爭的「世外桃園」 般的生活，半個月看一趟報紙，蔬菜自給自足，也從不關心外界之事。

然而整風反右來了，該校30來名教職工，上級給派下抓5個右派的指標。校長好谢却易抓到了4個：兩個是在會上給縣教育局提意見，第三個是偶爾回家碰上新婚太太正好與鄉長摟抱在沿途，鄉長不可放過這位老師；第四個老師是對班上别称畫手槍說要打死他的頑劣學生訓斥一頓，並撕掉了那學生畫的手槍。哪知該學生的舅舅就是帶真手槍的公安局副局長……

還差一個未能完成的任務，怎麼辦呢？校長昼夜為此焦心。恰好這時分派來一個年輕的新教師，這個新教師來到第二天就寫了入黨申請書。校長對他的入黨申請並不感興趣，偶爾跟他談起還差一個右派的事，年輕教師看見領導犯難，想了一會就自告奮勇地說：

「校長，要不，這個指標……給我吧。」

校長像抓到救命稻草，緊緊收拢年輕东说念主的手，真誠地說：「那就闹心你了，不過年輕东说念主吃點苦也好，算是黨組織考驗你。最多兩三年吧，你再回到學校，我一定讓你入黨！」

校長開出的當然是一張絕對的空頭支票，據說後來這位右派教師在教養農場「瘋」了。這個年轻东说念主的一生就此斷送。

董玉寶是另一類型，他原是河南信陽地委黨校副校長，操纵學校使命。反右運動中，上級要董抓右派，董認為我方單位確實沒有右派，条件上級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地委書記王某聽了勃然震怒，厲聲呵斥说念：「你就是右派！」於是董玉寶就成了右派。

張賢亮在《煩惱就是颖悟》裡說了一件事：

張已經劃了右派在教養農場勞動纠正。一天收工回來，見到一個鄉下东说念主蹲在號子門口哭。張看他的樣子有些奇怪：這樣的东说念主亦然右派？後來才知说念原委：

原來他所在的縣要押解20個右派去勞改農場，領導已經派了押解幹部。這位老

鄉從沒出過遠門，也想趁機出门遊玩一趟。苦苦請求之下，領導同意他也參加押解。誰知途中一個右派逃逸了。兩位押解幹部打電話請示縣領導怎麼辦？任務是必須完成的，無奈，縣領導決定讓這位老鄉頂了那個逃逸右派的「缺」。

還有「打趣右派」。王躍文在《我曾混跡官場》中講了他父親被劃為右派的故事。

他從小知说念父親因言獲罪，但不知細故。後來，父親終於告訴他事情原委。原來父親

二十三歲的時候，在家鄉的縣裡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亦然年輕东说念主，平時群众很隨便，

通常相互開打趣，誰也不防卫。縣委書記的夫东说念主是縣婦聯主任，雖然尊貴，卻是個麻

子．一次他父親心血來潮，想跟她開個打趣，便在她的扇子上头題了一首打油詩：妹

妹一篇好文章，密密匝匝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過，錯認他鄉是故鄉。不久，反右派

來了，這件事情被定性為：攻擊縣委書記夫东说念主=攻擊縣委書記=攻擊共產黨=資產階級右派。於是他父親被定為右派分子。終身命運就此徹底改變了。

還有「小便右派」。某單位在反右補漏時分得一個右派名額。領導感到很難辦，便交給群众去「評選」。可開會時誰也不發言，會議堕入僵局。正當難堪之際，一东说念主

短暂起身去廁所小便。此东说念主剛走，便有那腦筋靈活者提議：就選他！於是眾东说念主赞赏，

一緻通過，全體如釋重負。等那东说念主從廁所轉回時，會議已宣佈散場。過後領導才把群眾「評選」的結果告訴他，已經上報定案了。

四川達縣有一個可能是全國最小的「右派」。 原來達縣城關鎮一家鞋帽生產配合社職工冉某，在整風運動初期想給某副鎮長提意見，但自已既不會寫又不會畫。見到鄰居家一小學生喜歡畫畫，便請他畫了一幅題為《一手遮天》的漫畫。後來運動轉為反右，冉某被打成右派，跳大橋自殺了。領導风雅那幅畫的來曆，一查，原來是冉的鄰居、12歲的小學生張克錦所為。張克錦從小愛畫，得過少兒繪畫大賽獎項。於是把張克錦小一又友從學校抓回，給他戴上「右派」 帽子；但因年齡太小，上头不批。於是改稱「右童」， 並把他關進牢獄。一關7年，放出時就夠資格成為实在的右派了。……

就是這樣，毛澤東的「反右鬥爭」赢得輝煌勝利，右派分子都「我方跳出來自投羅網」，被「一網打盡」了。

這裡須說明一點的是，毛自建國初至文革之前發動的各種「運動」，都是採取由各級黨委、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農村基層黨支部負責的辦法，各單位的負責东说念主就是本單位「運動」的領導者。這就給領導以打擊報復、公報私仇、拉幫結派等等以極佳的機會，反右運動亦然如此。於是，領導逐漸成了神聖不可滋扰的「黨」 的化身，甚而變成單位裡的 「小天子」。正是這千千萬萬「小天子」，托起了毛澤東這個「大天子」。

底下講右派們的後續命運。

收拢了這麼多「右派」，對右派的「處置」当然成了個大問題。1957年7月，毛在青島召開了一次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這次會議的內容之一就是筹商、佈置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毛在會上講了話，對右派的處理作了原則上的決定。後來這篇講話收入《毛選》第5卷，題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在這篇講話的開頭，毛就宣稱說：

「反共反东说念主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东说念主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也就是說，右派是十足的敵东说念主。

但是，後來在對右派公開處理時，毛卻耍了點花招，大约出於他的「仁慈」，他宣佈：對右派實行「敵我矛盾按东说念主民內部矛盾處理」。是以，後來對右派的最高處罰是「送労動教養」，據說這是一種「最高行政處分」。這使东说念主感到他仍然「寬宏多量」，對右派分子是「仁至義盡，從輕發落」。這樣作念，在毛看來能收一箭三雕之效：一是留住這些东说念主作「反面教員」，讓东说念主們看到反對與共產黨的下場，以便受到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育」；二是不错搾取「剩餘價值」。非论讓他們留在本單位勞動或是送去教養農場，都不错讓他們為國家創造價值（毛說過，把幾百、上千萬田主殺了太可惜，不如留住這批勞動力合算；三是能為毛和共產黨嬴得「寬大為懷」的名聲。特別是外國东说念主和我們的後东说念主，他們筹商中共的歷史，只能以留住的文獻為依據，當看到毛對「猖狂的、罪大惡極的右派分子」 仍然按 「东说念主民內部矛盾處理」時，誰還信托中國共產黨統治是什麼「暴政」呢！

對右派的具體處置大體上分為兩種情況：認為罪恶比較輕的交原單位或回農村「戴帽」管制勞動；認為「罪恶」嚴重的「極右分子」或者態度惡劣者一律送農場勞動纠正，此中又分為兩類，－部分送去專門為右派設立的「教養農場」；－部分送邊疆軍墾農場，或它們的附設機構。非论那種農場，實行的都是嚴酷的勞改策略。

這裡簡單說說這個教養農場。據說，它是仿自蘇聯的「勞動營」。

為了給右派送去勞動教養製造法律依據，國務院於1957年8月4日，通過《东说念主民日報》公佈前一日發佈的《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和《勞動教養條例》。（這不可算法律，仅仅行政法規）《條例》說明這個轨制出台的依據和宗旨，雲：

「根據中華东说念主民共和國憲法第100條的規定，為了把遊手好閒、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才略的东说念主；為了給不风雅刑事責任的反翻新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前程的东说念主一條悔過改过的前程……」

你看，完全是為了作念善事啊，是為這些东说念主謀前程，積德行善才搞這麼個辦法。那麼，憲法第100條又是怎麼規定的呢？經查，其原文是：

「中華东说念主民共和國公民必須谨守憲法和法律，谨守勞動紀律，谨守寰球规律，谨守社會公德。」

原來如此。這個憲法第一百條不但跟右派压根扯不上邊，而况也未為實施超乎法律之外的所謂「勞動教養」提供任何依據。所謂根據憲法100條將一些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完全是子虛烏有之詞，實乃毛和中共為所欲為、變相踐踏憲法的行為。而况，就是在這個《勞動教養決定》中規定的四類教養东说念主員中，也沒有「右派」一說，四類东说念主員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遊手好閒、違反紀律、不務正業……」 之东说念主，而右派完全是響應毛的號召（甚而被动「響應」） 「幫黨整風」的現職幹部、教師、學生等知識分子，他們有正當、正当的職業，是称职公民，而况是社會精英。你看，為了給右派治罪，毛过火幫兇竟然僞造「憲法」， 編造莫須有罪名，是多么下流無恥！

热切的是，這個條例規定有關方面不错不須經過任何法律格局將公民送去勞動教養。在反右時則是由單位的領導便可將本單位的所謂右派送去農場教養。《條例》說勞動教養不算刑亊處罰，仅仅「最高行政處分」。但教養農場由公安部門的「勞改局」握住，教養东说念主員實際上與「勞改犯」沒有差別「一視同仁」。许多地方沒有教養農場，或教養農場不夠，便把右派分子径直送去勞改農場。

更為热切的是，這個勞動教養沒有刑期，實際上等同無期徒刑，是以比判刑更可怕。後來有的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要「留場就業」，勞改到死！留在單位或在社會上纠正的右派分子，則劃入「地、富、反、壞」 行列，稱之為「地、富、反、壞、右」，於是，毛欽定的交由「群眾專政」的階級敵东说念主由原來的「四類分子」變成了「五類分子」。

從此，任何东说念主只消當局不高興，不順眼，不需要任何證據、任何法律、任何格局，便不错抓去「勞動教養」。這一惡政酿成了若干东说念主間慘劇、若干冤魂，可謂擢髮難數！它一直實行了五十多年，直到2013年冬才被名義上廢止（還在部分變相執行）。

然而，當時的右派們，仍然完全不知说念毛澤東給他們設置的未來的命運。對於勞動教養，當時东说念主們完全無知，右派們也沒有認真去叩問，仅仅想當然地按它的解釋以為既然說是「最高行政處分」，我方仍然享有公民權，也就可能回到原單位和原來的使命崗位。是以，被宣佈送去農場的右派還作念著很快回到「东说念主民的懷抱」 的好意思夢。有些地方在「徵求」右派對處分的意見時，單位的頭頭也告訴右派們：「如果去教養農場，最多兩三年吧，回來了仍然恢復原來的使命；如果回故地，回農村，那就與原單位脫離關係了，永遠不可回來了。」這些頭頭也許不是惡意欺騙，因為他們也不懂毛的葫蘆裡裝的什麼藥，仅仅說是「最高行政處分」，便認為仍然不错回到「翻新隊伍」是情理中之事。於是，许多右派也就主動選擇去「農場勞教」。誰會料到這是一種比判刑勞改愈加酷毒的死一火之路！

在初期，右派們浩繁比較樂觀，他們暗忖：既然說是「按东说念主民內部矛盾處理」，那就仍然屬於「自已东说念主」。就算說錯了話，最多也就是「錯誤」吧。最多「纠正」二、三年，只消過了反右的「風頭」，就不错 「回到东说念主民隊伍」了。

正是在這種心態驅使下，右派們大都積極地纠正，都想早點「脫帽」。

1959年，已是大躍進上升，四川巫山縣委決定製一幅超大標語以顯示對「總路線」的擁護，對毛的忠誠。標語共13個字：「高舉總路線偉大紅旗奮勇前進」。計劃「寫」 在從巫山縣長江南岸東起楊柳坪，西至下馬渡長約30華裡的山崖上，每字相距約二華裡。由於都是在陡峻的懸崖上作業，隨時都有性命危險，一般东说念主不敢承擔這個艱巨、危險的使命。於是，急於立功「摘帽」的右派成了最好东说念主選。70多名右派被蚁集起來，每天起早貪黑、忍著饑餓勞累，攀援在巫山群峰的峭崖絕壁上作業，而他們每天的口糧唯独200克！一個月後，這條曠古未有的大標語出現在巫峽的群山之中。

但是，工程完成之後才發現，13個字拉開30華裡，每個字相距兩里以上。外地乘船逆江而上需要一個多小時才能看完這條標語。如果乘下水船，標語被反著念，使东说念主不知所雲。

面對這條超大標語製作的「失誤」，縣委領導很是尷尬，決心再製造一條視覺效果更佳的超級標語來彌補這一「損失」。於是，很快又決定在巫峽西口的文峰製作「毛主席萬歲」的豎排標語，這樣，崎岖船的過客就能一目瞭然。

决策確定後，任務當然又落在右派分子肩上。這回有100名右派參與這一「偉大」政事工程。其時已是12月，朔風怒號，峻岭嚴寒，右派們单干協作，肩抗鋤頭鐵鏟，

身背漿桶，攀援在文峰的悬崖上。一邊是「猿猴欲渡愁攀援」的巉岩，一邊是波濤洶湧的長江，高空懸體作業，稍有失慎，便有可能墜入巨壑深溝或滾滾長江之中，屍骨難覓……。就是這種非东说念主的超強勞動，每天唯独200克口糧，分红三餐摻以牛皮菜煮成粥狀充饥。最令东说念主難以容忍的是，稍有「表現不好」還要遭到監管幹部的打罵、扣飯。在饑餓、勞累、阴寒和皮鞭之下，先後有9名右派喪生在懸崖悬崖之間，他們的名字是：陳文清、向明瑤、謝會鑫、譚明生、陳文軒、張玉貴、周敬清、譚敬三、楊玉雲。終於，在右派們的艱苦接力下，五個字每個長寬各十丈、一字佔地1000平米的超大型標語誕生了。而右派們則均已堕入浮腫無力，幾乎不可行動的地步。更热切的是，原來當局許諾任務完成後為他們「摘帽」一事卻沒有了蹤影。後來才知说念，這倒不是當地領導無情，不守信用，而是「策略」不允許，地方幹部沒這個權力，開了空頭支票。

在1960年——1962年間，確有很小－部分右派得到「纠正好了，摘掉右派帽子」的處理。但後來才知说念這不是毛之所為（是誰所為仍不知所以），毛知说念後極為震怒，「摘帽」立即罢手，有關右派還受到查處。（詳見後文）  對那些已經摘了帽子的东说念主，公安部門只好宣稱：即使你們摘了帽子，但這「帽子」還攫在「东说念主民」手裡，如果不老實、不好好繼續纠正，隨時不错給你們再戴上。後來许多原來已經摘帽的「右派」，又被宣佈「沒有纠正好」而被再行戴帽，到了文革中，非论你是否摘帽，就都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列了。

右派分子終於發現：我方頭上這頂「帽子」有如孫悟空頭上那頂緊箍咒，是永遠脫不掉的了。不但脫不掉，而况，只消運動一來，當局就不错如唐僧那樣念上幾句咒語，直叫你在地上打滾。而况與還要禍延家东说念主。

有關右派們的命運，近些年來已經有一些右派倖存者的通過寫回憶錄，和關注此事的作者的釆訪記述，揭開了冰山一角。底下擇其要者略述一、二。

林昭，原名彭令昭，以筆名行世。北京大學新聞系三年級學生，後來成為知名的學生右派。林昭與寫《是時候了》的沈澤宜、張元勛同為學生刊物《紅樓》的編委。她具有堅實的华文基礎和傑出的才華，深得文學诠释注解遊國恩的賞識。運動初期，林昭雖然也發表了一些抨擊時政的文章，但並不是當時最尖銳的批評者，比起如張錫錕把中共比作「希特勒統治」，「把憲法當手紙」，岑超南指斥毛的發揚民主「唯独理論價值」，「要实在整風，起先要把不民主的轨制一掃而空！」等等，林昭的言論算不上尖銳。但鑑於她的欠妥協、不認罪的態度，仍被劃為右派。在處理時，只給她「留校監督勞動」的處分，被分派在苗圃一邊勞動、一邊學習、纠正。

但林昭仍然堅決不承認我方的右派罪名，她還绝不客氣指斥學校領導：與當年蔡元培校長比较，你們不但不去營救學生，反而為虎作倀，迫害學生，甘心墮落……

不久，北大新聞系併入东说念主大新聞系、林昭來到东说念主大。她與另一個叫甘粹的男右派學生在共同勞動中產生了格局。領導發現了這一「階級鬥爭新動向」，大吃一驚，迫令二东说念主立即离异。但二东说念主依然深闭固距，結果雙雙被捕。甘粹被發往新疆勞改，林昭則送北京的教養農場「勞教」。

林昭被勞教了兩年多後，因支氣管擴張咯血不止，由其母領回上海家中養病。林昭絲毫也沒改變她固有的立場、觀點，在養病期間常到複興公園散布，結識了另外兩名大學生右派。一敘之下，三东说念主志趣投合，「位卑不敢忘憂國」，人性難移，複又議論起六合大事來。

其時恰恰「大躍進」和「三年特大当然災害」，血淋淋的悲慘現實，愈加激起了三位大學生的義憤。言談中，三东说念主直指毛給國家、东说念主民帶來的勤恳災難，並指責毛製造的所謂「彭德懷反翻新集團」案的荒誕不經；他們還對當時所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發生興趣，對南共綱領發表評論，為其辯護，细目。

不過，這三名可愛的熱血后生在政事上確實過於稚子了，雖然已被當局狠狠地踹了一腳，但卻對毛和毛為首的最高當局依然存在幻想，加之受傳統知識分子「六合興一火、匹夫有責」，「先六合之憂而憂」 的驅使，三东说念主竟然以匡時救民為己任，集體給中央上書，激昂指陳時弊、建言獻策。

這種與虎謀皮之舉結果无庸赘述。很快，三东说念主同時被鋪。林昭又被查出與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為首的「反翻新集團案」有涉（林在張等东说念主編印散發的《星火》玄妙刊物上發表詩歌《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於是兩罪並罰，被判刑20年，其餘二东说念主分別被判13年、7年。

可憐林昭的老父作了林昭案件的第一個犧牲品。因為公安东说念主員在逮捕林昭、搜查其家時，作風極其惡劣，蠻橫，林父不胜受辱，憤而自殺。

「我方奉上門」的林昭，以一腔熱血、滿腹正義，懷著對國家东说念主民的高度忠誠和責任感，為國直言反而獲罪，她當然不服。在獄中，林昭以各種方式如絕食、寫血書、寫詩歌、喊口號等進行抗爭，受到獄卒們野蠻殘暴的迫害和摧残，但是，她不僅不向暴力屈服，其想想反而在抗爭中不斷昇華，领会愈加堅定，觀點也愈加深刻锻练。在獄中，她以令东说念主難以想像的毅力和领会，以髮簪、竹籤作筆，以自已傷痕纍纍的血肉之軀作墨池，以鮮血作墨，在獄方為她提供寫「坦荡、認罪書」的紙上，讓她學習纠正想想的書本上，以及－切可書寫的物件上，寫下了數十萬字的「血書」，計有《靈耦絮語》（十八萬字）、《基督還辞世上》、《鮮花通达悲壯的五月》、《囚室哀志》、《秋聲賦》、《自諫》、《不是練習——亦然練習》、《練習二》、《練習三》等等。光憑這點，也創造了古今中外囚徒絕無僅有的奇蹟！

1965年5月31日，上海靜安區法院判處林昭20年有期徒刑。次日，林昭在判決書的後面寫下了《判決後的聲明》：「昨天，你們那所謂的僞法院，假借和盜用法律的名義，判處我徒刑20年，這是一個極其骯髒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东说念主對於我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之自满！」「歷史法庭的正義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你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僞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賊和殃民賊將不僅是实在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东说念主。公義必勝！解放萬歲！」

林昭不僅是位了不得的解放鬥士，還是位卓越的才女、詩东说念主，在獄中，她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博通中外的學識，寫下了多量古體詩和現代詩，借古諷今，嚴厲鞭撻現實中的醜惡，抒發其純潔高尚情懷，為後世留住了極其可貴的精神遺產。

1965年7——12月，獄中的林昭給《东说念主民日報》寫去了一封十萬字的公開信。色厲內荏的當局當然不敢把林昭義正詞嚴的控訴書公之於眾，更不敢與她辯論。

當局認定林昭不可纠正，便決定從肉體上消滅她。獄方在提請對林昭加刑的報告中寫说念：「（林昭）關押期間，用髮夾、竹籤等物成百上千次戮破皮肉，用污血書寫了幾十萬字內容極端反動、極其惡毒的信件、筆記、日記……公開污衊社會主義轨制是『搶走每一個东说念主作為东说念主的全部的－切的恐怖轨制』，是『血腥的極權轨制』。」 這份報告從反面鑄成了當局一份絕妙的自我供詞，也記下了林昭光輝一生的最後一頁。

林昭当然察覺到了敵东说念主的陰謀，早己把死活蔽明塞聪的她對同監的難友說：「他們能消滅我的肉體，決不可扼杀我的领会。我的路似乎走到了盡頭，但歷史會給我公正審判。這個阴霾的年代，最終要被东说念主民消滅的……」

現在反馈林昭在獄中被野蠻摧殘、迫害的一鱗半爪資料是其妹彭令範，以及林昭原來的北大同學，同為《紅樓》編委的張元勛（因寫了那首《是時候了》的詩被作為反翻新分子判刑7年，刑滿「留場就業」）對林昭的探監記錄和回憶：

一次，彭令範去探視林昭，比及通盘探視者都走了，林昭才被允許出來。只見林昭渾身素縞，穿一件破舊的灰襯衫，下穿用白被單改成的長裙，長長地拖曳在地上，頭上紮一白色方巾，上用鮮血寫成的一個大「冤」字，整個东说念主有如崑曲裡竇娥的扮裝。

張元勛去探視時，林昭亦然這身打扮，她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頭巾，用手指把頭髮分開來給張看，只見她所指之處，都是頭髮被揪光後留住的傷痕，大者如栆，小者如蠶豆，佈滿頭部。揪出的頭髮連皮帶肉都被丟棄了。可見這已成為了獄卒對付她的「常法」。林昭還告訴張：「因為知说念你要來見我，怕打傷我無法出來見东说念主，是以這幾天沒有開會鬥我。我也被調到一個單號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他們在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是，我頭髮被揪掉了，傷痕猶在！穿着亦然他們撕的，你看!——」

林昭掀開披著的外套，裡面的穿着都沒有鈕子，有撕破的條痕，但都已用針線縫死了，無法脫下。

林昭指著周圍那些獄卒：「這是一幫禽獸！他們想強姦我！是以我只能把穿着縫起來。」張元勛這時才發現她的穿着與褲子都是縫在沿途的。

林昭解釋：「大小便則撕開，收场再縫！無非妹妹每月給我送線來！」

林昭邊說邊咳嗽，撕下一塊塊衛生紙把帶血的唾液吐在紙上。繼續說：

「但是他們還不解恨，還要給我上手銬，而况是背銬！有時一付還不行，要上兩付背銬！」

這時，一直在旁邊四周故作鎮靜的「管教幹部」再也沉不住氣了，便對張元勛大聲說：「她胡說！她精神不正常，你不要信托她的這些話！」

「神經不正常？」林昭搶白說：「天下上哪個國家對神經不正常的东说念主的瘋話在法律上给予定罪？你們定我的『反翻新罪』的時候怎麼不說我神經不正常呢？」

不僅僅要上兩付背銬，而况是連續背銬180天！即使是在她絕食的時候、胃痛發作痛得滾地的時候，婦女生理特殊時期，背銬一刻也不松開，而况兩付也不愿撤掉一付！平時吃飯、洗漱、大小便都這樣背銬著，吃飯時必須像狗一樣舔著吃。獄方就是要將东说念主變成狗，來摧毀她的领会，迫使她屈服！然而這個好意思麗的女囚就是不屈服！她用我方的鮮血在一切不错書寫的地方，寫下她的盼望、信念，寫下刻下的黑牢地獄！寫下她不屈的靈魂！關於她在這個共產黨監牢中所承受的苦難，她用極簡煉的翰墨寫说念：

「我經曆了地獄中最恐怖最血腥的地獄，我經曆了比死一火自身更千百倍慘痛的死一火」!

「我們的芳华、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盼望、幸福、解放，我們生活之一切、這东说念主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捐躯在這污穢、可惡、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之下」。

這是對當代極權主義頂峰的毛政權的泣血控訴，亦然正義對邪惡、光明對阴霾的揭露和宣判。

最後的時刻到了，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玄妙宣判後執行死刑。當她被叫監號時，她知说念這是性命的最後時刻了，她與難友們從容作別，出得監房來她想唱《國際歌》，但早已準備好的獄卒們一擁而上用棉花塞進她的口裡，並用黑布條將她的頭部嚴嚴裹起來……如今我們所知说念的，是她臨刑前留給我們的最後的吶喊、在法院判決書上籤寫下的八個大字：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第二天，别称巡警來到林昭家裡，對著林昭的母親和妹妹說：林昭已在29日下昼被槍斃，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這是毛共很長時期的一項「策略」，要犯东说念主自付處決費，其毒辣下流可謂古今中外史無前例！林母一聽立即暈倒在地。林母叫許憲民，是上海抗日時期知名民主东说念主士，曾多方支撑共產黨的使命，被共產黨列為統戰對象，待若上賓。如今時移勢異，「統戰對象」變成了「專政對象」。

不久，許憲民就瘋了。七年後，她暴斃在上海的街上。

林昭死時年僅36歲，照旧處女之身。1981年林昭冤案獲得平反。她的同學、舊友為她舉行了簡單卻沉重的哀悼會，當時並無她的遺物，仅仅一位獄中難友將她的一綹被揪掉的頭髮暗暗保存了下來，它便成了林昭骨灰替代物。舊友們在她的遺像眼前寫下的是一付無字「輓聯」：一邊是一個巨大的「？」號，另一邊是一個巨大的感嘆號「！」

林昭的事蹟被媒體簡單報導後，不脛而走，引起強烈反響。东说念主們奔波相告，為她戚然、嘆息，悲憤狼狈！被譽之為「中華聖女」。

中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過－段短暫的「開明」期，當局曾為文革和反右受害者進行了有限的平反和「改正」，允許對其冤案進行初步的的揭露和反想。但很快，當權者發現如果深入揭露下去，必將危及中共的統治根基，於是急忙剎車。所謂撥亂归正也就無疾而終。對林昭的報導和回顾活動也被廹令中止，或轉入「地下」。

在後來北大「百年校慶」喧囂塵上的鑼饱读號角聲中，在一派所謂傳承北大「民主、科學」的光榮傳統的饱读噪聲中，有东说念主提倡應該記住林昭，應該給這位实在的枭雄、「民主、科學」精神的实在傳承者、發揚者以一隅之地。當然，當局是絕不會採納這一建議的，也不敢在此時此刻说起林昭。东说念主們記憶猶新，北大、清華在文革中都曾充分献艺了毛的「文革策源地」、「 文革衝鋒隊」、「紅衛兵魔窟」的醜惡、可恥变装！而當年那些得勢者多數仍在台上。由這樣一幫北大精神的叛徒、罪惡纍纍的兇手、殺东说念主犯來參與操纵北大的百年大慶，有什麼真實性、正当性可言？這些东说念主有什麼資格來談「傳承北大精神」？不算帐這些敗類，「北大」精神岂肯傳承發揚？林昭之魂兮，缘何歸來？！

舊北大，蔡元培、胡適時代的北大早已經死了！當然，它不错新生，但唯独在醜惡的北大被猛火焚燒後才有可能新生，才能实在成為「涅槃」的鳳凰！

另别称與林昭齊名，甚而當時名聲更響的女大學生右派叫林希翎，其命運比林昭稍好一些，她的东说念主生之路代表了那一代东说念主的最終覺醒。

林希翎本為东说念主大法律系四年級學生，原名程海果，本是從頭到腳「根正苗紅」的「無產階級交班东说念主」。但是，知識使得她覺醒。她跑到北大去「煽風點火」，據親曆者說，林希翎的文才與口才都令东说念主傾倒，她不错不要演講稿，不要提綱，口若懸河一氣講幾個小時，是以，當年「名動京師」。聽過她講演的东说念主說，通盘诠释注解、教師和其他同學的講演與之比较都扞格难入。可見，如果是在民主社會，林希翎無任何懸念地將成為出色的女政事家或者名律師、法律專家。

在一次講演中，她的一又友告誡她：再這樣講下去，總有一天我們要到監獄去找你，並為你送飯。她笑著說，真有這一天我被插手了監獄，那也沒什麼了不得……然而，想不到這一天那麼快就來到了。

起程点，东说念主大校長吳玉章也許是出於惜才之心，只給林希翎留校監督勞動、繼續批判的處分。可她偏不領情，既不認錯更不認罪。於是被警方臨時拘留5天。5天之後，她仍毫無悔改之意，改為拘留15天。當然，15天也不可能「纠正」林希翎。

1958年7月，公安部長羅瑞卿來到东说念主民大學，在聽取了校黨委關於林不接受纠正的彙報後，羅說：「像林希翎這樣的大右派，留在你們學校是纠正不好的，還是交給我吧！我有辦法對付她……」

隨即，林希翎被以「反翻新罪」逮捕，判刑15年。

15年差兩個月，林希翎被釋放，她之是以被釋放，還收货於她的「右派」名氣，以緻毛澤東也知说念這個綽號「帶刺的玫瑰」的「學生大右派」。毛一時想起此东说念主，突發「善心」，叫东说念主將她放了（否則按慣例留場就業，老死勞改農場）。出獄之後，被安排在一個縣農機廠當工东说念主。她本不想結婚，一個东说念主度過一生。但她想起1958年秋，審訊員對她咬牙切齒的一句話：「我要關你一輩子，一直關到白髮蒼蒼，讓你斷子絕孫！」

料想這裡，她就決定偏专爱結婚，偏巧不「斷子絕孫」！

她生下了兩個孩子，孩子都被別东说念主追赶著罵「小右派」；丈夫因她的原因只能在車間當工东说念主，全家通盘的親东说念主都因為她而受苦受難，她感到了「罪孽勤恳」。

1978年中央55號文献決定給右派「改正」，但仍有包括林希翎在內的近一萬东说念主未「改正」。這時她已經42歲了，东说念主們勸她去申訴。1979年3月，她到達北京。

她的申訴狀曾三次擺到當時的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的案頭，胡也三次批示：「改正成心」。但不知為什麼，也許林希翎這個右派當年名氣太大，也許胡耀邦之外「悠悠忘返」，归正她的右派「改正」問題仍如石沉大海，了無音讯。後來瞭解到，原來她的母校中國东说念主民大學，以及判她15年徒刑的北京高級东说念主民法院，在審查她的右派一案時都堅持「維持原判」，不予改正。她最終去掉了對當局的幻想。

從現在的角度看，林希翎的右派言論並沒有太「出格」 的地方。比如，她說，從嚴格意義上講，不但中國算不上社會主義，蘇聯也不是社會主義，要算，只能算是「封建社會主義」；當代社會主義的故鄉在南斯拉夫……

她還認為，從法律的角度講，胡風过火「集團」構不成「反翻新罪」。而况，胡風的文藝意見書，大部分是正確的。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是金口玉音，既然提倡「百家爭鳴」，為什麼不可反對呢？……

就是這些，當時認定她大逆不说念，死有餘辜了。

1980年3月，她申請去香港探望父親和同父異母昆季，初不被批準，後來還是去了。1980年6月，她再次寫了一封萬言信寄給中央有關部門，並將信的「副本」留存在香港。信中的內容有：

駁斥反右仅仅「擴大化」的說法，認為是根人性錯誤；

指斥當局對待文革受害者的「走資派」和反右派的受害者採取兩種態度、兩種策略；

条件允許她以右派「代表」的身份進入全國东说念主大和政協。

最後她說：「當歷史需要把我作為祭壇上的羔羊和十字架上的耶穌來釘死時，我只好如此了……我的芳华，我的愛情，我的性命，都不错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但是我確信我的靈魂是釘不死的，也總有一天會複活的。出賣我的猶大們，釘死我的劊子手們，以及那些僞善的法利賽們，請記住我的話吧!」

這是她1986年時說的話，二十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信托她的想想和精神一定有更大的飛躍，因為天下發展的潮流更明晰了。

林希翎女士後來流一火国外，在法國落腳，繼續為民主解放奮鬥不断。非论怎樣，她活到了出獄，活到了「右派」 改正，活到了毛死之後，應算是右派中的幸運者。

我們再來看兩個名东说念主右派：

一個是章乃器。章是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东说念主之一，又是抗戰前一度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的「七正人」之一，還是當時中國救國聯合會的負責东说念主之一。這三個「之一」 奠定了他在中國民主運動中的地位。在此前的1936年7月15日，章乃器與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四东说念主聯名在報上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和最低条件》一文，呼籲國民黨罢手內戰，共同抗日。這是共產黨當時心向往之的聲音。遠在西北黃土高原的毛澤東看到此文後，如獲至寶，在一個多月內兩次緻函章等东说念主，對他們表示了由衷的感佩之情：

「先生們抗日救國的言論和斗胆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大民眾的恻隐。同樣，我們全國紅軍和蘇區东说念主民對先生們發出無限的敬意！」

毛表示，但愿與救國會的領袖們沿途，「在各方面作念更大的接力與更親密的配合。」並委託在上海的潘漢年代表我方與章乃器等东说念主聯繫。

但不久之後的1936年11月23日，章乃器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沉、王造時、史良等七东说念主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所謂「七正人事件」。後在全國东说念主民的聲援下，特別是「西安事變」的推動下，「七正人」在1937年7月30日獲釋。

章乃器本是金融家，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中國徵信所創始东说念主，還當過安徽省財政廳廳長。三十年代毛共「解放區」的金銀、共產國際的外幣，均通過章兌換成現鈔，作為共產黨的經費。四十年代章為新四軍大肆運送過境物質，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1935年陳雲在「長征」半途由四川到上海、轉去莫斯科彙報遵義會議情況，亦然由章乃器親自安排的。章還為毛共培養了大批財經东说念主才，這些东说念主都成了毛共建國後急需的財經系統的領導和骨幹。

毛共建國後，章乃器因對共產黨有大功而被委任為糧食部長，政務院政務委員、財經委員等一堆頭銜。他的糧食部長幹得很出色，得到毛等中央領導东说念主的犒赏。

整風開始，章乃器抱著真誠幫助共產黨整風和奉命毛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条件，胸懷坦荡地，完全出於善意地提倡一些意見，形成翰墨主要有《從「牆」和「溝」的想想基礎說起》，《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兩文，是根據章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稿和在民建中央會議上的講話稿整理而成，並在《光明日報》發表。其中主要的「右派言論」有：要解決民主黨派东说念主士有職無權問題，就必須克服共產黨內的宗派主義想想；一部分共產黨員「黨內一個黑白，黨外一個黑白」，把「黨黨相護」當作念「黨性」；否認民族資同族的兩面性是先天的、本質的，「階級烙迹」只能蓋在皮膚上，而不會蓋進骨子裡；想想纠正使命要当然一些，不可悍戾，不要深奥，不要僅僅喊些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但是，後來讓他成為「欽定」大右派的關鍵話語則是：

「不要神化任何东说念主。群众都是东说念主，沒有哪個东说念主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章還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东说念主。資本主義不是一無是處，應該取其精華，去其荆布。

還有一件更糟糕的亊：1957年6月15日，反右開始不久，章乃器作為《光明日報》的社務委員去參加批判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總編儲安平的會議，他卻在會上公開為儲安平辯護：

「儲安平的言論（即黨六合論），從政事上來看，不可說是脫離了社會主義的。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好……並不是說對於毛主席和周總理，就不可提意見。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本东说念主亦然歡迎提意見的……」（章對毛、周可謂「操矛入室，攻子之盾。）

章氏的言論一出，坐窝遭到「全民」討伐，「資本主義的吹饱读手」，「一貫違法亂紀的犯法資同族」等等帽子飛到他的頭上。

對章乃器討伐的「暗自總指揮」就是毛澤東。章氏的言論中有相當部分是径直針對毛的而發的，如，關於东说念主的階級烙迹問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資同族握住企業的效率比共產黨的國家機關要高（独到制不错比公有制優越），反對對毛的神化、瞎捧，等等。這就刺傷了從四十年代以來一心要神化我方，要作念沒有天子名號的天子的毛澤東的心，是以，毛對章可謂切齒憎恨！毛在有關場合的講話和文章中對章一再進行惡毒攻擊，如說「右派的老先人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現在有些右派死不顺从，像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顺从」，是右派中的「死硬派」，是 「又臭又硬的花崗岩腦袋」，要「擺到那裡，擺他幾十年」 示眾等等。

確實，在右派中，始終不認罪，態度「頑冥不靈」的，就算是章乃器了。羅隆基抗不住毛的車輪、疲勞戰術，最後不得不違心承認那個子虛烏有的「章羅同盟」。而章乃器則否则，直到他死，都沒有「認罪」。不但不認罪，而况還敢於當面質疑他的頂頭上级，中共總理周恩來。1957年6月25日，國務院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周將要在一屆东说念主大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使命報告》，其中提到對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幾位右派部長的批判。章乃器此時的部長尚未撤銷，也參加會議。聽著聽著，他短暂站起來，眼神直逼周恩來，朗聲說：

「你是總理……現在我遇到了問題，作為總理，批評幫助他使命八九年的幹部，仅仅根據他所說的兩三句話，就說他是反對社會主義，這個斷語，是不是值得考慮？」

據其子章立凡的記述：章乃器的「一番話直指东说念主心，語驚四座。」素以折衝樽俎辯才無礙著稱的「周公」，竟一時語塞。在場的李維漢等見勢不對，領頭對章群起而攻之，接下來又是一場唇槍舌戰，場面混亂……

於是章乃器被公認為「花崗岩」腦袋。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右派中那些不願意變的，大约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幹。他說他早就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不错，群众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

章乃器這個「紅色資產階級」當然是真的。想當年，他為共產黨、新四軍作了那麼多的貢獻，因為幫助中共，他丟掉了實業銀行副總經理這個金飯碗，放棄了去英國留學深造的機會，還全家都參加了共產黨的翻新。他的三弟參加了共產黨，並為「黨」獻出了性命。他本东说念主義無反顧地拒絕了蔣介石以「財務部長」的高官誘惑，坚毅插手毛共的懷抱。

對於這樣一個幾十年以身家性命相許、忠诚耿耿為毛共的翻新盡忠盡職的「資同族」，民主黨派派頭，誰會信托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东说念主」呢？他我方又岂肯嚥下這口「冤氣」呢？難说念他響應毛的號召真誠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說出一些對共產黨的意見，就變成十惡不赦的「極右派」了嗎？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問題实在出在：他當年看走了眼，誤把大騙子、大流氓的毛當作中國的但愿和「救星「。如今的毛終於浮现了真容，不再是當年那個與他平起平坐、口口聲聲稱他「先生」的毛了。

章乃器在最後寫的三萬餘言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的「檢討書」中仍在呼喊：

「我對黨披膽瀝血，但愿黨也對我推心置腹。」

然而毛澤東才不會跟一個過氣的「統戰對象」推心置腹呢。

由於章一直不認罪，對他的處分，在九個部長級大右派中也最重：工資由四級降到十級，比羅隆基還多降了一級；撤銷了他通盘職務，也撤銷了通盘的特權享受。但應該說，當時還遠遠沒有实在觸及他的「靈魂」，唯独到了文革，再度算帐他的右派老賬時，他才实在體會到了我方淪為「專政對象」後的悲哀，也才知说念毛的厲害。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接見紅衛兵，號召紅衛兵殺向社會「橫掃一切牛鬼蛇神」。8月23日，發生了在舊國子監孔廟前，對都门文藝界30餘名「國家級」文藝家的毒打、炙烤事件，老舍就在那一天被毒打得命在夙夜後投湖自盡。次日，一批紅衛兵「光臨」章乃器家。先是將章的夫东说念主王者香當著章大地打得死去活來（不久王便因傷死去），隨即掃蕩章家，隨即將章押往「祥瑞劇院」，那裡正上演著很不「祥瑞」的打东说念主比賽。據說，凡是押到那裡去的东说念主，沒有能夠活著出來的！

章被押到祥瑞劇院後，一幫兇手就不由分說揮舞著各種「火器」劈頭蓋臉雨點般落下，很快，章已滿身滿臉是血眩晕在地，紅衛兵並不放過他，繼續揮舞銅頭皮帶抽打。也許是他命不該絕，此時有民警進來，說明如將此东说念主打死不好交代。於是，章乃器被拖出劇院，成為唯一能活著走出該劇院的幸運者。後來章我方說他之是以能抗住這次暴打，主要是收货他长年練氣功之效。

章經醫院搶救後回到家，才知说念這仅仅苦難的開始。底下是他後來的《七十自述》中的一段話：

「8月15日以後七天的遭受，是每天都有幾批东说念主來拷打、淩辱我。門是開著的，又沒有东说念主理，拷打和淩辱的解放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是有东说念主用鋼絲包著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易消退。還有东说念主劃上了洋火燒我的手，更有东说念主用汽槍射我的頭面。此外，如用冷水澆頭，用水壺灌鼻孔，硬要我吃骯髒的食品，等等，等等，就算是輕微的了。可怕的是有东说念主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约是因為在我家裡找不到辣椒，是以沒有實現。但到最後我們要遷出（住屋）之前，竟有东说念主用油彩塗了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

章乃器竟然沒有被折磨死，這不可不是一個奇蹟，章說這是他长年練氣功之故。看來，這應該是中國氣功最過硬的活廣告了，應該詳加細述，向全天下宣揚。

後來，到了1975年，章在其弟的幫助下，最後一次径直向毛条件平反其「右派」 問題（張已意識到，這個「右派」 是一切苦難之根，不去掉此根，不僅我方，還要禍延後代），據說毛似乎動了點惻隱之心，但想想之後卻沒有給予答複，後又忙於發動「批林批孔」去了。章的問題也就不見下文。章乃器在1977年饮恨死字。

「七正人」之中還有一個王造時，情況更慘。

建國初期，「七正人」除了已死去的鄒韜奮，李公樸，活著的都安排了部長以上的職務，可惟獨王造時成了「另類」，他失業在家，窮困荆棘，沒有了經濟來源，吃飯都困難。這是為什麼呢？

要說，王造時是有大功於共產黨的。他是「七正人」中最年輕的一個，27歲便從好意思英留學回國當上诠释注解，後也成為救國會負責东说念主之一。因纵情從事反政府活動，王也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但他無所畏懼，仍然深闭固距。王造時因其才華、更因其「左傾、愛國」名動上海灘，有东说念主說其文章講演都在魯迅之上。

這麼個中共十分欣賞的东说念主物，為何建國後被打入冷宮呢？

原來是王诠释注解失慎踩中了中共的一顆政事地雷。

1941年4月13日，正當中國东说念主民在血與火中與日寇拚死奮戰之際，蘇聯卻向日本伸出橄欖枝，簽訂了《蘇日互不滋扰的條約》，條約聲稱相互保持「中立」，還宣佈雙方確認外蒙古和滿洲國的獨立，以及雙方各自對外蒙古和滿洲國享有的「權利」。這等於兩個強盜公然瓜分了中國領土，踐踏中國之主權。對如此明目張膽侵害中國主權行為，救國會諸位領袖確實無法釋懷，於是群众公推由最年轻的王造時草拟一封緻斯大林的公開信，王寫好後經過張申府審查，在信上籤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樸、沙沉、張申府、劉清楊、鬍子嬰、加上王造時九东说念主。然後分別遞交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和國民中央宣傳部長王世傑。據說，信中因顧及中共的臉面，語氣已經儘量緩和，刪去许多指斥性語言。

然而對於中共來說，蘇聯就是它的「親爹」，蘇聯任何行為都是正確的、谢却置疑的，斯大林任何時候都是睿智偉大的，中共豈能看到主子受到指責？是以它公然與全中國东说念主民唱反調，極力為這個條約叫好、恭维。仅仅當時中共尚未掌權，對反對、譴責條約者無法加罪，對王造時等的行為，也只好隱忍，記下了這筆賬。待到中共建國後，立即決定報復。不過毛共在這件事情上底氣不足，不可將全體簽名者一網打盡，但也不可聽其宽裕「逍遙法外」。於是採取折中辦法，將公開信的草拟者王造時作了替罪羊，將他打入另冊，以示懲罰，以儆傚尤。

王的悲慘境況引起了他的一又友們的恻隐，有东说念主為他說情，有东说念主為他說理。終於，到了1951年下半年，上海方面安排王去複旦大學任教，總算有個飯碗了。

但後來王造時還想就此事申訴，屡次上書中共中央。為此，周恩來還曾接見了他一次，並好言撫慰。豈知到了1957年反右，這一切成了他的罪證。王造時在劫難逃，被新賬老賬沿途算，成了右派分子。

可憐這個王造時被打成右派後，接受了教訓，知说念在共產黨的六合不可象在國民黨統治下那樣放肆了，「夾緊尾巴」當了幾年「賤民」。1960年，有關部門見他老實可憐，給他摘了帽子。豈知到了文革，並無新的「罪恶」 的「摘帽右派」王造時，再次在劫難逃了。

一天深夜，20多個紅衛兵衝進王家，在掃蕩了通盘房間之後，將其妻趕出王宅，交其所在單位迫令監督勞動，不得再回王家。然後，對王造時開始了長達一月的單獨審訊和肉體折磨。

1966年11月21日，王造時被风雅逮捕，而况是被反拷著雙手，「丟」上囚車。

王造時曾三次被捕，第一次為五四運動時被北洋政府關押，但只如去住飯店，很快就回來了。第二次是1936年11月作為「七正人」 之一被捕，雖然時間長些（半年多），但其「風光」、「榮耀」卻讓其品尝無窮……

想當年，「七正人」事件發生時，舉國崎岖民聲烦躁，全國各界紛紛譴責國民政府，掀翻了強大的救助運動。「七正人」雖陷囹圄之中，然而每天「會客」不斷，並通過揮毫作詩作文，將我方的热情傳達給社會。他們還偶爾集合在沿途，高歌《義勇軍進行曲》，引得獄卒也來齐唱。關押「七正人」的看护所所長叫朱岡，更是恻隐和仰慕七东说念主之學問东说念主品，對其敬如師長。后生看护文六，敬請「七正人」題贈作畫。為「七正人」看病的蘇州名醫陳起雲，也請「七正人」題贈墨寶。「七正人」雖在獄中，反而成了社會各界追捧的焦點，全國的「明星」，其「身價」陡增。

1937年7月31日上昼，在全民聲討救助下，國民黨當局不得欠亨過法庭將「七正人」 無罪釋放。當六合午5時20分，在震耳欲聾的鑼饱读聲和东说念主群的歡呼口號聲中，「七正人」猶如凱旋的將軍，步出江蘇省高档法院的看护所，走向歡呼的东说念主群，接著，遊行一圈，才榮歸故里。

總之，那一次入狱，不僅沒有受罪頭，反而增添了無上榮光，還將「青史留名」。想起這些，王造時细目感叹萬端。王造時在共產黨的獄中的悲慘詳情，已不知所以，今天知说念的仅仅一鱗半爪。王入狱後，家屬不错送些東西去，但因系「未決犯」，不可見面，其妻鄧毓秀仅仅從丈夫簽收單上越來越軟弱的「王造時」三個歪歪倒倒的字，判斷其況況越來越糟糕。1971年春，獄方叫家屬不要送東西了。家屬条件見面，獄方卻說：「還未到時候，到了時候，当然會安排。」自此音訊全無。

同庚8月5日，鄧毓秀接到文告，但不是去見面，而是去認屍。家屬趕到龍華火葬場，看見王的遺體，算作浮腫，嘴角滲血，王留住的一只珐琅口盅內仍有死者生前吐下的血跡。

王的太太、女兒要肄业说念王的病況和治療過程的有關情況，以及當局對王造時最後的「結論」。

獄卒不耐煩地答複說：「要什麼結論？反翻新分子一個，死了燒掉拉倒！」

這使东说念主想起了這位在蔣介石統治時代「反獨裁、爭民主、爭憲政」的大英杰曾今有過的縱橫捭闔、傲视時流的热情壯志和風采。當年的王造時先是直斥國民黨「黨高於國、有黨無國」；然後在報紙上大聲快什么：

「生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國家，不說我們沒有權參與政事，連我們說話也不解放，出书也不解放，言論也不解放，信仰也不解放……這是鬼的天下，不是东说念主的天下。」

「老實說，我不否認我是一個愛國者……但我不認為國家自身是贪图，我堅決反對國家被一個东说念主或少數东说念主操縱。」

王造時在發表這類文章，發表這類演講時不認為他有言論解放，大约他認為那只能算是罵腐敗政府，罵獨裁的國民黨，算不上「言論解放」。這回好了，他追隨的共產黨當權了，他嘗到了「解放」的滋味了。仅仅，現在毛澤東只給他入狱的解放。而况，這回入狱的滋味比國民黨的監牢形同天上地下，沒有鮮花與含笑，沒有歡呼與頌揚，沒有东说念主請他題贈「墨寶」。有的仅仅鐐銬、拳腳與皮鞭，唯独把他背銬起來，叫他像狗一樣去舔食，然後冉冉折磨讓他去見閻王。而他在監獄所經曆的一切，他說的一切，半個字也出不了牢門。

不知说念王造時這時認為這是「鬼的天下」，還是「东说念主的天下？」

不知说念王造時這時認為共產黨是「黨高於國」還是「國高於黨？」

但口角论怎麼樣，一個鐵的事實是：儘管他能言善辯，僅管他滿腹經綸，但他的任何聲音都出不了這鐵籠和高牆，甚而也出不了他的情愫，因為只消他一出口「放毒」，恭候他的等于無情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早把他的嘴巴鼻子揍扁了。

當年蔣介石用中央政府大員去與他對話，用高档法院的法庭為他提供講壇，讓中外記者傳播他的高論。而如今，毛澤東只用幾個最低等的獄卒對付他就綽綽有餘了！

王造時本东说念主死了，不過由他給他家东说念主的災難並未結束。

王造時有二子一女，分別名叫王鈞陶、王鈞樞、王海容。也許是王造時太過於聰明與能言善辯了，到他的兩個兒子便遭了「報應」，都變成了只會動拳頭的「武瘋子」。王造時有使命、有收入時，兩個兒子常在神经医院入院，王進監獄後，工資停發，哪還有錢交入院費？便被趕出医院。而其母鄧毓秀每天都要出門討「生活」，便只好將兩個兒子捆綁在床上。僅僅三個月兩昆季便先後死在家裡的床上……

王造時的女兒王海容，因受父親的影響被打成「小右派」，紅衛兵抓她去剃了陰陽頭，遊街批鬥，精神上倍受刺激。父親之死給予她新的更大的打擊，不久即患上癌症撒手东说念主寰……

後來，鄧毓秀將王造時（墓誌銘改為王雄生）及三個子女下葬在一處。四座新墳。猶如四個巨大的驚嘆號在叩問蒼天：這究竟是為什麼？……蒼天曰：這就是報應，是當年為毛搖旗吶喊、不吝破家殞命去幫助毛共「翻新」的「左傾進步东说念主士」的報應！這種下場其實是他們自找的，但卻是他們作念夢也沒有料想的。這些东说念主幾乎都曾留學好意思、歐，獲得過高級學位，而况都負有才名，在本领上應該是不低的。他們回國後，以好意思歐國家的民主轨范斟酌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當然大失所望，於是便大放闕詞，高聲咒罵。然後紛紛插手當時呼吁要成立「解放、民主的新中國」毛共的懷抱。可令东说念主不解的是，這些在國外大都以政事、法律、哲學為學習專業、博古通今、學兼中西的精英們，為什麼不去認真教师、筹商一下毛共在其「蘇區」扩充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民主政事」？不去具體瞭解一下延安的政事和社會真相？或者，認真筹商一下作為毛共的「老師」和「樣闆」的蘇聯的政事、經濟、社會真相。 在不去作念這一切热切而必須的調查瞭解之前，就那麼輕率地、義無反顧地插手到毛共的懷抱，是以，他們後來得是自食其果，不值得憐憫了。

以上只講了幾個名东说念主右派的遭受，其實他們並不是最悲慘的。最悲慘的经常是那些东说念主數最多、名不見經傳的庸东说念主物、小右派。

北大是反右的重災區，當年8千師生的北大，竟然有1500东说念主被打成右派，這都是些想想敏銳、頭角崢嶸的有為后生，有識之士，就在他們的东说念主生還沒有风雅開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時候，就被毛殘忍地扼殺了！更為可嘆的是，他們中一些杰出人物，因不屈的抗爭，被窮兇極惡的毛过火爪牙從肉體上消滅了。

1958年哲學系學生黃中奇被綁赴刑場槍決。

物理系學生劉奇弟在肅反中被公安局關押半載，後查無實據釋放。官方不但無認錯表示，反而說是「寬大處理，免予處分。」劉在鳴放中貼出了《白毛女伸冤》的大字報；又貼出《胡風絕對不是反翻新》大字報。結果被以「反翻新罪」逮捕，判刑15年，發配至北大荒興凱湖農場勞改。劉不服罪。屡次被吊打，後被關入一間長1.5米，寬0.8米，高1米，不可站不可睡的「小號」，讓其活活凍餓而死。

西語系英語專業學生顧文選，也在肅反運動中被鬥爭、關押、拷打折磨，及至發現為錯案，各有關部門卻相互推諉、松驰。顧不服，条件平反糾錯，結果被以「反翻新煽動罪」判刑8年。服刑期滿留場就業成為「二勞改」。1966年顧趁機外逃，抓回後被處以死刑。

這裡特別值得说起的是對沈元的殘害。沈元，浙江義烏东说念主，1955年以全國文科總分第别称考入北大歷史系。沈元曾－东说念主從英國《工东说念主日報》轉譯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全文。因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發配農村勞動纠正三年。1961年回北京，居住在其姑母家。因其卓越的才華，被知名歷史學家、中國科學院歷史筹商所副所長黎澍、以及劉導生、劉大年等群众看中，破格將其調入中科院歷史筹商所。沈元勤奮著述，其學術文章數次發表於代表歷史學科最高水平的《歷史筹商》，並兩次被《东说念主民日報》往常所未見的整版篇幅轉載，引起學界轟動。鄧拓為之感動。郭沫若贊為「神童」。但也引起更多东说念主的忌恨，告狀信遞到毛澤東處，毛指定其秘書田家英出头幹預，中宣部也「打呼唤」，終於使沈元不得再公開發表學術論文。沈元的成才曾被东说念主譽為「沈元说念路」而引起較大爭論。文革到來，沈元的恩師、伯樂黎澍首當其衝，沈元也被列入史學界的「十大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列，受到打擊迫害。1968年9月1日，自感在劫難逃的沈元以鞋油塗面，扮成黑东说念主闖入馬里駐華使館試圖尋求避難，然而馬里乃靠毛扶養的非洲「盟国」之一，豈敢得罪毛共？沈元立即被交代中方，中方以叛國罪將其逮捕。「－打三反」運動開始後，沈元被列入第三批槍殺名單，於1970年4月1日在北京工东说念主體育場召開的公审大會後殺害。

據知情者浮现，沈元原被列入於2月11日第二批（與王佩英同日）殺害的名單中，卻被臨時划去。後又被一「深奥东说念主物」用黑筆加上，終於受害。由此可見在是否殺害沈元的問題上，高層有過不同意見和鬥爭，最終是「必殺派」满足。其內幕于今雖不知所以，但鑑於沈元事件、以及由沈元成才之路形成了與毛的「紅專说念路」相對立的「沈元说念路」的爭論，曾經驚動毛本东说念主，是以，不排除毛親自過問或決定殺沈；即使毛不出头亦必為其親信剿袭毛之意义最後定讞。總之，沈元的蒙难實為毛扼殺东说念主才、摧殘民族未來的典型罪案之一。（沈元事件見百度「北大沈元」條目）

另有，化學系學生張鍚錕，也因企圖越獄被處死。其時已是」毛死江囚」後的1977年了。

還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王申酉，雖是文革中才上大學的晚輩，但亦然1977年被處以極刑的，其命運與他的學長有共同之處。據事後記者的採訪，1977年4月7日，這一天上海市委常委會討論了58起重案，決定了68個「违章」的死刑，每個案件包括案情彙報、討論、到拍闆，平均唯独6分鍾，6分鍾判定一件大案，而况結論全是「殺！」，這可能亦然全天下规则史上空前的奇蹟，何況判案的不是法院，而是一個叫作念共產黨的「委員會」！

其實，對右派分子的屠殺，通過法院判刑是極少、極少的部分，不错說，99.9%都是自殺，以及在勞改農場被累死、餓死、打死、折磨緻死。知名的甘肅夾邊溝教養農場，先後收留右派分子（以及小數其他「犯东说念主」）3000餘东说念主，最後輾轉存活下來的唯独二百多东说念主（－說四百多东说念主）。通盘右派教養農場緻死的径直原因大都是饑餓，活活餓死；也有被打死、鬥死、累死、病（不得醫）死、上吊死、觸電死、投河死、臥軌死、工傷死、逃逸被打死……等等，等等，花樣繁茂，數不勝數。

要具體說清這些情況是困難的，亦然不可能的，因為大部分死者、見證者早成白骨，沒有留住半點翰墨；當年那些關押、折磨死這些無辜者的機構、东说念主員、知情者，他們對此避之唯恐不足，當然不可能站出來说念出真相。而那些機構的檔案、文獻能存留住來的有若干呢？存留住來的那些東西的真實性又有若干呢？當年的勞教、勞改農場對一切死者無例外地都是一派草蓆捲了叫他們的同伴挖個坑掩埋了事，然後文告家屬，或送教養的原單位：該員因病死一火。而许多家屬压根沒有接到這種死一火文告（有的家屬也死了，無法文告）。以緻在右派「改正」後，還有东说念主到處打聽我方的右派親东说念主在哪裡？寫到這裡，不由想起「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东说念主」的古詩句，這當然完全不可類比，但景色則比其更慘、更無以名狀。在毛共的專政機關、勞改場所的獄卒和「管教东说念主員」的眼裡，「犯东说念主」的性命不如豬狗，豬狗他們得好好養著，以便供我方享用；而「犯东说念主」除了供其進行奴役創造剩餘價值的「價值」之外，剩下的就是作為他們發洩階級仇恨的靶子的作用。到了文革，一些農場的管教东说念主員勾結隔邻的「貧下中農」， 來到農場來將那些管教东说念主員平日的「眼中釘」活活打死，卻謊稱是「翻新群眾」的行動，與己無幹。然而，非论怎樣嚴密的封鎖，總有一些倖存者或者他們的後东说念主幾經輾轉得知了事情真相，有的倖存者在东说念主生的最後歲月坚毅提起紙筆，記載了他們親曆的這段歷史的一鱗半爪，為後东说念主留住了珍貴的史實和見證。

戴煌是其中之一。劃右派前戴煌已是新華社國際部知名記者。戴是屬於「我方奉上門」的右派之一。戴煌，江蘇阜甯东说念主，正统的抗日兒童團團長，「紅小鬼」出身，百分之百純粹的「共產黨員」。因為其嫉惡如仇和剛正不阿的特性，以及保存尚好的东说念主性，在1957年毛號召的整風中，在6月8日後，在已知毛的「引蛇出洞」策略之後依然挺身而出，就中共當時已經相當嚴重的「特權與神化」的問題上書給毛，這無異於虎口拔牙。後果當然是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太太離婚，全家受株連。

戴煌們來到的北大荒後來被中共渲染成中國最大的、最肥饶的處女地，彷彿那裡是熟寝的樂園。實際上那是片死一火之地，亦然折磨、摧殘东说念主的最盼望處所。好奇好奇很簡單：如果那裡適合东说念主類居住，適合用兩只手去墾荒伐木，當地早就有「原住地住户」 了，何勞右派們去拓荒？

右派們的作息安排是：每天淩晨四、五點起床，晚上七、八點收工。除了吃飯之外，沒有任何時間休息。逐日勞動時間在十六、七小時以上，而况都是開荒、伐木這類超強勞動。北大荒的冬季，達到零下38度嚴寒，右派們住在我方匆促中搭起的大窩棚裡。麥稈兒苫頂，外面是朔風怒號，只好在棚內生起地火，但也只能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許多东说念主只得穿著穿着鞋襪圍火而「睡」。

吃的則是窩頭、玉米渣子、黑面膜。初時不错吃飽。但沒有菜下嚥，甚而連鹽都很少。後來，糧食定量節節下跌，從一百來斤降到36斤，27斤，最少的每月唯独9斤糧食，原來的一日三餐變成了一日兩餐，最後變成一餐，而况是玉米野菜糊……

不错想見，叫這幫原來從未從事過體力勞動、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东说念主書生，冒著零下幾十度的嚴寒和饑餓，在這荒無东说念主煙的冰天雪地從事墾荒、伐木等重體力勞動，會是什麼欣喜，什麼後果。许多东说念主累倒了，更多东说念主在原始丛林裡伐木被木頭砸死、砸傷。到後來，主要是被活活鋨死。死东说念主的事越來越多，而吃的越來越少，於是，埋死东说念主成了活著的右派們的一項主要作業。冬天是死东说念主的岑岭季節，但冬天的北大荒挖個埋死东说念主的坑很谢却易，於是採取澆開水的辦法，每澆出一個洞，立即塞進一具屍體，然後，將四周的雪土複上，便算完成了一個埋屍任務。但這方法效率太低，趕不上死东说念主的速率，於是有东说念主發明了用炸藥來炸的辦法，炸出一個大坑，再用汽車運來幾十具幹柴似的死屍，自動卸貨的汽車將死屍往坑裡一倒，一下子填滿了大坑，然後掩上雪土完事。

這些「幹柴」 相當部分红了餓狼的好意思餐。

有誰知说念這些「幹柴」們的生温文經曆呢？與戴煌一同發配北大荒的，都是中央各單位的右派，有的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各部門的，有的是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的，有的是高档學校的右派學生和右派教師……也許他們曾經是馳聘學界的驕子，揚威異域的高才生；也許他們曾經是優秀的詩东说念主，知名的作者、傑出的演員；他們曾經引吭高歌，傾倒億萬觀眾；他們縱橫三尺講台，令六合英才低头；他們曾經以我方的颖悟，築起連接中國與天下的娴雅之橋；他們曾經以我方汗水，澆灌出絢麗的藝術之花、颖悟之樹；他們曾經是超脱少年、南國佳麗、學界泰鬥、藝苑英華……

只因為響應毛的號召，譴責了生活中某些陰暗面；為了把國家解决得更好，提倡我方的幾點想法……於是，短暂之間，天旋地轉，宽裕落入了毛預設的萬丈罗网。他們獲得了一個共同的名字：右派，被發配到這北國死一火地帶；他們成了一群披头泄气的囚徒，一群窮愁荆棘的叫花子；他們從事超負荷的奴隸勞動，失去了最後一絲作念东说念主的尊嚴……。不但興凱湖農場死一火驚东说念主，在遼甯錦西煤礦勞改的1200名右派，竟然餓死了1000东说念主，剩下的200东说念主，其中198东说念主或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臥床不可起，臥以待斃；唯独兩东说念主靠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勉強下床走動……

劉治平，15歲考入北大物理系的少年天才，三年級時就在中國科學院《物理學報》發表論文，1956年大學畢業年方19歲，被遴選至中科院物理筹商所。劉因其父作念過國民黨專員（己被槍決），受珠連被打成右派，先送興凱湖勞改，當局怕這些右派偷越國境投靠蘇聯，而轉押解回河北茶澱農場纠正。劉治平在勞動中受工傷缺醫無藥，當局任其活活痛死。

徐雛，1952年清華大學畢業留校從事計算機筹商，後調中科院數學所，是我國計算機領域的開山者之一。現今多位計算機院士，均為徐雛的學生。1957年徐雛回校被劃為右派分子，勞教多年後在監獄的鐵工廠就業。其10歲的兒子送來太太的離婚信，徐雛鑽過鐵絲網去取信，發現後被嚴刑拷打，一週後傷重身一火。

無法確切知说念拋屍在北國荒野的右派究竟有若干。能夠活著回來（有的被轉移去其他地方勞改）的大约有兩種情況，一是「組織上」暫時不讓他死去的、有意照顧其幹點輕活，得以苟延殘喘；另是原來體質特好、年輕力壯終於能挺過來的东说念主們，戴煌屬於後一種情況。他去時不到三十，是身高1.78米，體重196斤的壯漢，1962年奉命回京時，連同身上的破棉襖、爛軍帽、舊膠鞋等總共才92斤。當時北大荒的右派總領隊負責东说念主曾向中央有關領導報告，如果再不回來，再過兩個月，這些东说念主將全部成為北大荒的幹屍。還存有「翻新东说念主说念主義」的某些領導东说念主（不是毛，見下文），終於發了「惻隱之心」，叫這些东说念主回京，並準備對其進行甄別、摘帽。

這些回到北京的右派可謂实在的两世为人，他們中许多东说念主已經接近油枯燈盡、命在夙夜了，當他們奉命到原單位都集、報導時，许多东说念主連這點力氣都沒有了。规则系統的右派被指示在二樓都集，但是，通盘复返东说念主員沒有一個能「走」上二樓，他們跨一個門檻也要东说念主攙扶。

不過，這時有關东说念主員傳達了一個「好音讯」， 右派們被文告不错將我方的情況寫成申訴，供「組織」審查、甄別，如確屬錯劃者，會被摘掉右派帽子。戴煌是被文告寫複查材料中的一個，結果他一氣寫了好幾萬字，送交審查。

豈知，材料奉上去以後杳無音訊。終於比及了覆信了，傳來的卻不是「喜讯」，而是被指為「申雪」，堅持反動立場，反攻倒算，罪加一等！

原來是毛得知有东说念主對右派進行「甄別、摘帽」後，雷霆震怒。1962年9月29日，毛看了中宣部送給他的當期《布道動態》上的這一則音讯後，當即提筆在上头批示：

「劉、周、鄧三同道閱，請鄧查一查，此事是誰佈置的？……此事出自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东说念主不条件甄別，而上級硬是要試點，以便赢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閱後附還，查後告我。毛澤東  1962年9月29日」

毛借此亊還在高層宣佈：「右派不準平反」，「右派帽子是終身制」！（這大约是後來鄧小平只給右派「改正」、而不給「平反」的原因。）

戴煌因「申雪」被风雅逮捕，判處七年徒刑。新的苦難又開始了。

戴煌們並不是最悲慘的，他們仅仅被送去「勞動鍛鍊，纠正想想」。比這更高一級的處分是送勞動教養，是右派中命運最悲慘的部分。鑑於华文「教養」 這個詞比較文雅，估計外國东说念主和我們的後东说念主很難想像這種地方的真相，是以，有必要著重談一下在教養農場的右派的遭受。

當時被送往教養農場的右派有若干？當局于今沒有公佈，也就無法獲得確切的數字。只知说念這種農場一般是由原來的勞改農場改建（更名）擴充而來，當然也有新建的。這些農場仍由公安部門的勞改局握住。在初期，為了掩东说念主耳目，與判刑勞改犯還有所區別，如對勞教东说念主員還給點少許的「解放」，每月還發點鋪助費等等。但不到一年以後，勞教东说念主員的「待遇」全部取消，和勞改犯『一視同仁』了，有的幹脆把教養農場併入勞改農場統一握住，勞教东说念主員 右派們也就變成了地纯正说念的「犯东说念主」了。

在中國，于今沒有一部堪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比好意思的著述，這是中國勞改犯和教養东说念主員的一大憾事，亦然一大悲哀。因為中國的「古拉格群島」比前蘇聯還多，那裡發生的故事也許比蘇聯更「精彩」，更悲慘，卻沒有一部全景式的作品記錄展現。于今，在右派教養農場中，揭露比較徹底、比較典型的是位於甘肅酒泉境內的夾邊溝農場。

夾邊溝農場位於酒泉城東北30公里，整個農場是帶形的低地，南北寬1.5公里，東西長15公里，猶如一長形布口袋，東與巴丹杏林沙漠相連，北邊是山岡和水庫，西邊是戈壁沙漠，南邊是山岡和古長城，東邊有一個叫夾邊溝的幾百东说念主的村莊和農田。農場以村定名，場部也設在東部。這裡猶如布口袋的袋口，守住它，「犯东说念主」很難逃出，即使逃出「口袋」，到了茫茫沙漠也會因迷途而渴死、餓死。

在作為勞改農場的夾邊溝農場時，只能養活四五百勞改东说念主員。這是因為這裡当然條件惡劣，地皮貧瘠而况鹽堿嚴重；夏季溫度可達四、五十度，烤得东说念主大汗淋漓；到了冬天，朔風勁吹，暢行無阻，溫度可降至攝氏零下四十度。

在這個明知说念最多只能養活四五百东说念主的地方，1957年，甘肅省先後共安排了2963名「右派」到這裡勞改（此為邢同義《愰若隔世》書中的數字），要他們我方養活我方。這大约出於當局對右派們的刻意處置：讓他們在勞改中因不可生產自給而当然地死去。這樣，當局還不错振振有詞地指責是右派們勞動不接力搬砖砸脚，與政府無關。

開始的時候，右派們每個月有糧食定量供應40斤，雖然幹的是重活，又沒有油水葷腥，可40斤口糧還可勉強支撑勞動。但是，進入1958年以後，定量渐渐減到20斤，18斤，右派們的肚皮越來越癟，不論管教幹部怎樣呵斥、辱罵，甚而拳打腳踢，出工的东说念主仍然越來越少了。右派分子邢政在寫給家裡的一封信中提到在農場的生活：早晨一個饃，半碗苣菜，中午一個饃，三小勺稀糊糊糝子飯，一天勞動17個鍾頭，怎樣挨得住……這封信被作為邢政「抗拒纠正」的罪證，被法院判處三年徒刑。

其實，邢政講的還是1958年早些時候的情況，到了後來，「饃」沒有了，就剩下稀糊糊糝子粥。58年秋收後，已經沒有东说念主出工了，因為赤手步辇儿都困難了。

夾邊溝農場的收穫物只能供教養东说念主員吃一個季度，全年四分之三要靠省勞改局從其他農場調去糧食接濟。這就使勞改局十分惱火，通常是明知那裡已斷糧多日，可就不予搭理。進入了58年冬，右派分子開始有东说念主陸續死去，但無东说念主過問。

於是右派們不顧一切地尋找食品自救。可貧瘠鹽堿的夾邊溝地皮上可吃的東西太少了，河灘上的野菜、捋草籽很快就被拔光，還有點氣力的便到草灘上挖地鼠，抓蜥蜴，抓到了煮來吃算是可口了，但有數东说念主因此中毒死一火。

這時，大多數东说念主已經沒有氣力行動了，少數东说念主靠家裡东说念主從牙縫裡省出些食品送來救命。沒有东说念主送的，便只能躺著等死。

這時的夾邊溝農場實際上已經荒廢，1960年9月，上邊決定將夾邊溝農場的剩餘右派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這時，3000右派（後又加入少數其他东说念主員）已死去一千餘东说念主。遷移時有三、四百东说念主已無法行動，只好留住。另一千餘东说念主去到明水，哪知這明水農場條件比夾邊溝愈加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唯独光禿禿一派旱灘。一千餘名右派很快出現大面積浮腫，進入11月中旬，出現死一火岑岭。據一位倖存者的形色，浮腫病东说念主死一火的情況很是恐怖：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东说念主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面包著一包水。他們搖晃著身體步辇儿，每邁一步都要停頓幾秒鍾。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裂著，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的聲音，嗷嗷嗷的。」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风雅提倡「搶救东说念主命」。當時甘肅全省餓死的东说念主數已達到百萬以上（全省才1500多萬东说念主）。死东说念主正在惡性扩展。會後，開展了「搶救」，大規模死东说念主才得到阻碍，夾邊溝農場剩餘的右派們也才得以作為歷史的見證者留住活口。但是他們的右派身份和「教養生涯」 並沒有結束，有的後來雖宣佈「摘帽」，但仍在農場「勞動就業」，身份與勞改犯差不了若干。而按毛澤東的本意，則宣稱右派是「終身制」，永遠不可摘帽，他在暗自裡還惡毒咒罵右派是「不齒於东说念主類的狗屎堆」。如果不是毛澤東在1976年死去，右派們絕對要全部死去，徹底消滅。

可見毛對「右派」 懷有多么地新仇旧恨！必欲徹底消滅而後快。只能惜他的壽命到點了，沒有被整死的右派才得以倖存下來重見天日。

夾邊溝的右派們到底死去若干？有不同的說法。楊顯惠在他的《夾邊溝記事》中援用了一個醫生的說法，說他登記的死者「病案」是1500多东说念主。更多的相關东说念主士有的說倖存者最多不過五、六百东说念主，有的說四百东说念主，有的說唯独二百东说念主；其中親曆的倖存者提鍾政在其撰寫的《血淚驚魂夾邊溝》中說，在夾邊溝勞改的右派共計3136东说念主，最後倖存下來的僅130餘东说念主！夾邊溝的死东说念主也許杰出一些，但其他右派農場也大同小異，如四川沙坪農場，據倖存者鐵流的記述，全場一萬名右派，死了五千多。其他那些知名的教養農場，如東北興凱湖，天津的茶澱，雲南的紅河州農場等等，雖然死一火的情況不一，但它們作為右派分子的活棺材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

2002年8月，當年奏效逃離夾邊溝的倖存者、原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帶領5名慘死在夾邊溝的右派分子的子女，從蘭州來到酒泉夾邊溝農場舊址祭奠他們的親东说念主、難友。

在炎炎夏季50度高溫炙烤下，高吉義他們感覺不到身體的炙熱，悲痛淹沒了一切。雖然親东说念主們已屍骨無存，但他們似乎看到親东说念主們的冤魂在上天注視著我方，一篇由血淚凝成的奠文震动著長空：

難友、親东说念主們的冤魂：

在我們生離死別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才有機會，帶著極為哀痛的心情，遠说念來此沙漠荒灘 你們冤死暴骨的地方，尋找你們的冤魂，表達積壓多年對你們刻骨銘心、永世不忘的懷念之情！

一九五七年，在那風雨如晦的特殊日子裡，一些有良知的仁东说念主志士，特別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出於民族責任感，從關心國家和东说念主民的前程命運出發，說了幾句真心話，反馈了一些實情，竟然大禍臨頭，災難降身，被錯定為「右派」，全國幾十萬东说念主，瞬間落入萬丈罗网，东说念主格受到了嚴重淩辱，精神受到無限折磨，肉體受到極大摧殘，有若干东说念主還被無辜奪去了性命，悲哉！痛哉！歷史岂肯忘記一九五七年！东说念主民岂肯忘記一九五七年！

戴著重如大山的「右派」帽子的三千东说念主，被強迫送到酒泉的荒無东说念主煙的夾邊溝勞教營羈押，開始了辱没的、饑寒交迫的、窮苦非东说念主的生活！冬天冒著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夏天冒著零上四十度的闷热，住的是地窩子，土窯洞，一天喝上半斤糊糊湯，餓得實在哑忍不了，去找草葉、草籽填肚充饑，還被动超強度地勞動，眼看著難友們身體一天天垮下去，眼看著難友們一個接一個啣冤慘死，拋屍野外、狼啃鳥啄！幾年死了一半多！

夾邊溝、夾邊溝，白骨纍纍無东说念主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每天每夜聲啾啾！

千古奇冤無處訴，悽慘景色難忍睹！

難友無法相救，親东说念主難以相見！

悲哉！慘哉！

倖存者的親友家东说念主岂肯忘記夾邊溝！

歷史岂肯忘記夾邊溝！

东说念主民岂肯忘記夾邊溝！

（以下略）

 

夾邊溝農場倖存者高吉義率難友親屬奠

二00二年八月

奠文未唸完，祭奠者均已泣不成聲。

限於文體，祭文中對夾邊溝發生的事情不可能詳細記上，現根據採訪者的實錄，大略補述如次：

右派們的遭受或者只能用「悲慘」二字勉強详细。在長期的、難以言表的饑餓煎熬下，通盘勞教东说念主員都放棄了作念东说念主的尊嚴，為了生计，他們什麼都吃，凡能進嘴的如爛鞋底、破棉絮也往嘴裡塞，甚而有毒也在所不吝。種麥拌了六六六粉，他們塞進嘴裡，用唾沫「洗掉」藥粉，把麥粒吞進肚裡；蜥蜴、癩蛤蟆、蚯蚓、螞蚱都成了可口，結果因此中毒、喪命……

1960年4月，高吉義等9东说念主被派去酒泉拉洋芋，餓極了的他們不顧一切，9东说念主便將一袋160斤的洋芋煮了吃光，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不可坐，不可蹲，一彎腰嗓子裡的洋芋就從喉管掉出來，别称吳姓的右派活活脹死。高吉義回到住地，上吐下瀉，同住的甘肅省建工局右派工程師牛天德侍奉他躺下。高一覺醒來，看見牛天德正從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中网罗未消化的洋芋，在仔細地辨認著吃！因牛天德沒有撈著这次去拉洋芋的機會。

為了多得一口、半口湯糊糊，他們不错相互打得頭破血流，甚而幹脆去搶別东说念主的來喝……

草籽吃了不用化脹肚，樹葉吃了便秘，但為了生计還照樣吃，拉不出屎，無奈之下，只好個個趴在窯外，撅著屁股相互給對方掏糞蛋。

後來，死东说念主肉成了主要充饥之物。和鳳鳴的《經曆 我的一九五七》中已有「食东说念主」的描寫：

「當時餓極了的幾位難友曾经經把死东说念主的屁股肉割下來煮熟分食 在饑歉岁代裡，餓殍遍野，死东说念主肉是最容易得到了……原省法院的難友李定國，感到活下來毫無但愿，看到身邊的东说念主連死东说念主肉都吃，在絕望中把被子撕破，把眼鏡砸碎，把手錶砸碎，第二天撒手东说念主寰。」

在夾邊溝，吃死东说念主後來變成了「常事」。率先，幾個右派去掩埋剛死去的鄧医生，發現他的大腿肉比別的死者多，於是，幾個东说念主動手把鄧医生屁股、大腿上的肉割下來，用火烤著吃了。結果被農場握住东说念主員發現，農場為了懲罰這些东说念主，每东说念主作念一個木籠，很小很窄，將东说念主關在裡邊，站著不可動、不可蹲也不可轉身。然後叫全場的东说念主都來「參觀」，木籠裡的东说念主唯独眼睛轉動知说念是個活物，其餘跟死东说念主差未几，因為即使完蛋了但他們卻仍然「站著」，倒不下來。

但是，這種殘忍的懲罰並未能壅塞「吃死东说念主」之風。

管教幹部召開大會叫群众批判吃死东说念主的孫××，說：「你今天吃东说念主家，

翌日东说念主家吃你，這不是野獸嗎？孫XX還埃了一頓揍。但他此後照樣吃死东说念主肉。後來，別东说念主都死了，孫竟然活了下來逃出了教養農場……

前边講到的留好意思水利專家傅作恭之死，其實，還有一個類似他的同夥，死得比他更慘。此东说念主叫董堅毅，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說碩士），1952年響應毛共的召喚歸國，在上海從醫。1955年支援大西北來到蘭州，在甘粛省东说念主民醫院供職。1957年整風中因給醫院領導提意見被打成右沠，送夾邊溝農場教養。1960年，夾邊溝死东说念主達到上升，其時董堅毅主要靠在上海使命的太太顧曉穎（亦然從好意思國回國）接済食品生计。一天董對難友們說，他已經等不到太太送的食品了，向群众交待了一些後事。三天後董堅毅死去，時年35歲。同伴們遵囑用他的衣被毛毯裹紮掩埋。七、八天後，顧曉颕抵達夾邊溝農場。得知丈夫已死，顧失聲哀哭了二三個小時，然後掙紮著去看丈夫的屍體。難友們引導她去到董的掩埋地，哪知原來的地穴、屍體都不見了。幾經尋找，在後溝裡發現了董的殘屍，用來包屍的被、毯均不翼而飛，屍體上凡有肉的地方都被东说念主切割吃光了，剩下一付骨架。由於頭上沒有肉，紫色的頭顱還完竣地連在骨架上。顧曉穎撲在骷髏上哭得昏天黑地，直到天快黑了仍不肻走，並大聲哭叫：「我不且归了，我要和他沿途死！」幾個難友齊心协力硬是把她架回窰洞。後來，難友們幫助將屍骨火葬，將骨灰交給顧曉穎帶回上海。

這是又一對鸳侣雙雙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結局。

還有的右派餓得連大小便都走不動了，但又不可拉在床上或地上（帕影響群众），於是，只好把唯一的容器 飯盒又當便盆使用。一次，右派李景沆在寝室排隊恭候廚房的大師傅分飯 一勺糊糊湯，在他前边的一個已不可行動的右派，遞過來一個飯盒，大師傅一看，將內中的贓物倒在地上，一股臭氣隨即在全屋擴散。原來，那东说念主的飯盒既裝「飯」，又當便盆，裡面還殘留著糞便，吃喝拉撒在一鍋。

而這些东说念主，原來都是知識分子，许多东说念主還是「為东说念主師表」的教師、诠释注解。暴力、饑餓不僅摧毀了他們身上的書生氣，連「东说念主」氣也沒有了；暴政不僅猛於虎，暴政還不错將东说念主變成牲口……這大约就是毛澤東要達到的贪图！

據說夾邊溝農場的舊址如今己改建成為渡假村，紅牆碧瓦，樓台停閣，不错想見遊客們在花紅柳綠，碧波蕩漾的夾邊溝中嬉戲追赶，歡歌笑語的景色。他們知说念當年死一火地獄的夾邊溝嗎？知说念在他們腳下那些叫作念右派分子的白骨嗎？當局不吝血本想讓今天的东说念主們忘記過去，忘記在這片地上發生的慘絕东说念主寰的悲劇和罪惡，但是，難说念金錢真的不错掩蓋已經發生的－切嗎？不错改變歷史嗎？——這些东说念主錯了，歷史在东说念主們心中，歷史在正義的筆端，歷史象大氣－樣充盈天地，傳之無窮，不是蓋幾棟華屋、種幾株花卉就不错掩蓋的！

夾邊溝的情況仅仅全國一個縮影，一個典型。別的地方的教養農場也許死东说念主的比例沒有夾邊溝高，但事情本質沒有一點區別，因為總導演是吞并個东说念主。

在南边某地一個專收右派的教養農場裡，有一個管教幹部（中隊長），右派們背後給他起了一個名號叫瘋狗。「瘋狗」一見到「右派」，就怒眼圓睜，咬牙切齒，似乎跟這些东说念主有八世冤仇。他是從部隊轉業來的，他的口頭禪是：「要是在部隊，老子早斃了你！」

雖然不可隨便斃东说念主，但打东说念主則是他的癖好。一次，一個右派因出工動作稍慢，「瘋狗」便上去打耳光，支配開弓說要打100個耳光，並且邊打邊叫「犯东说念主」 報數，打到86個耳光時，他我方的手也腫了，便說留住14個「翌日再補打」。哪知被打的是個剛入場不久的「新东说念主」，受不了這種摧残侮辱，當夜便投河自盡了。

一次，大约是過「國慶節」， 管教幹部說這是翻新东说念主民的節日，右派沒有份，而况，尊照偉大領袖的教導：「东说念主民群眾開心之日，就是反翻新分子難受之時」，強令全隊右派加班夜戰，不準休息，不準偷懶。大約晚上10時許，以「瘋狗」為首吃飽喝足，一個個紅光滿面，酒氣衝天的管教幹部，來到工地檢查。看到日间勞累了一天、已經筋疲力盡，饑寒交迫的老右們一個個無精打采的樣子，「瘋狗」震怒，從他見到第一個「犯东说念主」（他只認右派為「犯东说念主」）打起，手腳並用，後來還找來一根扁擔，「橫掃千軍」，一時間，工地上哭喊慘叫一派。後來，還是隨後趕到的中隊「指導員」藉故將他叫了且归，右派們才得以躲過這一劫。

至於平時，右派們的勞動效率，凡是優等優質的如雞鴨魚肉，都交幹部「小食堂」享用，小食堂挑選其中上品又給「上头」進貢；在那舉國饑饉的年代，勞教農場的管教幹部和獄卒們依然雞鴨魚不斷，一個個吃得紅光滿面，腦滿腸肥。而這些物品的生產者 右派分子呢，則是永遠不變大鍋白菜湯（或芥蘭菜葉），以及逐日兩頓每頓四兩（舊秤）的黑木薯粉蒸糕，浮腫病傳遍了整個農場。右派中有东说念主嘆之曰：懨懨生難遂，遲遲死不可。但進入1960年之後，餓死东说念主的事就經常發生了，「死」不是「不可」，而是隨處可見的事了。

後來，「瘋狗」因開槍打区分称所謂「企圖逃逸」的右派，被調走了。那個灾祸的右派亦然白死了 在那东说念主命如蟻的年代，死一個右派算什麼呢？誰敢去风雅呢？教養農場通盘被餓死、打死、累死、工傷死的家屬文告書上，寫的都是一個死因：病故。

前边己提到，這個「教養」轨制最野蠻、最令东说念主恐懼的一點是它沒有「刑期」，一句「纠正好了才行」就是刑期，實際上是無期徒刑。後來许多右派摘了「帽子」了，「祛除」勞動教養了，但卻不愿釋放，而是宣佈「留場就業」，也就是一輩子作念個「準勞改犯」。許多东说念主就是因為歸家與親东说念主團聚的但愿破滅，最後走上自殺或逃逸之路。當然，大多數逃逸未遂，不是被打死就是接受更嚴厲的懲罰。1965年，作者楊顯惠19歲時奔赴大西北「上山下鄉」，來到甘肅生產建設兵團第十一師第六團四連小宛農場，發現農場裡一些已經祛除教養、但仍不準回家，被安排在農場「勞動就業」的老右派，正是從這些东说念主嘴裡，楊顯惠才知说念夾邊溝教養農場之事，夾邊溝農場的暴行才得以曝光。

毛對知識分子的摧殘、迫害，當然遠遠不仅仅 「反右派」運動，毛對知識分子迫害是渐渐升級的，開始時叫「想想纠正」，在反右派時，已上升為將「右派」送農場勞動教養或管制勞動纠正。但此時打擊面主要侷限在知識分子中的「右派」。 六十年代之後，毛將整個知識分子定義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62年，此時毛名義上已退居「二線」，中共在廣州召開知識分子會議，周恩來、陳毅企圖去掉加在知識分子前边的「資產階級」定語，稱知識分子已是工东说念主階級的一部分。毛在得知後勃然震怒，立即复返一線重操權柄，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宣佈：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資產階級是主要的階級敵东说念主。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無疑也成為主要的的階級敵东说念主了。

1964年2月13日，毛在中南海懷仁堂操纵召開教育使命會議，在會上他惡狠狠地說：

「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文學家、戲劇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分期分批下放到農村去、到工廠去。不要總坐在辦公室，在辦公室裡是寫不出東西的。你不下去就不開飯，下去就開飯。」

1964年6月27日，毛在《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作了如下惡毒的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持的刊物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东说念主）不執行黨的策略，當官作念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馈社會主義的翻新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纠正，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同庚9月4日毛在武漢東湖賓館接見老撾愛國戰線黨文工團，在講話中說到有關知識分子問題時，毛說：

「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不纠正不行，過去我們沒有抓緊。」「有幾百萬东说念主，都是國民黨留住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現在他們受不清晰。現在又整風，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整他一年、兩年睡不著覺，我就高興。」

從這些批示和講話中不错显着看到毛的心理是多么陰暗、惡毒。過來东说念主誰都知说念，打從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毛的文藝界就是一直在聲嘶力竭為毛共特別是毛本东说念主歌功頌德，吹喇叭，擡轎子，為毛的個东说念主崇尚和「神化」不遺餘力；就在毛作上述批示的同時，文藝界正在排练全力歌頌毛的所謂「大型歌舞音樂史詩《東方紅》」。毛竟然還對他的文藝奴僕、走卒如此惡毒地咒罵，這只能用他對知識分子的本能的、天生的仇恨來解釋。至於他對知識分子的「纠正」，自建國以來，實際上沒有一天放鬆過，直到將知識分子整得像狗一樣「夾緊尾巴作念东说念主」，而况從肉體上消滅了一大批，但毛卻仍說對這些东说念主的纠正「沒有抓緊」。

從上述這些毒液四射的批示、講話中，东说念主們已显着可見，毛在文革之前就已經對知識分子磨刀霍霍，準備再次進行更大規模的掃蕩、夷戮了，因為這時他已認定知識分子都是「階級敵东说念主」了。

果然，不到兩年，毛便向知識分子，特別是「從舊社會留住來的知識分子」舉起了屠刀，進行了規模空前的毀滅性的「橫掃」，文革開始了……

于今還有一些糊塗蟲，說什麼文革中的打砸槍、關管殺都是那些不知高天厚地、幼年無知的紅衛兵幹的，是這些青少年自發的「無法無天」的行為。筆者以為，說這些話的东说念主先應該靜下心來去讀讀有關翰墨，瞭解一下毛是怎麼說的

1966年3月，毛在政事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我們在解放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策略，成心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持實權。社會主義翻新越深入，他們就是越拒抗，就越走漏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庞。吳晗和翦伯贊等东说念主，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是國民黨。各地都要风雅學校、報紙、刊物、出书社掌持在什麼东说念主手裡，要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

同庚6月10日，毛在杭州會見越南胡志明時說：「現在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书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

7月18日，毛回到北京。一下車就說：「北京太娴雅了！……」

8月1日，毛寫信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號召紅衛兵「殺向社會」；霎時間，滿城腥風血雨，鬼哭东说念主嚎……

8月22日，《东说念主民日報》一天發表兩篇社論，饱读励破四舊「好得很！」，条件掀翻「破四舊」的更大的上升。第二天，即8月23日，紅衛兵應聲而動，上演了國子監孔廟前、祥瑞劇院等無數個地點的恐怖大戲……

1967年1月，《紅旗》雜誌第一期，發表了經毛親自審定的文章《評反翻新兩面派周揚》。文中除了周揚外，被點名批判的還有田漢、夏衍、陽翰笙、林默涵、齊燕銘、陳荒煤、邵荃麟、何其芳、翦伯贊、於伶、茅盾、巴金、趙樹理、曹禺等等。這說明，毛要將其文藝戰線的佐輔、爪牙全部拋棄了！後來這些被點名的东说念主全被打倒，其中不少還被從肉體上消滅。

其實，毛早就對文藝知識分子歧視、藐視，故意對其貶損、耻辱。比如，被东说念主稱為中國的「文藝沙皇」的周揚，自延安整風到文革，一直是毛在文藝界的代言东说念主，其东说念主驷马难追、說一不二，在文藝知識分子中「談揚色變」。但就是這樣一個文藝界的「最高領袖」， 毛不過給他個「候補中央委員」 的位置，這自身就是對文藝知識分子藐視、蔑視。以周揚三十年代初就領導中共文藝界的資曆，當個政事局委員綽綽有餘，毛卻故意使其屈居他的「小秘書」之下。以示對文藝界的藐視和耻辱。如今到了文革，連周揚也沒有悦目了，被毛丟進了秦城監獄。

文革中毛對知識分子的打擊迫害達到新的高烽，有兩個特點可證：一是不再區分左、中、右，也不僅只限於文藝界，而是要將通盘知識分子，特別是其中精英（即「反動學術權威」）「一鍋端」；二是不再區分黨內黨外，「一視同仁」。連劉少奇都要消滅，那些有黨員身份的知識分子也就無法再以「黨員」作為護身符了。

這兩方面的轉變，标明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已經從原來的意識形態的分歧發展到「階級」仇恨，發展到一種文化層面的對「異類」的敵視和勢不兩立。質言之，毛已決定將一切有文化、有學問、有建设的知識分子一概打倒！直至從肉體上消滅。這是毛主義惡性發展的一種變態心理，此時毛盼望中他統治的國度最好是文化沙漠，清一色的馴服器具、愚民。仅仅還得有一批技術專家為他造原子彈、導彈，但這些科技專家最好是機器东说念主，只會幹活，不會想考。是以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只辦理工科大學，學生也只能從政事上可靠的工东说念主中去挑選，學成後回原單位仍舊當工东说念主。還不错設想，必要時毛會學斯大林，必要時將會造飛機、導彈但是有想想問題的东说念主關進監獄裡去，讓他們在監獄裡造。

周揚被打倒後，接著便對文藝領域來了個大掃蕩，起先，文革之前出品的、通盘歌頌毛和共產黨的電影、戲劇全部被批判、封殺，都成了「封、資、修大毒草」，如《林家鋪子》、《抓壯丁》、《兵臨城下》、《不夜城》、《紅日》、《逆風沉》、《狂潮》、《黑山阻擊戰》、《戰上海》、《東進序曲》，以及建國前左翼文藝家在國民黨時期拍的一切所謂「進步電影」，如《麗东说念主行》、《桃花扇》、《萬家燈火》等等，批判的基本方法是從雞蛋裡面挑骨頭、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結果通盘文藝作品無一不被冠以嚇东说念主的罪名，通盘創作主说念主員不是打成「反翻新分子」、「 特務」、「 反共老手」，就是「反翻新修正主義分子」、「田主、資同族的孝子賢孫」，鋃鐺入獄或被下放勞動纠正……

廹害在繼續升級，並向文藝之外的各個領域擴展，更多的知識界名东说念主被廹害緻死或「自絕於东说念主民」。

起先是處在政事漩渦中的一批知識分子被害，運動来源，除吳晗外，鄧拓、田家英被动自殺。（註：據新的資料，根據汪東興的交待，汪受毛命去找田家英談話，在交談中田被汪東興的隨從、內保东说念主員朱國華開槍打死。）接著，是曾在延安當過毛澤東秘書的中央政研室秘書長柴沫自殺。接下來，曾任中宣部部長的姚溱在被單位起义派批鬥後當晚懸樑自盡。

再接下去：

1966年6月20日，知名史學家李平心自殺身一火。

8月23日，知名文藝評論家，《东说念主民日報》文藝部主任陳笑雨  筆名馬鐵丁，在被批鬥後投永定河自盡。

9月3日，考古學家兼古翰墨學家秦夢家自縊身一火。

9月11日晚，知名京劇藝術家、京劇大師言鵬菊之女、梅蘭芳之徒言慧珠自殺身一火。

古典文學專家、語言學家、曾受教於王國維、梁啟超門下的劉盼遂诠释注解，因不胜鬥爭中的淩辱毆打自殺身一火。

知名文藝理論家、曾任「左聯」組織部長、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葉以群跳樓身一火。

知名演員趙慧琛因在建國前電影《馬路天神》中献艺妓女，受到起义派的侮辱戲弄，憤而自殺。

羅廣斌，文革前紅極一時的長篇小說《紅岩》作著之一，曾被關入渣滓洞的四川省地下黨倖存者，被誣為「叛徒」跳樓身一火。

嚴鳳英，知名献艺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名聞全國。被誣為「國民黨特務」，1968年自殺身一火，死後還被剖腹檢查是否藏有特務用的「小型收發報機」。

知名翻譯家傅雷，學貫中西，集文學、好意思學、音樂、外語四「家」於一身，1968年9月3日，因不胜摧殘淩辱，夫婦二东说念主雙雙自縊而一火。

知名史學家翦伯贊，維吾爾族，1937年入黨，著有《中國史綱》等18部大作。曾營救胡志明出獄。建國後任北大副校長。之前毛澤東曾經說過翦伯贊與郭沫若、茅盾、範文瀾應屬運動的「保護對象」。但很快毛便见钱眼开，翦被毛點名批判，遭殘酷批鬥，1968年12月，翦夫婦雙雙自殺身一火。

電影演員上官雲珠，毛到上海時通過柯慶施召喚，兩东说念主關係曖昧纏綿，因此被江青忌恨，文革中慘遭迫害跳樓自殺。

知名作者、曾經的「鴛鴦蝴蝶派」首領周瘦鵑，1968年在蘇州被动投井身一火。

雲南大學校長、知名作者李廣田，1968年跳樓自殺。

知名文學史家劉綬松诠释注解，因不胜迫害，與妻雙雙自縊身一火。

知名電影献艺藝術家顧良友，30年代在上海瞭解江青（蘭萍）一些歷史，文革後受盡迫害，1968年8月服藥自殺。

有蔣介石「文膽」之稱的蔣的高級幕僚陳佈雷之女陳璉女士，1939年20歲時背棄其家庭玄妙加入共產黨，為中共立功立業並增色不少。文革中被誣為特務，1967年11月從11樓自墜身一火。

知名記者、新聞學者範長江，1936年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到延安採訪，為毛共大造輿論，後成為中共新聞戰線的創始者和奠基东说念主。先後任新華社總編輯、东说念主民日報社長，國務院第二辦副主任，全國科協副主席等要職。文革中因不胜迫害，於1970年投井自殺。

記者、詩东说念主、作者聞捷，曾以其對毛共工業建設的頌歌名播大江南北。1971年元月，開煤氣自殺。

版块、目錄學家、敦煌學家王重民，對上述兩學科均有紧要貢獻。文革中自縊身一火。

（以上主要取材於戴煌：《牢記造神運動的教訓》）

此外，還有一些知識分子雖非径直自殺或被殺，但實際上亦因受迫害而死。如中共一大代表，毛的至友，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馬克想主義」哲學家李達，在遭學生批鬥毆打時曾修書向毛澤東求救，毛不予搭理，不久即在傷病中身一火。又如文學評論家陶然，知名京劇献艺藝術家馬連良，魯迅夫东说念主許廣平，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蔡楚生，作者趙樹理，文藝評論家、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知名作曲家馬可，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詩东说念主郭小川，知名作曲家、《解放軍進行曲》作者鄭律成，原《文彙報》社長金仲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小說家彭柏山，文學評論家侯金鏡等等，都因被批鬥、摧殘，導緻身心殘疾傷病纏身、悲憤狼狈而死。

另外，早在1958年，知名的國學大師、被譽為「近代中國最有學問之东说念主」的陳寅格先生，其時已年近古稀，又雙目失明，仍然被無情地、惡毒地攻擊，嘲弄，陳寅格憤而辭職。在文革中抑鬱而一火。

總之，在毛當政的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非论是黨內的或黨外的，「左」的或「右」的，也非论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或毛共我方培養的，除了少許科技型專家之外（這些專家中也有相當部分东说念主被整、被动害，見附文五），絕大部分都遭到多样各樣的迫害、侮辱，重者奪去了性命，輕者也被整得「夾緊尾巴作念东说念主」，慢性自滅。對文化东说念主的絞殺、戲弄，似乎已成為毛的一種「爱重」，他不是一次性處理，而是像貓戲弄老鼠一樣，捉了放，放了捉，摔下提起，再提起摔下，直到最後弄死為止。這種情況除了冠之「迫害狂」之外，實在找不到更確切的判詞了。

據有东说念主統計，光在文革中被奪去性命的全國知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即國家級文化精英，記錄在案者200餘东说念主，還不算未記录的或省一級知名的知識分子或其他地方性知名东说念主士。

然而，即使如此，毛還是不甘心，不滿意，在他臨死前，還發起全國性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批宋江」等運動，試圖將倖存的知識分子、殘餘的「儒家」打理幹淨！可惜這時，毛我方也接近油枯燈盡，運動遂成強弩之末。於是遺憾地留住一句：「不要以為文化大翻新搞三四次就行了。以後每七八年要來一次！」

附四、高壓下东说念主格污蔑的另一版块：從反蔣英杰到毛的叭兒狗、

文化班頭郭沫若

郭沫若，四川樂山东说念主，與宋代文体各人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的故地眉山相距不遠，可算大同鄉。四川自古东说念主才輩出，特別是文东说念主，以李白、蘇軾為代表可謂名冠千古。「蜀江水碧峨眉秀，幻出文君與相如」，也許這與四川的山水靈氣有關。應垓說郭沫若也沾了一點山水靈氣，他有點才，可總體看來，更多地則是「缺德」， 這就讓他的才扞格难入了。關於郭沫若的东说念主品，魯迅曾以「流氓才子」详细之，那主要是指其生活品质方面的問題。但那時郭政事上的品质、投機小醜和流氓本質尚未充分走漏，是以我們在此主要展示一下他後來、主要是在毛統治下這些方面的表現。

本來郭沫若確也可算當時中國一個文化方面的东说念主才，中共就封給他詩东说念主、劇作者、翻譯家、歷史學家、金石考古學家、書法家以及「社會活動家」等一大堆頭銜和官銜。他的官銜一般东说念主不大显着，仅仅其中兩個最基本的頭銜：中國文聯主席和中國科學院院長，东说念主盡皆知。平日地說，他是當時官、民雙方都認可的毛政權下的「文化班頭」。

郭這個文化班頭在毛澤東當政時代可謂中國文化界的不倒翁。這一現象是很奇特的，因為在毛統治下的中國，文化精英幾乎被逐个打倒，最後一掃而光，即使是毛的黨內「親密戰友」亦不可倖免。不是被送去見閻王，就是去秦城監獄，最次也被剝奪了官職，靠邊站了。而唯有這「郭班頭」卻始終不倒，而况在台上上跳下躥，搖旗納喊，呼風喚雨，好不風光。非论是果然假，在一般东说念主看來他總算是毛的寵臣。

郭沫若被毛澤東選中為文化班頭是有緣由的，他確實有資格擔當此任。

起先，郭先生曾經是位中共黨員，反蔣介石的英杰，與中共在政事上有著共同語言、共同的想想基礎。1926年在廣東大學任教的郭沫若看到了當時的國民翻新軍的北伐大有奏效但愿，於是坚毅投筆從戎，時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對文东说念主一貫依重，對郭氏亦待之不薄，郭從宣傳科長作念起，然後是宣傳處長，行營秘書長，政事部副主任，被授予中將軍銜。當時的政事部主任周恩來乃中共領導东说念主之一，一貫想想左傾的郭沫若與其一拍即合，相互配合默契。後來中共想通過工農運動將這場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翻新，轉變成共產黨的無產階級翻新；察覺了中共這一陰謀的蔣介石不動聲色，以迅雷不足掩耳之勢進行了「清黨」， 使共產黨功一虧一簣。已經被深度赤化的郭沫若立即逃離蔣的大本營，奮筆寫下了《請看当天之蔣介石》的討蔣「檄文」，痛斥蔣氏「背叛翻新」。蔣介石便下令緝捕郭氏，郭投靠共產黨陣營，參加周恩來領導的所謂南昌起義，並經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南昌起義失敗，郭大约受不了去四處奔波打遊擊之苦，脫離了共產黨組織，並於次年東渡日本。因此，郭曾遭到共產黨內「臨陣逃脫」的指責。但後來毛澤東大约見其忠順可嘉，且有热切利用價值，叫有關部門领会說：「郭赴日本乃經組織批準，無逃脫之義。」 仍對其以「同道」相稱。

郭氏在日本一住十年，捉弄了多個日本女子，在那裡生兒育女，好不快活。仅仅沒有官職。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國民黨不計前嫌，撤销了對郭的通緝令，允其回國參加抗戰。郭怡然回國。回國後即被蔣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政事部第三廳廳長，負責抗戰宣傳使命，再次獲得了充分施展才華的機會。

從抗戰開始到1949年中共建國之前，是郭沫若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其間郭氏超过國、共兩黨，支配投緣，八方貫通，既有發號施令的官權，又有能呼風喚雨的文壇領袖身份，蓋因魯迅死後，郭的主要對手沒有了，依其在文藝、學術方面的成績和政事上的的縱橫捭闔，投機取巧，順利地佔領了雖沒有名號卻有其實的文壇領袖地位。單看1944年郭氏在重慶舉辦的五十诞辰祝壽會的盛況就可知一斑。據親曆者雲，郭的壽宴排場可謂令东说念主目炫神搖，任何朝中權貴都無法與之比较！出席壽誕的幾乎包括了當時各方顯要、各界绅士、共達二千餘东说念主，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其千種風情，萬般榮耀，令东说念主歎為觀止！當年的郭沫若集豪氣、俠氣、官氣、書生氣於一身，其志得意滿之情，領袖群倫之慨，溢於言表。觀之者曰：东说念主生至此，死亦無憾矣。

然而水盈則溢，月滿則虧，郭氏最終亦逃不出這萬物当然規律。抗戰勝利後，郭又選定了再度投向共產黨。這一次又投對了，毛及周恩來出於政事需要，對其寵幸有加，1949年毛共建國後，郭沫若獲得一大堆頭銜，不僅成為文化班頭，還榮登副總理、东说念主大副委員長之高位。名义上看，郭投機奏效，回報頗豐；但郭氏我方显着，這麼多頭銜，實際上還不足當年他的一個「詩东说念主」桂冠。在六合紛亂、兩黨逐鹿之際，僅憑這個「桂冠詩东说念主」的身份，國民黨、共產黨都得想方設法籠絡他、拉攏他，他倒向哪邊，中國政壇的天平似乎就向哪邊搖擺；而他的亦官亦民身份，使之既可稱雄於體制之內，又可遊弋於體制之外。加之其風流倜儻，長袖善舞，在政壇、文壇都遊刃有餘，如魚得水。當此時也，萬物皆備於我，各方有求於我，郭某东说念主何其快哉！郭氏當年真可謂跻身於五彩雲中的無冕之王了。

然而六合一統之後，毛氏登基，一個空前強大、高度蚁集統一的帝國宣告誕生，也宣告了中國近半世紀的政事混亂狀態的結束，同時，也就宣告了各類「山頭」和無冕之王們命運的終結。在這個過程中变装轉變最快、最好當屬郭沫若了，他很快就從一個豪氣幹雲的無冕之王變成對新朝和毛皇俯首貼耳的順臣，弄臣、直至一只叭兒狗……

郭氏為什麼能快速完成這種变装轉變呢？這其中当然有內因更有外因，從外因來說，當然是毛澤東的技术高妙。毛喜歡「後發制东说念主」，他先以海納百川之胸懷，將六合英杰盡數賺入其「彀中」， 然後再來個「關門打狗」，「 甕中捉鱉」，採用包括慢火炙烤、當頭棒喝、抽筋換骨、泰山壓頂等各種招式，將昔年那些狂傲不可一生、藐視政事權威的「魯仲連」和「劉文典」們一個個打理得像馴服的羔羊。

毛先不径直觸動這些新政權的「客卿」們，而是讓他們去各地參加（或參觀）「土改」、「鎮反」運動，讓他們見識一下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領略一下共產黨的技术，從而使他們內心得知，当天已是毛某东说念主、共產黨「一家」之六合，他們都己身處在毛的「籠子」之中，無異於一只只任由其宰割的羔羊。只消毛下令，隨時都不错讓這些前朝遺老遺少們頃刻之間變成「田主」、「反翻新」，然後或關或殺，使之變成萬东说念主唾罵、萬劫不覆之「不齒於东说念主類的狗屎堆」！

緊接著而來的是對知識分子的「想想纠正」運動。那些剛剛見習了毛共階級鬥爭技术、驚魂不决的「客卿」、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們 ，被迫令去學習馬、恩、列、斯、毛的著述，去檢查、檢討我方的「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想想」和歷史上「投靠國民黨和好意思英帝國主義」，對共產黨、對「东说念主民」犯下的「罪恶」，一個個「沉溺」、「洗腦」，「脫褲子」、「割尾巴」，东说念主东说念主過關。這時，誰還敢不誠心誠意、誠惶誠恐檢查、檢討，「敬酒不吃吃罰酒」 呢？——「階級敵东说念主」的可怕下場像一根無形的鞭子，在時刻抽打、提示這些身負「原罪」的东说念主們。除了真心實意馴服於共產黨，馴服於毛已別無選擇。

光是這麼文縐縐的「教育」、「檢查」、「檢討」毛認為還不行，他知说念這些精英、「客卿」們，這些知識分子們，其實最发怵暴力，只消拿他們中的一些「沒有多大用處」的當作「雞」處理掉，其餘的「餱子」們就會实在乖乖地服服貼貼了。於是有了接下來「反胡風」、「 粛反」、「反右派」等各種以知識分子為對象、愈加可怕的運動……

這樣，倖存下來的「客卿」們便一個個爭先恐後向新政權、向毛領袖表忠獻媚，歌功頌德，山呼萬歲。郭沫若就是這一东说念主群中當之無愧的「首領」，表現最好者。這除了因為郭作為現政權「客卿」首領的地位需要帶頭规范之外，更有其內心難以對东说念主言表的隱衷，那就是他曾參加過共產黨又自動脫黨那段歷史。郭知说念，只消他不小心拂了聖意，一頂巨大的「叛徒」帽子就會落在他的頭上，瞬間他就會失去一切，變成「不恥於东说念主類的狗屎堆」。 這一切他心明如鏡，令他時刻膽顫心驚。是以，他必須超越一般东说念主向毛歌功頌德，獻媚取寵，而况要一以貫之，不可稍有懈怠。這就是郭沫若由昔日的「反蔣英杰」、「反專制、反獨裁」鬥士，蛻變成新朝毛皇的弄臣、小醜、叭兒狗的原因和個中奧秘。而在毛來說，他的政權也需要一批吃閒飯之东说念主，需要大批吹喇叭、擡轎子、作念應景文章的文东说念主诗人，而擁有這種才略和資望，最適合當這群东说念主的首領、班頭当然非郭莫屬了，而郭自知有「根据」持在當局，不敢不順從。主、僕雙方心有靈犀，一拍即合。

毛選中郭沫若作新朝文化班頭，還因為他看中了郭的人性和品格中的另一特點：投機善變又屈從政事權威。郭在國民黨統治前後，雖然寫過许多反蔣和嘲諷當局的文章，除了前边講到的《試看当天之蔣介石》之外，還有什麼《脫離蔣介石以後》、《翻新春秋》、《洪波曲》、《南京印象》、《天地玄黃》等等，這些作品的基調就是左傾、反蔣；但同時，只消蔣介石放出和他妥協的氣球，給他一些「甜頭」誘餌，他就又會立即來個180度轉變，作念起歌頌蔣的肉麻文章來了。如抗日初期，蔣升引了郭，郭於是立即為蔣饱读励，在其《蔣委員長會見記》一文裡，郭寫说念：從蔣的一個眼神，就「充分地保證著鋼鐵的抗戰決心」；而蔣的身體健康，就「充分保證著鋼鐵樣的抗戰耐久性。」對於一個曾發誓不共戴天的政事仇敵，郭尚且能夠如此變臉之快，如此厚言無恥，如果新政權能給予他更大的甜頭，更高的位置，這個郭沫若還不唯命是從，断念蹋地緊跟我方、謳歌我方嗎！

主意已定，毛對郭氏先行籠絡之策，封以高官，賜以厚祿，給予禮遇，毛還有意稱郭為「郭老」（郭少毛兩歲）以示尊敬。看到毛對我方如此禮遇，郭被感動得五體投地，同時內心也戰慄難安，因為他知说念，如果中共要风雅我方的歷史，其罪惡细目比许多被判處死刑的反翻新分子嚴重得多。毛不咎既往而給予他如此厚待，除使他五內銘感之外，就是決心任重道远效犬馬之勞。

幸亏郭又有這種才略和這種 「才華」。他的辦法其實也很簡單，就是撤下自已身上的光環和裝扮、委下身体，不怕訕笑、不懼东说念主指點，厚顔無恥地對毛大擁大順，大歌大頌，投其所好，觀其顔色，以毛之黑白為黑白，毛之好惡為好惡，盡其自大拍馬之才，阿諛谄媚之能亊。

毛喜歡搞「運動」，郭氏除了作念毛的運動喇叭筒和留聲機之外，還運用他的文藝專長，帶頭以詩歌格局為各種運動作圖解恭维：

抗好意思援朝運動來了，郭作歌以助之曰：

「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

中華好兒女，齊心團結緊，打敗好意思國无餍狼！」

「鎮反」運動汹涌澎拜展開，一時間东说念主頭滾滾，血雨腥風。郭作詩配之以曲：

「鎮壓反翻新，群众一條心。

特務惡霸是虎豹，

你不殺他他咬东说念主。

群众快起來，堅決徹底，幹幹淨淨，全部肅清——肅清反翻新！」

總之，凡是有運動，郭必以「詩」配合之、響應之。1956年毛提倡文藝要「百花齊放」，郭作為文藝界的班頭，当然雀躍響應，郭詩东说念主煞費苦心，羅列了一百種外号，各成一首詩，共計百首，以應「百花」之景。惜乎其「詩」太長太臭，有污讀者之耳目，不录也罷。

運動的最上升當數「大躍進」運動，大躍進乃毛親自發動的全民運動，全國崎岖如飲狂泉，如痴似醉，汹涌澎拜，號稱「一天等於二十年」。面對這個獻媚邀寵的良機，郭班頭當然不會錯過，因此，此段時間郭之詩興大發，「詩想」泉湧，僅1958、1959兩年，便出书了五部詩集，佔郭在毛政權下總共出书的詩集近一半。其中「佳作」頗多，請看《迎春序曲》：

「趕上英國只需十五年，農業綱要七年就可實現；一個大躍進接著一個大躍進，英杰氣概不错回山倒海。看吧，要把珠穆朗瑪峰剷平！看吧，要把大戈壁變成肥土！勞動东说念主民曆來就是創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嚴。」

大躍進事事条件快馬加鞭，一天等於二十年，於是郭詩东说念主料想把傳統詞牌《聲聲慢》改為《聲聲快》，欲與李清照一比崎岖：

「轟轟烈烈，喜喜歡歡，親親熱熱密密。六億东说念主民躍進，天崩地裂，一窮二白面貌，要使它幾年消失！多益善，看今天，随处英杰豪傑。八大煌煌決議，十九字，已將路線總結。饱读足幹勁，爭赴上遊須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億噸鋼鐵，加緊地將社會主義建設。」

大躍進中很快掀翻「放衛星」上升，中國快步進入「共產主義」 時代。在毛示意下，全國同時掀翻「詩歌大躍進」上升，郭詩东说念主義谢却辭，引領潮流，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底下是其表現我國農民衝天幹勁的《太陽問答》（前部分）：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

你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

你早收工進山裡。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太陽：

同道同道你問得好，

我舉起雙手顺从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

不勞動的东说念主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道同道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亦極盡「猖狂」之能事。

大躍進之中毛又發動了一個叫「除四害」的運動，即消滅臭蟲、蝨子、老鼠、麻雀的次級運動，郭當即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大作「咒麻雀」：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塌下來你非论。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颳。

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作念。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哄來又怕鬧。

麻雀麻雀氣太嬌，雖有翅膀飛不高。

你果然個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

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算帐。

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猛火烘。

連同火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六条约。」

後有科學家指出麻雀並非「害鳥」，其實是「利大於害」，不應列作「四害」消滅之。毛起程点不予搭理，後因「蘇聯專家」亦支撑利大於害之說。加上消滅麻雀的地區出現了其天敵害蟲荼毒的狀況，毛不得已才點頭取消麻雀的「四害」 之一的罪名，而以蟑螂代之。得此音讯，郭詩东说念主亦趕緊聲明「此詩作廢」。

郭當然不會只作這種「運動詩」，更要緊、更热切的是径直歌頌偉大領袖。郭這方面的佳作当然數不勝數，但最傑出的當推「东说念主間出現雙太陽」之名句，此詩全名《寰宇充盈歌頌聲》：

「國慶年年溢光輝，本年又有新欣喜。

东说念主民英杰紀念碑，屹立天安門廣場。

廣場浩蕩东说念主如海，豐碑巍峨天變矮。

东说念主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添光彩。」

郭班頭還深知毛領袖於當今天下，最阐扬唯蘇聯之斯大林，曾稱斯為「偉大的慈父與導師」（ 見其《斯大林是中國东说念主民的一又友》）。郭深知「愛領袖之所愛」， 於是作詩雲：「斯大林，我們的毌親……」

郭詩东说念主還巡遊四方，每到名勝古蹟，或遇工農商學兵先進典型，都要題詩頌之以作紀念，且時時不忘杰出政事，如到新興鋼鐵之城攀枝花，郭詩东说念主放聲讴颂曰：

「主席想想掛帥，精神物質互變，滿望新愚公……」

引述了郭詩东说念主如此之多的「佳作」，也許讀者有些不耐煩了，筆者當然也有同感。不過為了領略這位文化班頭的風采，不得不這樣作念。东说念主們看了郭的這些「詩」，會為他感到悲哀，堂堂當年的「桂冠詩东说念主」，號稱中國新詩之奠基者，竟然到處去題寫發表這種連下里巴东说念主都談不上的「馬屁詩」，為何不考慮一下我方的身份，不想一想後东说念主對我方的評論呢？

這可能就是毛罵右派時所說的「利令智昏」所緻了。他為了保持我方文化班頭的地位和既得之榮寵，是什麼都不顧、什麼都在所不吝的，可能就差「舔痔嘗便」 了。這裡應說明一下，毛雖然給郭許多頭銜，但其實都是有職無權的「虛職」，就以他的本職中國科學院院長來說，亦然「有職無權」，後來他說我方要「燒書」、辭職，就要呈報科學院中共黨組書記張勁夫批準。可見郭我方也知说念我方是個傀儡、擺設，但他已滿足於這種身份了。

為了記錄偉大的大躍進運動，總結「全民寫詩」的偉大效率，郭與周楊合編了一册大躍進詩歌集：《紅旗歌謠》（上、下集）。其內容之醜陋齷齪不胜，前边所录《太陽問答》可見一斑。然而郭詩东说念主在其「绪言」中竟然大言不慚地說：「现在的中國正是詩歌的汪洋大海，詩歌的新寰宇，六億东说念主民彷彿都是詩东说念主……，」為名利所累，郭詩东说念主是什麼大話、瞎話都說得出、什麼髒事、醜作念得出來了，在「厚黑學」方面，可能己與其毛主子相昆仲，在「拍馬術」方面，則堪稱全國文化界的標兵、「師表」。

既要為「運動」造勢、服務，當然不仅仅正面歌頌，還要有對運動對象、「敵东说念主」的無情打擊，要痛打死老虎。這方面亦然郭之特長，如對胡風。郭對胡風深有瞭解，在毛共建國前，他與胡風都黑白黨員的「左傾進步作者」，相互提攜吹捧。胡風與周楊的矛盾，胡風的所謂三十萬言意見書的內容實質，郭沫若都很显着，這些其實都是毛共文藝界內部的派別之爭。然而在胡風事件被毛無限上綱，無中生有地定性為「反翻新集團」之後，作為文藝界頭頭，中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不但沒有出來調停，而是一味唯毛的馬首是瞻，在一旁不斷煽風點火助焰。為了取悅毛，郭不吝將胡風往死裡推！他先是在《东说念主民日報》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一文，為批胡鳳推波助瀾；胡風問題被認定為「反翻新集團」之後，郭在文聯和作協主席團會議上大聲快什么「對胡風反翻新集團，必須加以鎮壓，而况要鎮壓得比解放初期（的運動）愈加嚴厲……」东说念主們都知说念，所謂「解放初期的鎮壓」如清匪反霸、鎮反，是動輒就判處死刑的。比其更嚴厲，當然是立即將胡風过火追隨者斬盡殺絕了。緊接著郭又在《东说念主民日報》發表《照章處理胡風》的文章……，郭的這一切献艺，無疑都是為了取悅毛，郭知说念毛一貫反對對敵东说念主「施仁政」，主張對一切反動派窮追猛打，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之。是以他投毛之所好，必須要如此叫嚷。在他的帶領下，中國文藝界的大小頭頭們紛紛起來，聲色俱曆向胡風討伐，都學得了郭班頭見風使舵、投阱下石的本領。此後，凡毛揪出了什麼「反黨集團」， 郭都要應聲「痛批」， 包括對他老戰友、老一又友都立即反目构怨，上綱上線，決不姑惜。

為了表示我方對毛這一想想學到了手， 1961年，在一次陪同毛觀看京劇《三打白骨精》後，郭就劇情寫了一首詩呈毛，前幾句是：

「东说念主妖顛倒黑白淆，對敵仁茲對友刁，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

在郭看來，唐僧應該千刀萬剮，罪名是敵友不分，立場不穩。毛閱後，回贈詩一首，指出：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由此看來，郭沫若比毛澤東更「左得可愛」了。當然，毛對郭這種忠誠和「疾惡构怨」是深為讚許的。而這正是郭要達到的效果。

1957年毛發動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運動，可說是古今罕有的最大、最為惡劣、最為下流的翰墨獄。為了給我方出爾反爾、背信棄義的行為辯護，毛使出流氓無賴伎倆，將我方的陰謀說成是「陽謀」，還將在運動開始時白紙黑字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等等承諾，以「右派不僅是言者、還是行者」這樣的「事理」耍賴。

郭沫若立即響應，為主子補充，說什麼「無罪者言者無罪，有罪者言者有罪」。预计主子的意圖、為主子揚威、護短，這些古今中外奸侫的本領，郭都學到家了。

在文革之前，郭是能夠經常接觸毛的东说念主之一，還是不時與毛詩酒附和的「篾片」之一。郭對我方的這一变装十分自覺，也很是謹慎小心。毛每有詩詞，郭必和之，這些附和之作除了肉麻吹捧之外，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都寫得很蹩腳。起程点有东说念主以為是郭詩东说念主江郎才盡使然，但仔細推敲不可能次次如此，於是才知说念此乃郭詩东说念主有意為杰出偉大領袖而故意「藏拙」所緻。為了建设主子，而不吝忽地、貶損我方，這種苦心和忠诚難能可貴，不過如此一來，郭詩东说念主就與下三濫詩东说念主為伍了。

由於不错經常接近毛，當然不错從毛的言談中预计出主子的心態，好惡，郭作為史學、文學侍臣，在與毛的交談中不免提到一些歷史話題，包括對歷史东说念主物的臧否。比如毛讚賞曹操，郭便不顧我方過去曾經著文罵過曹操，也不顧及近一千多年來曹操在中國东说念主心目中婦孺皆知的「奸雄」形象，立即揮筆寫下為曹操申雪的文章，旋又寫下讚好意思曹氏的「歷史劇」《蔡文姬》。在得知毛對女皇武則天情有獨鍾之後，郭便馬不停蹄炮製了多幕歷史劇《則天女皇》。

郭又得知毛對我國唐代大詩东说念主李白和杜甫有「揚李抑杜」的不同的評價，郭於是趕忙炮製了一真名為《李白與杜甫》的小冊子，郭拋開從作品藝術性、想想性去評價作者的傳統作念法，卻搬來了毛的「階級分析法」，考證起詩东说念主的「階級因素」。結果「發現」杜甫是「田主」出身，證據是杜的《茅庐為秋風所破歌》中有雲：「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證之曰：當時窮苦老匹夫的茅草房唯独「一重」，多者兩層，而杜的房子竟然有「三重茅」，不是田主是什麼？

不知郭詩东说念主是否想過他我方住在清朝的王爺府，算什麼「階級」？

在對近現代东说念主物的評論中，郭更是充分表現了他那少有的「牆頭草」变装，這方面最典型、最杰出的莫過於對魯迅的態度了，其言語之肉麻、無恥，堪稱前無古东说念主。文藝界和愛好文學者都知说念郭氏與魯迅原屬兩個勢不兩立的營壘，相互謾罵攻訐了好些年，而况雙方都使用了最惡毒的語言，郭罵魯迅是「封建餘孽」，「法斯西蒂」，「二重反翻新」；魯迅則回敬郭氏以「流氓、地痞」，「 流氓才子」的「桂冠」。郭沫若當年投靠以「四條漢子」（周楊、夏衍、田漢、邵荃麟）為代表的中共文藝營壘之下，滿以為细目能得到共產黨的歡心和鼎力相助，誰知，後來掌控中共的毛澤東看到魯迅的影響力更大，決意捧魯迅以籠絡廣大文學后生，又因為魯迅己於1936年死去。於是毛決定「高舉」魯迅的旗幟，對魯迅進行了一連串至高無上、不著邊際、肉麻無恥的吹捧，連延安的文藝學院也以「魯藝」 定名。這樣，郭氏在這一場政事投機中眼看失策了。然而，他決心挽回這一「失誤」， 辦法很簡單，就是投毛所好，纵情吹捧魯迅，归正魯迅不會從地底下爬出來與他爭辯了。主意打定之後，郭對魯迅的態度來了個180度轉變。郭語出驚东说念主，文革中在紀念魯迅的會上他竟然裝作酸心疾首、厚顔無恥地說：

「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久了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可恭維得盡緻。」接下去竟然當眾以魯迅的「徒孫」自稱。又把魯迅描繪成「紅衛兵」，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翻新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在沿途，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所沒有走過的路……」其肉麻無恥的水平，堪稱空前絕後了。

當然，誰都知说念，他對死东说念主魯迅的通盘吹捧，都是作念給活东说念主毛澤東看的，都是為了向毛獻媚、取寵、以固其位，真可謂尽心良苦的「曲線救己」了。

郭的厚顔無恥也許唯独毛澤東能與之昆仲，區別只在於毛在這類無恥的献艺中不脫流氓君王的霸氣、痞氣。而郭體現其中的則是更多的奴氣和媚骨，這就是基於二东说念主地位和身份不同帶來的差別。

就是憑著這種對毛無限忠誠和奴顔婢膝精神，郭穩穩坐了二十幾年文化班頭的交椅。曆次運動，郭都有驚無險，都被毛高擡貴手，保護過關了。

但正如俗語所雲：天有不測風雲，东说念主算不如天算。終於有一天，郭感到禍亊臨頭了。而這個「天」正是毛澤東。鑑於此事由來較長，不得未几說幾句。

事情的禍根在於對秦始皇贏政的評價，具體則是起於郭的一册歷史小冊子。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重慶，郭沫若等左冀文东说念主無不在指桑罵槐譴責當時的國民政府沒有給东说念主民民主解放，暗射、謾罵蔣介石「專制獨裁」。作為歷史學家的郭沫若以其專長寫下多量「借古諷今」文章。1945年9月，郭將其於1943年至1945年間的十篇「批古」文章集合出书，名為《十批判書》。其中第十篇叫作念《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主要觀點是细目呂不韋的「东说念主本想想」，認定「六合為六合东说念主之六合，非一东说念主一姓之六合」；批判秦王政企圖將六合作為－已私產並「傳之萬世」的獨夫哲學。書中還把孔子作為热切的「改革家」加以细目。郭沒有料想，此文與毛當時在重慶發表的《沁園春·雪》一詞對秦始皇的態度相左，但當時毛忙於奪取政權等軍政大亊，估計無暇顧及此書。即使看過，因當時郭與毛還是「友东说念主」、「諍友」關係，毛也對其無可怎么。故這件事從未被毛提起。

然而，毛共建國毛成了毛皇以後，毛不止－次表達了對秦始皇的细目和鍾愛，（後來則径直公開聲言「我就是秦始皇」，如1973年9月23日毛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的講話）。毛明確表達對秦始皇的鍾愛讓郭班頭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和傲气，他決心「變臉」以求自卫。六十年代初，郭氏出书了－本新書《讀<隨園詩話>紮記》，共77條，其中第八條為「論秦始皇」，藉機表達了與自已過去完全违犯的觀點，在關於秦始皇「焚書」的問題上，郭竟然將他原說的 「普天之下大燒其書」， 改變成秦始皇收書辦公立「圖書館」；把秦為防东说念主民招架「收六合之兵」，說成是「鑄劍為犁」。總之都意在「偃兵脩文」，在為东说念主民辦善事。郭出的書当然要送呈毛澤東。郭想以此向毛表白：對秦始皇我和您保持－緻。過去如有相左之處，萬望勿以為意，放我一馬。毛收到後暫且按下不表。

不久文革就來了，一些與郭班頭級別接近的馬屁精如翦伯贊、吳晗之流紛紛落馬。郭班頭一看大勢不好，他起先料想的辦法是辭官保身。1966年1月27日，他主動向當時的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提倡辭去科學院的一切職務的請求，他誠懇地說：「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期考慮的，別無其他絲绝不純正的念頭。」這後半句是向「毛」标明心跡：我絕對沒有以此發洩不滿、「要挾」領導的好奇。但這個呈報沒有下文，大约毛未批準。

不久，當年4月14日，在东说念主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郭洗耳恭聽了文化部黨員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翻新》的報告。在學習發言中（一個东说念主大副委員長、中國文聯主席都要洗耳恭聽一個文化部副部長的報告，還要學習、發言，可見郭沫若的文化班頭作念得確實太窩囊了），郭即席提倡了要「燒燬」我方一生的全部著述的驚东说念主之論。郭說：「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往常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接著他作了沉痛的檢討，「文藝界上的一切歪風邪氣，我不可沒有責任。」表示要誠懇向「工農兵學習，拜工農兵為師」，還說：「我本年已經七十幾歲了，宏愿壯志還有一點，就是說要滾一身泥巴，我願意；要沾一身油污，我願意；甚而要染一身血跡，假使好意思帝國主義要來打我們的話，向好意思帝國主義分子投幾個手榴彈，我也願意。」

過去，毛曾發過話過：郭沫若、茅盾、範文瀾、翦伯贊四东说念主要保護。不過，毛又犯忘记症了，文革還沒開始，他自已就先把翦伯贊「打倒」了。對郭，毛既沒有重申「保他」，也沒有下令打倒他。毛在杭州聽了康生關於郭在东说念主大會上提倡要「燒書」 的条件过火所作檢討的彙報之後，立即号召將郭的講話、檢討的原稿先由《光明日報》刊登，然後《东说念主民日報》全文轉載，接著全國的報紙也轉載。這雖然不是明令「打倒」郭，但亦然「搞臭」他的－步，讓他在全國东说念主民眼前出醜，掃悦目，算是對他的一次敲山振虎。

看到毛如此處理我方的檢討，郭班頭感到大難臨頭，知说念毛可能要跟他算賬了。自此提心吊膽，過著誠惶誠恐、朝不及夕的日子。此時他的自救之法，仍然是主動「檢討」、「認罪」、兼「拍馬」，不過現在他不但拍毛的馬屁，而况重點拍毛夫东说念主江青的馬屁，但愿以此「曲線救己」。1967年6月５日，在「亞非作者常設局」 舉辦的紀念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週年的討論會上，郭作了題為《作念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然而意猶未盡，又當場向毛夫东说念主江青「獻詩」一首，郭班頭聲情並茂朗頌曰：

「親愛的江青同道，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想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杰形象！我們要使天下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杰形象！」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如此賣力献艺，總的說卻效果卻欠安。

先是，文革来源，「毛主席的紅衛兵」就響應毛的號召，殺向社會，不久，就找上郭的門來了，紅衛兵殺氣騰騰迫令郭交待兩條「反毛澤東想想」的「滔天罪恶」：一是，郭在一首與毛附和的《滿江紅·領袖頌》詞中有一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紅衛兵叱咤：全國东说念主民都在呼吁「東方紅」，你為什麼唱「東方白」？居心何其毒也！——這其實是一宗「冤案」，因為起先使用「東方白」一詞的是毛澤東我方，郭不過拾其牙慧良友。最早是毛在和栁亞子的《浣溪沙》中，寫下了「一唱雄雞六合白」 之句。1964年春，毛又在其《賀新郎·讀史》一詞的最後一句寫说念：「歌未競，東方白。」然而這幫「翻新小將」是不講好奇好奇的，而郭詩东说念主当然也不敢拿偉大領袖來為我方辯護。

第二條罪狀愈加離奇，說的是郭為一册當年紅得發紫的紀實小說《歐陽海之歌》題寫封面書名一亊，說是包藏禍心，極其惡毒，是一個巨大反翻新陰謀。經過他們仔細辯認，發現那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澤東」四字組成，整個這五個字中紅衛兵發現了十六處「反翻新罪證」。 於是限令郭交待其動機、贪图，以及反翻新綱領、計劃等等，否則「後果自負」!

經曆過文革的东说念主都知说念這種事態的嚴重性，许多东说念主可能就此淪為冤死鬼！這種欲加之罪怎么能辯得显着？眼看限期在即，大難可能臨頭。好在周恩來知说念了此事，立即安排將郭玄妙轉移。紅衛兵失去了目標，只好悻悻而去。經此劫難的郭後來專為此事填寫了一闕叫作念《水調歌頭·海字》的詞，詞曰：

「海字生糾葛，穿鑿費深心。

爰有初中幼年，说念我為僉壬。（僉壬，古語下流庸东说念主之意）

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

罪惡十分深。

領導關心甚，大隱入園林。

初五日，零時傾，飭令嚴。

限期交待，如敢違抗罪更添。

堪笑白雲蒼狗，鬧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藍。

翻新熱情也，我亦受之甘。」

這事件雖然乖谬，但詞中兩句：「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說的卻是事實，非「誣」也。最後一句，活畫出郭一付無恥随从相，如果周恩來來看了可能後悔送他「入園林」，由他「受之甘」便了。

至於郭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打擊，就更慘了，簡單說就是付出了兩個兒子的代價。筆者以為，這是因為毛考慮再三，覺得径直拿郭本东说念主開刀不太妥，但又不可讓他「逍遙法外」，故釆取「曲線報復」 的辦法，在江青操纵唆使下，由紅衛兵出头將郭的兒子用來「頂罪」。

第一個「頂罪」的是郭民英，是郭與於立群生的第三個兒子。

郭民英自小有音樂天賦，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他隨身攜帶一部小收音機，為的是聽音樂、學音樂便捷。文革运行，此事即被同學檢舉揭發，一些东说念主径直上書給毛澤東說郭民英搞「特殊化」，並有裡通外國之嫌。此信竟然被刊登在《內參》上，可見「頂層」對此很是重視。郭民英受到紧要壓力，一氣之下，放棄了音樂，去了部隊，去浙江前線當了别称海軍士兵。據知情者說，民英在部隊表現很好，被當作「交班东说念主」培養，已被接納為預備黨員。但後來知说念郭沫若受到批判、衝擊，郭民英的處境急劇惡化，就在討論他入黨應否轉正之際，郭民英於1967年4月7日短暂「自殺」身一火……。其兄郭世英去部隊料理弟弟後事，問到其弟的死因，部隊的东说念主說是郭民英患了精神分裂症所緻。世英說：「我才不信呢！」但卻沒有其他方面的證據，郭家也不敢风雅，便只好默認「自殺」。不過不错推斷，這樣一個有著強烈上進心才二十出頭的后生东说念主，如果沒有特別的原因，是決不會「自殺」的。

其時江青、康生正對郭沫若緊揪不放，這很可能得到毛的示意，否則他們是不敢的。江、康的鬼鬼祟祟不在郭，贪图是將與郭有密切關係的周恩來牽扯出來，一併算帐。而郭民英之死更可能是毛、江打擊郭沫若計劃的一部分。

接下來第二個犧牲品就是郭民英的胞兄郭世英了。世英是郭沫若與於立群所生第二子，

文革時世英是北京農業大學學生，「農大」中有一夥受到江青操縱的反周恩來的紅衛兵，他們在1968年4月9日將郭世民綁架，情勢很是危险，恰恰第二天郭沫若要參加一個由周恩來操纵的活動，世英毌親於立群便懇請丈夫將世英被綁之事面呈周恩來，請求周动手救助。次日，郭沫若按時參加會議，而况就坐在周恩來身旁。然而這位已經被嚇破了膽的可憐蟲父親，硬是將兒子的死活之事埋在內心，任憑它在內心倒海翻江也不敢向周恩來吐露半個字！結果在郭民英被綁的第3天，因不胜严刑折磨而跳樓身一火，臨死也沒有鬆綁，身上的傷痕觸目驚心。此時是1968年4月12日，即其弟「自殺」 的剛好一年之後。

不错想見於立群對這個丈夫的归罪和失望！其實此時周恩來仍然有一定實權，只消郭向他開口，周決不會置之不睬。後來周恩來得知郭世英死訊後，親自到郭的住所前海西街去弔唁。又兩次派东说念主調查此案，但終因對方的後台「硬」，調查無果而終。

儘管受到如此殘酷打擊，付出了如此代價，毛仍然不愿完全放過郭班頭。

1973年7月4日，毛在一次講話中短暂舊事從重提，說起郭班頭的《十批判書》中對孔子的讚揚，對秦始皇的不敬，即席作打油詩一首以戲之：

「郭老從柳退，不足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尚孔二先。」

雖說語近戲謔，然而君無戲言，其中暗含殺機，令东说念主震顫。郭班頭記得很显着，就在文革前夜的1963年3月，毛在政事局擴大會議上點名說：吳晗、剪伯贊「他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就這麼輕輕一句話，一個在文革開場時便命喪黃泉，一個在飽受辱没和皮肉之苦後鸳侣雙雙「自絕於东说念主民。」 如今毛又如此說自已「名曰共產黨，崇尚孔二先。」 這是性質相同的話語。郭得知後岂肯不徹夜難眠？！

亊情還有後續，一個月後的8月5日，另一首由江青記錄的名為《讀封建論呈郭老》的毛詩「改定稿」送到了郭的眼前：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之事要探究。

祖龍魄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遵行秦轨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东说念主《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郭知说念，按常規，只消是被毛點名批判之东说念主，只消他东说念主在大陸，就在劫難逃了，輕者打入另冊，重則性命不保。不過，郭旋又看到，毛在開頭還稱他「郭老」，似乎還戀舊情，或許看在他多年為其不遺餘力歌功頌德的份上，能夠對他網開一面，仅仅將他戲弄－番罷了。

毛沒有暫時沒有後續動作，郭班頭提著的心總算逐漸安详下來。可沒有料想，懲罰還是來了，而出头懲罰他的正是他苦心孤詣歌頌的江靑女士。1974年1月25日， 中央直屬機關召開「批林批孔」萬东说念主動員大會，郭沫若事前接到必須全家到會的文告，他知说念性命关天，只好抱著病體到會。果然这次叫他來是充當反面变装，大會上，江青當著萬餘中央幹部及郭的家东说念主的面，兩次點名叫郭站起來，這個年屆八旬的「郭老」只好像小學生一樣報到，站著聽訓。江青不是一般地批評他，而是當眾宣讀毛澤東那兩首批郭的詩，外加無情的申引批判。可憐的郭班頭此時無地自容，恨不可如孫行者鑽入地下。事後，郭的病更嚴重了，住進了醫院。

我們知说念文革中许多事情毛我方不出头，叫江青代行旨意，打先鋒，如整死劉少奇、陶鑄均是如此。正如後來在審判江青時她我方所說的，她仅仅毛的一條狗，毛叫她咬誰就咬誰。是以，後來那些將對郭沫若的迫害歸咎於江青或「四东说念主幫」的說詞，完全是故意栽髒，為毛開脫。

其實，郭氏雖然东说念主格卑污，但對毛確是忠诚耿耿，亦步亦趨的，甚而到了不吝自辱东说念主格，主動充當弄臣、小醜的地步。對於這樣一個超級随从，毛都不可容忍，僅僅因為他在二十年前寫過一篇他不喜歡的文章。由此可見毛的刁鑽、残忍、陰損，堪稱前無古东说念主了。

令－般东说念主絕對想不到的是，在毛眼前如此奴顔婢膝、形同叭兒狗的郭沫若，當年作為「桂冠詩东说念主」卻是多么的热情滿懷，不可－世。底下引郭寫於1920年的－首詩：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切星球來吞了，

我把寰宇來吞了。

我等于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切星球底光，

……

我等于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天狗》）

多么自满，簡直氣吞寰宇！看起來－個十足的「大我」，頗有毛領袖當年「我即寰宇！」 的氣概。只能惜這個文东说念主的「大我」 碰上暴君的「大我」，坐窝就變成了一只漏了氣的氣球，天狗化作了－只叭兒狗。不過郭詩东说念主當年將我方譬如成－只「狗」還是很正確的，即使是「天狗」亦然狗嘛，具有狗的天性，如對生东说念主、外东说念主兇狠無比，對主东说念主則無限忠誠，慣於搖尾乞憐。後來郭詩东说念主的這種天性在毛領袖眼前表示無遺。即使付出了兩個兒子，即使本东说念主也遭到無情的打擊、耻辱，他對毛仍然忠诚耿耿，無半點怨言。臨死前仍然囑其家东说念主：「主席的想想比天高，比海深，按照主席的想想去作念，就會很少犯錯誤。」

郭氏怎么從一個氣傲如山、傲视時流的「狂士」變成毛的一個弄臣、小醜的，這確是一個好奇的筹商課題，這種巨大的变装反差是怎樣形成的？內中蘊含什麼妙理？筆者以為，這種「郭沫若現象」，不可簡單用毛的暴虐酷毒和东说念主的貪只怕死來解釋。當然，暴政酿成的恐懼是热切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如郭沫若者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曾经面臨入狱、殺頭的危險，也有不少共產黨員、左傾分子被國民黨「明殺」或「暗殺」，但他們沒有屈服，仍然阻擋不了後來者前赴後繼。可見暴力之外還有其他因素。

竊以為，起先是，這些东说念主都有「根据」操在毛之手，除了「忠於」毛，別無選擇。比如，當時通盘在大陸的中國东说念主都曾在公開場合表示過永遠跟毛走（幹部和共產黨員就更不必說了），都在不同場合公開發表過反蔣、反國民黨、反好意思，後來是反「蘇修」的言論或翰墨，鐵扳釘釘。是以，只消加給他們投靠蔣介石、國民黨，投靠「好意思帝」、「蘇修」的罪名，或者反毛、反共的罪名，對方就只能低頭認罪，只能辯護其「罪恶」的有無，而不可反指事情自身的對錯。可憐全中國东说念主被毛一东说念主綁架、裹脅，宽裕成了「东说念主質」，除了跟毛走、別無他法。

其二是，毛政權可怕的株連九族法。株連法在中國天子專制時代廣泛使用，但帝制被推翻後就被廢除了。然而在毛當政後得又檢起了這條惡法，並加以空前的發揚光大。一朝有东说念主堕入了毛的「敵东说念主」的境地，其配头離婚、子女登報聲明脫離父子（子母）關係都是很正常的事，因為不如此，就將受到可怕的株連。另一方面，當事者一朝瀕臨絕境，知说念我方無生還的但愿之後，其东说念主性本能促使他（她）料想的第一件事是：不要、或儘可能減少對親东说念主、後代的株連。這時執掌刑律的當局便與你作生意：只消你表示認罪伏法，最好在臨刑喊幾聲「毛萬歲」，將大大減輕對你家东说念主、後东说念主的連累。這種生意能夠不作念嗎？多數东说念主是願作念的。

其三是長期愚化、奴化教育酿成一般东说念主對對毛的迷信和絕對順從心理。也就是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發言所說的：被國民黨殺了不要緊，被共產黨殺了還要遺臭萬年。這種自我奴化、愚化，與在帝皇專制時代，接到天子要殺頭的聖旨時，還要說：「謝主隆恩，吾皇萬歲、萬萬歲」 完全一樣。

除了以上三條之外，像郭沫若之流還有他的個东说念主因素，這就是前边講到的郭氏為名為利所累，已習慣於趨炎附勢，投機取巧，出賣良心，他把一切、包括靈魂都交給毛了，已對毛已經断念塌地，己經無法回頭，是以對其只能忠順到底。綜觀郭之一生，后生時代不失有一種意氣風發、狂放不羈的時代反叛精神；中年則轉化周至力追求名利之徒，但還披著一件「猖狂」的外套；到了晚年，名利已經得手，便將全部心力用在維護我方的「既得利益」上了。加上其东说念主格、人性的弱點，便作念出了一般东说念主難以作念到的不顧廉恥的投機取巧、見風使舵、諂媚取寵的醜態。

擴而大之，郭的上述性格也反馈在他對其他政事东说念主物、政事亊件毫無主見、隨風倒的態度上。比如，對落難的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他緊跟著「變臉」，投阱下石；華國鋒登上了「交班东说念主」的寶座，他便歌頌華「睿智領袖」；「四东说念主幫」垮台後，他又跟著痛打死老虎了。總之，這時的郭已經看不出還有我方的东说念主格，自已的黑白，當權者的黑白、愛璔就是他的黑白、愛憎，他「唯權是拜」，「唯權是主」，誰當權、誰就是他的「主子」、「 恩公」。正由於郭對權力絕對順從的随从相，是以各個時期的當權者也就對他網開一面，讓這個郭班頭得以壽終正寢。

記得齊白石曾畫過一個不倒翁，並配詩一首，詩曰：

「烏紗白帽儼然官，

不倒原來泥半團。

忽然將汝來突破，

通身何處有心肝。」

這可能是郭某东说念主最好的寫照了。然而你很難信托，正是這個郭沫若卻說：「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虛僞與作念作」。 看來郭班頭太「謙虛」了，從其所作所為來看，他其實早就不错獲得一頂「虛僞與作念作大師」的桂冠。謂予不信，且看其在文革後期的幾首「佳作」：

其一曰《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十週年》（1976年5月16日作，這時毛尚在）；

四海文告遍，文革捲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

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

鶯梭勤織錦，茁茁新苗壯，

六合凱歌聲。

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

妄圖倒退，奈「申雪不得东说念主心」。

「三項為綱」批透，複辟罪恶怒討，

地動走雷霆。

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可惜就在當年的9月9日，「揮巨手」 的毛死了。郭某立即加入為毛哭喪的行列，剛好《詩刋》向其約稿，郭於是立即寫下題為《毛主席永在》的七律二首。詩刊的編輯展稿一看，赫然映入眼簾的第一首第一句是：「偉哉領袖比爺親」。 編輯們的眼睛瞪大了，一時不知所措，他們知说念，郭比毛還大一歲，現在竟然叫毛為「爺」， 雖然他自願當孫子，但公開發表 合適嗎？……終於編輯們作念了一個勇敢的決定：只刊發其第二首，將這「比爺親」退了且归。真得感謝《詩刊》的編輯們為中國东说念主幸免了一次令全民「蒙羞」 的「事件」 。（後來郭「從善如流」， 將這句改為「偉哉領袖萬民親」，將其在《东说念主民文學》上發表。）

又不到一月，「四东说念主幫」垮台，江青等毛的嫡傳被捕。善於「觀風」「變色」的郭班頭立即寫下又一首「水調歌頭」， 不過，其主旨和立意與五個月前那首完全违犯：

《水調歌頭·离散四东说念主幫》（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东说念主隐衷，揪出四东说念主幫！

政事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

掃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

无餍大，陰謀毒，詭計狂。

果然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

交班东说念主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你看，他當年赤忱讚好意思的江青，不但變成了「白骨精」， 還「廹害紅太陽」！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後來在郭的哀悼會上，為其緻悼詞、盛讚郭班頭一生豐功偉績的，正是被他罵作「螳臂擋車」的「走資派」鄧小平！而况鄧大东说念主不久又取代華國鋒登上了中國「一霸手」的寶座，可惜這時郭班頭已經入住八寶山，否则细目又有愈加精彩的「頌鄧」佳作供我們欣賞，真遺憾！

附五、 当然科學家的不同命運

毛澤東集殘暴、毒辣、陰險、狡詐、虛僞，可謂「五毒」俱全，但卻決不昏瞶，甚而堪稱扫视之至。他的一切言行舉止、策略、轨制，都服從於他的政事利益和長遠目標，當危及他的压根利益時，他不错將他的「馬列主義」如棄敝履，作念出驚东说念主的抉擇，如在中蘇珍寶島之戰後，當遇到蘇聯核打擊的威脅時，好意思國趁機為他解了圍，並對他搖起了橄欖枝，於是毛绝不猶豫地決定對好意思「友好」，實行「聯好意思抗蘇」的紧要戰略轉變。對一個相互鬥爭、咒罵了幾十年的「不共戴天」的頭號敵东说念主好意思帝國主義，不错一下子友好起來，一時間相互訪問、互簽協議、發表聲明、打得火熱，臨末還與被趕下台的尼克松情深意長，依依不捨；卻將一個原來同屬「共產主義」陣營，還是中共長期以來依賴的「老子黨」、「老苍老」蘇聯，當作了勢不兩立的頭號敵东说念主。何哉？就是因為事情關係到了他的統治能否繼續、他的國家能否生存的大問題，這時他過去高舉的什麼「主義」、旗幟也就變得一文不值，在轉眼之間將酬酢策略羅盤旋轉了180度。

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毛也知變通。總的來說，毛對知識分子是深惡痛絕、勢不兩立的，但這主要是針對那些东说念主文知識分子而言的，因為他認為這些东说念主對他的統治、他的國家 「无益無益」； 而對於科技知識分子，因為需要他們來為我方發展軍事科技、軍事工業貢獻力量，為其稱霸天下服務，是以一般地在政事上採取網開一面的策略，生活上給他們遠高於一般幹部、一般知識分子的待遇，讓他們忠誠地、安心性為「政事服務」，為他的政權服務。因此，不論在反右運動或後來的文革，他都特別制定了「保護科學家」的規定。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毛特別下發了《關於当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引》，內中規定：「要區別社會科學和当然科學的不恻隐況，區別對待。特別是對待那些有紧要建设的当然科學家和技術使命主说念主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劃不可者外，應一律採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

当然科學家中得到特別保護的則是核科學家和核技術东说念主員。在所謂「三年特大当然災害「期間，歸屬二機部（核工業部）的各個核科學筹商所的科學家，都得到中央的「特批」照顧，糧食部、商業部、海軍和各大軍區、總後勤部以及核基地所在的甘肅、青海省，都調運了大批肉類、黃豆、魚、海味、蛋黃、油、糧等專門供應這些基地的科學家和使命主说念主員。這正是毛的高妙之處：餓死幾千萬無辜平民他不错满不在乎，但對於其統治至關热切的各類寶貝，他卻是十分激昂大度，絕對不會虧待。正是如此，毛共贏得了這些科學家的忠诚。這亦然毛共政權屢屢危而不倒的原因之一。

但是，這並不是說毛對通盘当然科學家都是那麼「友好」，也不說明毛對這部分知識分子真的就有一種天生的「好感」。毛在學生時代就討厭当然科學，當年毛還条件他在讀的學校將当然科學從學生必修課中「除去」。由此可見他對当然科學的厭惡，對從事当然科學筹商的东说念主也就不會有什麼好感，他後來提倡「生手不错領導內行」，主要就是針對從事当然科學筹商的科學家和其他技術东说念主員而說的，這也無形中表示了他對科技知識分子的仇視和忌恨。毛對科技知識分子的優待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政事上必須擁護他和共產黨，必須絕對忠誠。民主黨派中有不少科技領域的出色專家，但因為參加了中共之外的政事團體，便被毛從「受保護的当然科學家」的名單中剔除了，在反右中绝不猶豫地被打成右派分子，歸入「專政」行列。

那麼，已經加入共產黨、而况在某些領域作出了热切貢獻的科學家，是否就一定是毛保護、優待的對象呢？也不一定，那主要看其在使命中是否對共產黨百依百順，否則也難逃受壓制、歧視的命運，錢三強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

錢三強是知名原子能科學家，是毛共最殷切需要的东说念主才，又是共產黨員，因此錢被任命為原子能筹商所所長，二機部（即核工業部）副部長，是毛共核武工業的領導者和奠基者之一。

按好奇好奇，這樣的东说念主物，應在毛的策略特別保護之列。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1957年整風時，錢氏正在蘇聯教师，準備回來成立中國的原子能筹商機構。其時中國駐蘇聯大使劉曉奉命去徵求錢對中國發展核工業的意見。作為中國核工業開創者又是共產黨員的錢三強，當然沒有多加考慮，直言直語坦陳了我方的一些意見。哪知，就是這種黨員對黨的領導通過正常渠说念發表的一些完全善意的意見建議，在後來的反右中也被說成是反黨言論，有關領導要將其劃為右派。仅仅考慮到當時中國的核工業才剛剛起步，離不開錢氏這樣的架海金梁，經毛和周恩來親自決策，暫時沒有將錢戴上右派帽子。不過，這筆「賬」 己經記在毛的心裡了。

1962年春，在廣州的知識分子使命會議上，周恩來、陳毅要給知識分子摘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其時毛因大躍進的慘敗宣佈退居「二線」，周、陳才有此舉），說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东说念主階級的一部分了。參加會議的錢三強很是高興，且归傳達並聯繫本單位情況發表了些類似意見。誰知周、陳的說法很快被毛含糊，於是錢三強也再次受到批判、鬥爭。仅仅毛考慮到上头同樣的原因，才沒有給錢進一步處分。但在單位已被列為「另類」受到監控。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彈奏效，北京和全國都在舉行慶祝集會遊行，径直參加原子彈研製的原子能筹商所和二機部，更是无垠慶功授獎。誰知，就在慶功會召開的前幾個小時，有關領導文告錢三強立即啟程去河南農村參加「四清」運動。通盘慶祝授獎與錢三強無關。

為中共的原子彈事業傾注了幾十年心血、功勛卓绝的知名核科學家，從此離開他的本行，到農村生產隊去幫算帐相差帳目去了。

錢三強的遭受尚且如此，就不必說一般科技东说念主員了。

由此可見，毛始終把「政事態度」列為對科學家的第一教师內容，而所謂對科學家的保護，實際上仅仅在保護他心愛的「器具」，器具用壞了，或者有新的器具替代了，舊的也就丟進垃圾堆去了。錢三強最後被打入「冷宮」，主要就是因為新的核科技东说念主才培養出來了。

還好，錢三強還沒有被發配北大荒或投進秦城監獄。

底下幾個科學家的故事，也許是毛的科技知識分子策略更好的詮釋。

第一個故当事者东说念主公叫束星北。

束星北，一位名符其實的科學天才，上世紀二十年代求學於歐好意思多所知名大學，師從多位天下級名師，專攻物理學。1928年，年僅22歲的束拿著我方兩篇有關「相對論」的論文，找到愛因斯坦，被愛因斯坦聘為助手。後愛的科研受阻，便介紹束到英國投師天下一流的物理學大師惠特克、愛丁頓門下，參與了知名的狄拉克方程全過程推導。1931年8月，又轉入好意思國麻省理工學院師從天下另别称師斯特洛羅克。亦然這一年，束星北被竺可楨任校長的浙江大學聘為物理學诠释注解，時年25歲，被譽為中國最傑出的后生科學家。1937年，天下物理科學大師玻爾訪問中國，對束星北表示了高度讚賞。束還是後來成為天下知名的物理學家的好意思籍華东说念主李政说念、吳健雄的老師。內行东说念主推測，束如果不回國留在國外深造，完全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束星北迴國頭一二十年還是很風光的。其中有一個小插曲可證，就是束星北曾當面責難過蔣介石。

像许多傑出东说念主物一樣，束星北也具有自满自負、憤世忌俗、不守陳規、不修邊幅的性格。束從國外回來不久，就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物理教官。1932年的某天，蔣介石到學校視察，被蔣接見的軍官中就包括束星北。當時「一·二八」抗戰發生不久，全國抗戰呼聲高漲。在接見中，束當著蔣的面，直陳十九路軍和八十四師違抗政府号召對日本進行戰鬥，是值得讚揚的民族壯舉；而國民黨後來與日本簽訂的「淞滬停戰協定」是種妥協行為，明確表示了對政府的不滿。這使得蔣介石很尷尬，但他並未責斥這個年輕东说念主的不敬，仅仅說：「你太年輕，不懂政事。」束星北有個弟妇是宋好意思齡的秘書，她日後告訴束：蔣回到總統府，還提起這件事。束認為蔣氣量太小，就辭了教官一職去了浙江大學。

毛共建國後，搞全國高校院系調整，1952年，束星北被分派到位於青島的山東大學。一次山大物理系诠释注解周北屏匆促中中中忘了帶校徽，被門崗攔住，眼看上課時間已到，周解釋幾句便往裡闖，不虞被門崗用上了刺刀的槍擋往外頂，把周的穿着也点破了。周受到侮辱氣憤不過上吊自殺，雖然及時發現搶救過來，但已落下後遺症。束星北知说念此事後獨闖校黨委，強烈条件校黨委向周诠释注解说念歉，領導卻不愿。於是雙方僵持著，束忽然憤怒地向圍觀的东说念主群大喊：「法西斯，民主死了！」只因這一句，束就變成了現行反翻新，市公安局、省公安廳都來东说念主幹預，要抓現行反翻新。只因當時的校長華崗一力頂住，束才得以免難。

「三反」運動中，知名數學家，有「東方第一幾何學家」之稱的蘇步青诠释注解，被东说念主誣告貪污。蘇步青企圖以死來證明我方的皎皎。束星北得知此事，怒不可遏闖進校「運動辦」，揪住专揽东说念主員一拳揮去，一邊說：「你知说念蘇步青是什麼东说念主嗎？你算個什麼東西！」對方被打得鼻血直流。

於是束星北「毆打翻新幹部，抗拒運動」，被學校組織批鬥。

從上头的幾件事情看來，束星北的想想作風還停留在國民黨時代，他還習慣於維護诠释注解尊嚴，路見不屈，拔刀相助。這些在那時都算是正常的、維護正義之舉。然而，書生氣十足的束星北搞錯了，這時已經是共產黨的六合、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了，束星北早已上了校黨委要剷除的黑名單，遲早在劫難逃。

終於，報復的機會來了。聲稱不過問政事的束星北，被政事找上門來了，1955年，肅反運動中，大约因為束曾當過國民黨陸軍學校教官，被定為「歷史反翻新分子」。

然而，這時的束星北仍然未清醒過來，他的行為與聞一多、李公僕四十年代在西南聯大時對付國民黨差未几，校方要他進行坦荡交待，他置之不睬。他還在自家門口寫上晓示：「請勿進門，公民住宅不受滋扰——中華东说念主民共和國憲法第七十條」。抄家东说念主員看到一把撕了踩在地下，衝進束家中，束星北則手拿著《憲法》搖晃著大聲抗議。抄家东说念主員感到既好笑又可恨，這個反翻新、臭知識分子還真有點「不知秦漢、無論晉魏」的滋味！他們想教訓的就是這種东说念主，於是抄家东说念主員加倍地瘋狂，翻箱倒櫃，終於獲取了他的反翻新罪證：束我方組裝的一台半導體收音機，「私通敵台」的罪名成立了。

原來這束星北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心想用我方的知識報國，他自動作念起了國防火器的筹商，在激光、雷達、收發報機、無东说念主駕駛飛機的研製方面下了功夫，製成了我國第一部雷達探測器。在學校除掉轉移到貴州後，他把我方的家變成了火器作坊，用土法製造多量手榴彈、子彈供抗日軍民之用。

毛共建國後，束重回講台，搞火器筹商是不可能了，但在業餘時間弄個半導體收音機，對他來說只算自娛自樂罷了。誰知，現在卻成了反翻新的罪證。

其實，當局已下定決心要「熔化」他這塊「反共分子」頑鐵，即使抄不出罪證，他的「歷史反翻新罪恶」也「鐵扳釘釘」。

結果是，1956年束被山大肅反領導小組打成「反翻新」。束據理力爭，決不屈服。他四處呼籲，向中國科學院、高教部、黨中央、毛澤東不斷寫信申訴，同時準備以全家集體自殺的方式「討還公说念」。束星北的情況被原浙江大學校長、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得知後，立即向周恩來彙報，周叫當時的副總理兼中國科協主席陳毅親自處理此事。陳毅專門為束星北召開了兩次會議，周培源、趙九章、貝時璋等全國科學權威被請來參加「同业評議」。鑑於束星北在學術上的建设，以及學界名东说念主的一緻「請求」，陳毅決定放束星北一馬、令山東大學黨委取消了他的「反翻新」定論，恢復名譽。

束星北僥倖地、好谢却易剛剛過了「肅反」關，可在第二年毛發動的反右派運動中，便再也無法「逍遙法外」了。1957年，束星北被打成「極右分子」，取消了原有一切待遇，每月只發20元生活費。然而束星北有7個子女，太太沒有使命，全家一下子堕入絕境。當局當然非论這些，他們要的就是束星北這個猖獗的「反翻新分子」堕入地獄的下場！高興的就是看到這個頑固的「反共分子」、這塊「頑鐵」被翻新猛火融解成一灘爛泥的慘狀。這時非论竺可楨、周培源、或陳毅、周恩來都救不了束星北了，山東大學黨委終於報了束星北「忤上」之仇。

不但端掉了束的飯碗，當權者還決定進一步給他狠狠一擊，1958年，當局又以「反翻新罪」判處束三年管制，編入勞改大隊去修水利。

這一次是实在的两世为人了。但束星北終於挺了過來，也許是對親东说念主的掛念，也許是他未竟的事業，他不想就這樣死去。不過原來的束星北真的「死去」了，在嚴酷的「纠正」環境裡，擺在他眼前的唯独兩條路：自满地死去，或辱没地活著。這時朿星北彷彿看到了啼饑號寒的兒女，淒苦無助的太太……他無奈地選擇了後者。從此，活著的束星北完全變了，逐漸變成了逆來順受、領導說一不谏言二的順民，變成了一個披头泄气，衣衫襤褸的囚徒，當年那個趾高氣揚、甯折不彎、傲骨峋嶙的名诠释注解束星北已經不見蹤影，「死」去 了，只剩下了囚徒、勞改犯束星北。這也可算山東大學反右派運動的偉大成績之－吧。

根據毛澤東「右派是終身制」的指引，從勞改隊歸來的束星北被開除了「學籍」，被送去青島醫學院繼續纠正，具體使命是清掃廁所。

這份使命（當時右派分子分派到新「單位」，或留在原單位的，大都從事這類使命）雖然低賤，被东说念主鄙視，但是比在勞改隊修水利要輕鬆一些。已經被共產黨制服的束星北，雖然外形已與販夫走卒、甚而叫花子無異，但腦細胞還沒有「死一火」，腦子還管用，於是，他又提倡了兩大约求：一是對青島乃至山東全省醫院的抽水馬桶進行維修纠正，解決水箱常壞、大便沖不掉、用水又多的難題。這個本來屬於他的「本職使命範圍」，当然會被領導「批準」；另外一個条件就有點異想天開了，當他獲知當時中國正在全力研製核火器時，他想以我方擁有的知識參加核火器的研製，還說不错叫他在國外的三個學生回國效勞。這時的束星北，確是想以此「立功贖罪」。但在「領導」的眼中，這不但是夢囈，還被懷疑另有「陰謀」。他的「報告」当然被丟進字紙簍去了。

不久，報紙廣播中公告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奏效爆炸的音讯，舉國都在歡慶，而束星北卻躲在我方的屋裡發出肝胆俱裂的哭聲。為什麼呢？因為原子彈爆炸奏效了，他立功贖罪的但愿破滅了，共產黨不要他為國家服務了，他那尚未丟棄的專業知識再也派不上用場了！

這回，得知束星北躲在暗處悲嚎的官方东说念主士卻高興了，他們不僅幸災樂禍，還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找到束星北告訴他：一個臭知識分子有什麼了不得？當年要你為东说念主民服務，你自以為了不得，尾巴翹得老高了；如今你想要服務都不要你了，諾大個中國，難说念離了你束星北就搞不成社會主義？搞不成原子彈？共產黨離了你就坐不穩六合？現在想來立功贖罪？晚了！共產黨偏不要你！

山大官方的這種態度既是完全真實的，亦然完全正確的，這不是底下幾個幹部的想法，而况亦然共產黨的想法、毛的想法。陳毅副總理得知後也說了：共產黨不欠你束星北什麼！共產黨對得起你束星北了，你束星北有今天，完全是寻事生非！

看果然寻事生非。什麼報效國家、什麼立功贖罪，回到东说念主民隊伍，都是竹籃汲水，一場空了。束星北也不幻想了，還是去清掃好廁所，搞好「抽水馬桶纠正」吧。從此後，束真的一心撲在馬桶纠正上，文革中，由於他已是「死老虎」，不是打擊重點，他就老老實實、積極地搞他的廁所清掃和馬桶纠正使命。據說，那些年他走遍了山東各地的大中型醫院，維修纠正了通盘醫院的抽水馬桶，還附帶幫助修理了一些醫療設備。

如果沒有後來一件出东说念主料想的事情，束星北也許這輩子就以「廁所清掃工」、「抽水馬桶維修工」終老歸土了。也許是命不該絕，老天可憐他的知識、才華，還讓他發揮一點餘熱為國家服務，為共產黨作貢獻，於是命運給他安排了一場戲劇性的轉折。

1972年，好意思籍華裔科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说念應邀回國訪問，受到毛、周等領導东说念主的接見。交談中周恩來提倡，但愿李能為中國幫助解決教育东说念主才「斷層」問題，介紹一些国外东说念主士來華講學。這反馈出在受到蘇聯的核威脅後，毛、周等意識到科技落後可能招緻挨打的可怕後果，因此再度引起對科技东说念主才的重視。

聽到周恩來的話，李政说念绝不遲疑、直言不諱地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东说念主才，仅仅他們得不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就是。」李並藉機提倡要見老師。周恩來已記不起束星北的名字，有關东说念主員只好以事前沒有安排為由，婉轉拒絕了李政说念的条件。其實要找到束星北並不難，仅仅，當年的名诠释注解，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恩師已經淪為廁所清潔工，以束現在這種身份和形象怎麼去見尊貴的外賓？這有損中共的國家形象啊。

李政说念走後，有關當局立即奉命查找束星北，並將束的情況上報。束立即被請回了山東大學，重執教鞭，束的命運在晚年又奇蹟般地改變了。

由於李政说念的關係，束星北在1974年被破例摘掉右派帽子。1978年，束又被聘為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筹商所诠释注解，不错自主地從事海洋動力學的筹商。為了盡快為國家培養高端东说念主才，他舉辦了海洋學培訓班，選拔全國各地一流的海洋东说念主才苗子來進修培訓。

重獲「新生」的束星北，知说念感德圖報，也知说念時間的珍貴，不顧我方患有慢性氣管炎和肺氣腫，他爭分奪秒地為學生講課和從事科研。因為病，只好帶著氧氣袋和腎上腺素氣霧劑使命。

名义地看，這位科學天才與過去沒有什麼不同，他依然想維活躍，邏輯嚴密，語言清晰。仅仅家东说念主發現，他通常深夜裡短暂從床上爬起來，在桌上伏案疾書，寫完便又去睡覺。起程点，家东说念主都以為他是靈感突現，立即起來記下想維中的閃光片斷，是以都不防卫，更不去察看他寫的是什麼。然而，這種情況多了，而况他晚上寫的東西，仅仅放在抽屜內，並不拿去筹商所。這便使家东说念主產生懷疑。愈加他每晚深夜突起、突睡，彷彿夢遊一般，家东说念主便躭心他患了夜遊症，趁他不在家的時候，從抽屜內拿出他寫的稿紙來看，哪知不看則已，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他寫的都是檢討、認罪書和自我批判之類的翰墨。

據醫學上的說法，束星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大凡在某種特殊殘酷的環境里長期生活過來的东说念主，通常會在夢中重現當年的景色，被惡夢驚擾；或習慣性地重複當年的一些動作習慣。這種情況發展得嚴重，就會患上精神分裂症。一、二十年的殘酷肉體和精神折磨，竟然使束星北成了「雙面东说念主」，不亦悲乎！

束星北晚年重出之後寫下了生射中光彩一筆的，是1979年中國發射第一枚洲際彈说念導彈，需要計算彈頭數據艙在公海的最好接收和打撈時間。當時，國內沒有這方面的專家來承擔這一絕密的任務，經东说念主推薦這一任務落到了束星北頭上。束憑著海洋筹商所的一台計算器和一摞紙、一支筆就準確無誤地完成了這項艱巨任務，既為國家節省了百萬元專項經費，還爭取了時間。行內东说念主知说念後，不由得驚嘆：天才終究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病逝。走收场他多災多難的东说念主生。

從束星北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了一個極權、獨裁政權對科學天才是怎么進行無情摧殘、扼殺的，也看到了在高壓下一個科學家东说念主格怎么被污蔑，還看到了一個單獨的個东说念主在面對一個強大的恐怖的國家機器時是怎么地無奈，無能為力，怎么地可悲！

但是，最為热切的、最令东说念主酸心的是毛澤東為了實現他的極權統治，依仗他的暴力萬能論，不吝扼殺任何天才、消滅任何中華民族精英！束星北的遭受不過是千千萬萬類似的被摧殘者中的一個，是九牛一毛。而他在晚年的奇蹟般的命運轉折，是一般东说念主所不可能遇到的，是以，從這一點來說，束星北比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幸運，更不必說去比較那些被动害緻死的千千萬萬的冤魂了。

底下，再簡略述說兩位知名水利專家的故事，這故事應為「一組」，即兩個個體的複合，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各自的形象完全不同、命運也各異。

黃萬里，1911年生於上海，1932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赴好意思留學，攻修水利工程，獲碩士、博士學位。1937年回國，先後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師和測量隊長，甘肅省水利局長，東北水利局總顧問。1953年任清華大學水利系诠释注解。

值得一提的是，黃萬里乃我國知名民主黨派东说念主士黃炎培之子，就是那個以國民參政員身份到延安訪問，與毛澤東探討「歷史週期率」問題、在中共建國後曾擔任過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的大令郎。

張光鬥，1912年生，江蘇常熟东说念主。193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同庚赴好意思留學，習水利工程，先後獲得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工學碩士。回國後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任職，中共建國後，任清華大學水利系诠释注解。

這兩位年齡、學曆、經曆基本相易，後又同為清華大學水利诠释注解的高級水利專家，後來卻書寫著完全不同的东说念主生。

兩位的分歧產生於修建黃河三峽門水利大壩上。

黃河是條多泥沙的河流，东说念主稱「一鬥水，泥沙居七」。這就決定了用建大壩攔水蓄沙，是一條錯誤的治黃想路，上古時鯀治水失敗和禹治水奏效，已經提供了這方面热切的經驗教訓。

然而建國後不久，好大喜功，自以為戰無不勝、「與天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卻產生了與东说念主們的經驗和常識违犯的想法，那就是想用「蓄水攔沙」建大壩的辦法，使黃河變害為利，實現「黃河清」。

率先提倡這一想路的是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1952年毛到鄭州視察時，遥望黃河，問：「黃河漲上天，怎麼辦？」在旁陪同的王化雲就提倡：「古东说念主治水只講『疏導』二字，治了幾千年的黃河還是條害河……我產生了一個想想，叫『蓄水攔沙』，用大壩斬斷黃河，叫它除害興利。」王的所謂興利，就是除水利灌溉外，用大壩發電。

毛一聽正合已意。不過他的想法不止於所謂的除害興利上，他料想的主要是千古流傳下來的一句諺語：「聖东说念主出、黃河清」。毛自忖：我方已經統一了中國，建成了自秦始皇以來的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統一集權的「帝國」，難说念還不算「聖东说念主」嗎？既如此，我何不再幹件大事，讓黃河變「清」，豈不又是震古爍今的一大奇蹟、彪昺日月的好意思談？

毛的這個想法未便我方說出，卻由當時的副總理鄧子恢在1954年的全國东说念主大會議上显着地說了出來：「我國东说念主民從古以來就但愿治好黃河利用黃河，他們的盼望唯独到了我們今天的時代，东说念主民民主的毛澤東時代，才有可能實現。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之後，我們在座的诸位代表和全國东说念主民就不错去黃河下遊看到幾千年來东说念主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

很明顯，毛已把他的意圖傳示給了他的大臣，他們深深懂得了三門峽工程的紧要意義，起先是在政事方面的，就是實現「黃河清」，以此來證明「毛澤東時代」的偉大和輝煌，證明毛澤東就是幾千年以來东说念主民所盼望的「聖东说念主」。這個目標一經毛的腦海形成，其他一切目標都降到次要的、甚而無足輕重的地位。技術方面，當然要為實現這一政事目標服務——按照毛澤東已經自我膨脹起來的想法，他認為在他眼前，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難題，沒有东说念主能壅塞他前進的步调。一貫鄙視知識分子、鄙視技術的毛，認定他的东说念主海戰術不错解決一切問題，「东说念主定勝天」就是毛當時的名言。不错說，三門峽水庫就是毛後來發起「大躍進」運動的前奏。

為了表示決策的民主、科學，也為了動員技術力量為其既定的目標服務，毛政府邀請蘇聯專家、以及國內主要水利專家來參加三門峽工程的論證和規劃設計，黃萬里、張光鬥均在被邀之列。

當時，东说念主們已經深知中共「先決策、後論證」的建設方式，特別是偉大領袖提倡或拍闆的事，實際上是谢却討論的。是以，參加工程討論和規劃設計的幾百名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东说念主員，沒有东说念主敢對毛欽定的這一工程說「不」字。然而這時偏巧有不知高天厚地的东说念主站出來說「不」了，那就是黃萬里，還有一個叫溫善章的技術員。

黃萬里明確反對建設大壩，他指出：三門峽大壩建成以後，黃河潼關以精采域會被淤積，並不斷朝上遊發展，到時候不但不可發電，還要淹沒大片地皮肥土；同時，「黃河清」仅仅一個虛幻的政解决想，在科學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與黃萬里违犯，聰明的張光鬥和絕大多數與會者－说念，積極支撑建設三門峽大壩。

黃萬里舌戰群「儒」，據理力爭。通盘的中國專家、蘇聯專家都無法「戰勝」黃萬里。但是，工程依然順利得到通過，而况，中共開動了它的通盘宣傳機器為三門峽工程造勢、唱讚歌。黃萬里的反對聲音压根無法聽到，早被鋪天蓋地的讚好意思之聲淹沒了。

毛澤東和中共領導集團压根沒有耐烦傾聽反面意見，他們不會為一兩個反對者而放棄「偉大」的宏圖夢想，黃萬里只能是被圍攻、壓制、最後是對其不予搭理。為了使决策在技術上獲得蘇聯專家的通過，工程的組織領導者不吝指引有關东说念主員採取编削、僞造热切數據的辦法，如黃河每年的泥沙量為1.6億噸，而向蘇聯專家提供的資料被改為1.3億噸，並且保證在黃河上遊採取綠化等水土保持措施，使黃河的泥沙含量每年減少3％，二十年後，泥沙問題就不错徹底解決……

就這樣，三門峽的大壩和水電站設計决策獲得順利通過。1957年4月，黃河三門峽大壩风雅動工興建。

毛澤東對上述一切雖然不径直參與，但他對相關情況瞭如指掌。三門峽工程開工後，毛沒有忘記對工程討論中的有功之臣的獎勵和「害群之馬」的懲罰。張光鬥被任命為工程技術負責东说念主。在此前後，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張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又評選為全國先進使命者。1959年9月，毛視察北京密雲水庫，張帶領學生在那裡實習，毛親自召見張光鬥，聽取張有關教育改革的彙報。張在彙報中盛讚毛的「無產階級翻新教育路線」，以清華大學水利系師生參加密雲水庫設計為例，說明這條路線的偉大、正確。毛聽了十分高興。從此，張光鬥成了貫徹執行毛的教育路線的標兵，全國水利學界最高技術「權威」和「泰鬥」，成了紅得發紫的紅色專家……

黃萬里則违犯，由於拂了「皇上」的「逆麟」，很快就被歸入「另類」。在接下來的整風運動中，因其寫了一篇小散文《花叢小語》，批評北京馬路建設中的挖了填，填了挖的無序現象，還對毛的东说念主民內部矛盾理論談了點自已的看法。這本來仅仅一般性質的「小意見」，誰知被深知毛皇「聖意」的庸东说念主，將其上綱上線密報到毛的案頭，毛一看是有「前科」的黃萬里（他還有個令东说念主討厭的父親黃炎培），本來就發愁沒有合適的罪名整治這個猖獗的「刁民」，如今有了這個材料，那就名正言順了。於是，黃立即被毛「欽點」為右派分子。

學校的黨組織知说念黃萬里成了「欽犯」了，在處理時也投合「聖意」，將黃萬里發配去三門峽大壩工地勞動纠正，那好奇誰都明白：你當年反對大壩上馬，今天就叫你親自來為大壩建設扛石挑土，而况是強迫勞動！這就是對你敢於與偉大領袖唱反調的懲罰！

毛得知對黃的這個懲罰，大约「甚慰朕心」了。

然而，當學校領導自鳴得意把對處分向黃萬里宣佈時，黃並未有强烈表現，仅仅平靜地說：

「伽利略被投進了監獄，但是地球照樣繞著太陽轉。」

黃萬里的預言很快就為事實所證實了：科學是谢却戲弄的！很快，三門峽水庫變成了一場彻头彻尾的災難。大壩1961年建成，1962年第一台15萬千瓦機組試運轉。但蓄水一年半後，1·5億噸泥沙被攔截在三門峽至潼關的河说念中，河床升高了4·5米，迫使黃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水位大幅上升，酿成渭河堤岸坍塌，山體塌方，河水被偃塞了二分之一，釀成东说念主為水災（因穷乏資料，傷一火和損失情況不詳）。中國最阔气的農耕地區之一的關中平原50多萬畝農田鹽堿化，30多萬水庫侨民無法在新遷移地安家，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况，渭河水位的持續上升威脅到西北中心城市西安的安全。

問題還不止此。由於高壩只能當低壩使用，防洪目標無法達到，發電才略則只為設計的五分之一。此外，水庫還毀滅了一批中華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物古蹟，黃河航運也被动中斷。

據說毛聽到這些彙報以後，曾氣急敗壞地說：「三門峽（大壩）不行就把它給炸掉！」

後來採取的補救辦法是撈沙清淤，並兩次改建大垻，據最後保守的估計，新插手的費用已經超過原來三門峽工程的總插手。而這時正是中國大饑荒餓死东说念主的歲月。

這就是毛為了實現他的「黃河清、聖东说念主出」夢想所付出的代價。

但是，這種代價對毛來說當然是無足輕重的，「三年当然災害」死了幾千萬东说念主對於他來說都無所謂，何況這點損失？而况主要是經濟損失，不足掛齒。毛最擔心的是由於經濟建設上的失敗，影響到他個东说念主的威信，影響东说念主們對他的無限崇尚、無限迷信。是以，三門峽電站建設的情況、效益，也成了高度機密，報紙、電台對此緘口不言了，东说念主民群眾對它的真相一無所知，久之便渐忘了，彷彿中國從來沒有過這項「偉大工程」。

三門峽工程失敗了，但作為當年極力慫恿工程上馬，並擔任工程技術總責任东说念主的張光鬥來說，不但未被风雅責任，反而地位、榮譽都節節攀升，籠罩他頭上的光環越來越多：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兼技術科學部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校黨委副書記，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水利水電科學院院長、中國水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和《科學通訊》副總主編、《水利學報》主編、黃河水利委員會和長江水利委員會技術顧問、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貴陽、昆明勘測設計筹商院的技術顧問，等等、等等。1994年又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還兼一個「反邪教（實為反法輪功）協會」榮譽理事的頭銜。得到中國幾代領導东说念主的青睞、寵信……

其實，想一想，張「泰鬥」的現象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偉大領袖毛發動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东说念主，國家損失數以千億計，他卻安心無恙；文革中將國家弄到癱瘓崩潰，他的個东说念主威信卻如日中天，達到了頂峰。張泰鬥只搞砸了一個三門峽，登上個东说念主榮譽的頂峰有什麼奇怪呢？關鍵是他緊跟偉大領袖，按毛的意圖行事，毛不敗，他當然也立於不敗之地……

可黃萬里就慘了。本來，三門峽工程的失敗，也就證明了黃萬里當年的意見正確，按好奇好奇應該給予這種敢於堅持说念理、敢於犯顔直諫之士以褒獎，起碼原來受到的處分應該撤銷了。可誰知黃的右派帽子仍然紧紧地戴著，而况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越來越緊了。1978年，中共中央下達55號文献之後，全國的右派陸續「改正」，可黃萬里的「帽子」依然还是，當局大约想將他作為「正统」右派保留進博物館。拖了幾年，後來在各方的奔波抗議之下，才不得不將他「改正」了，黃萬里成了清華大學最後一個「改正」的右派。可當局依然留了一手，不恢復他的授課權，直到1998年，長江大激流之後，才給予黃授課權，這時黃萬里已87歲，又患癌症，毛的交班东说念主估計他也活不了幾天了，不可能再掀翻反政府決策的風浪了，是以，最後表示一下「皇恩浩蕩」。

毛的「交班东说念主」繼承了毛的遺志，對黃萬里多样警惕、壓制。1982年，鄧小平給長期爭論不休的長江三峽水電站的修建開了綠燈，1984年國務院原則批準三峽工程建設計劃。這時，剛剛摘掉右派帽子的黃萬里卻不改其「右派人性」，站出來對在沒有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的情況下就作出這一決策的作念法，提倡了嚴厲的批評。黃「右派」的這種頑固不化的跟政府對著幹的狠勁，使中國領導东说念主和決策者再次對他恨得牙床癢癢，恨不得再行給他戴上右派帽子。但是，黃又說得本分守纪，持之有故，找不到懲罰的藉口。決策者無法，拖到1986年，只得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名義決定對長江三峽電站進行可行性筹商。筹商由水利部操纵，邀請兩院院士張光鬥為特別顧問，黃萬里則被排除在外。當局這種作念法不僅是发怵黃萬里又來「搗亂」，更热切的是對黃的一種「報復」：你不是說要進行可行性筹商嗎？我們現在依了你。然而，偏不要你參加！

果然，論證的結果是「完全可行。」1993年，國務院組織審查三峽工程的初步設計决策，聘請張光鬥為審查委員會的技術負責东说念主。之後又請張擔任三峽工程質量檢查的總負責东说念主，又由國務院從總理基金中拿錢對張泰鬥等东说念主在三峽工程決策論證中的「特殊貢獻」给予特殊獎勵。

被「冷凍」的黃萬里這時實際上已被剝奪了發言權，不過他仍然要頑強地表示意見，為怎么此頑固不化呢？早在三門峽大壩工地勞改時，他就在勞動之餘，在工棚暗淡的油燈下寫下了我方的金石之言：「如果我不懂水利，我不错對一些錯誤的作念法不作任何評論，別东说念主對我無可指責。但我確實是學這一行的，而况搞了一輩子水利，我不說真話，就是违章。解决江河触及的可都是东说念主命關天、子孫萬代的大事！」

正是懷著這種強烈的責任感和對國家、民族和子孫後代負責的「先六合之憂而憂」的情結，黃萬里又一次冒著「逆龍鱗」的風險，對三峽工程提倡諸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建議。然而，他寫的文章國內沒有哪家報刊敢發表，他只好投去他求學過的好意思國，好意思國的《現代中國筹商》雜誌就屡次刊登他的文章。同時，他還三次給中國最高領導东说念主寫信，指出三峽工程潛在的巨大隱患，但三次都如石沉大海。

重登教壇後，黃萬里公開批評三門峽工程論證中有的專家「竟然放棄了水流势必趨向夾帶一定泥沙的旨趣，而奴顔地說黃水真的會變清，下遊真會一下子就會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作念，對於东说念主民和政府究竟是成心還是无益？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我方的飯碗？」

看來黃萬里果然個「死不悔过」的右派了，幾十年過去了，他所批評、指責的那些「奴顔地」「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和「愛護我方的飯碗」的东说念主，一個個青雲直上，爬上了高官顯爵，錦衣玉食，而况權勢炙手可熱。而他這個堅持講真話、為子孫萬代負責的書呆子，卻換來了二十幾年的被專政和「賤民」生涯，還株連家东说念主和親友。好谢却易活到瞭祛除賤民身份，早已過了古稀之年，卻還要提起筆繼續為说念理、為後代而戰。看來他並沒有接受三十多年來的教訓，還對中國的現實視而不見，去繼續譴責那些為了我方的「飯碗」而奴顔婢膝地討好「黨和政府」的專家們。然而东说念主家正在慶幸我方正確的东说念主生選擇呢。

聰明东说念主早就看显着了：在中國，不需要有东说念主為说念理而戰，中國不需要伽利略，也不需要嶽飛，它只需要聽話、會预计領導意圖的「秦檜」。為毛所阐扬的中國古代「法家」就有昭示 ：「尊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罪；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当事者也，如影之從形也。」（《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張光鬥大師在學習水利技術的同時，可能也學了點政事學，特別是法家和馬列主義，是以認定了「尊主令而行之」，雖過猶功，何懼之有？反之黃萬里先生則死尊孔孟之说念「捨生取義」的教導，可能還記著「三軍不错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格言，是以，就「非主令而行之」了。按理，這樣作念「罪死」——要殺頭的，好在黃先生不帶兵，也不當官，酿成的影響不會很大，是以，如今的「法家」寬大為懷，只給他當一輩子「賤民」的處分，應該是夠仁慈的了。

當然，黃萬里先生身為高級知識分子，這些好奇好奇是不可不懂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是傳統「士东说念主」的信條之一，亦其難能可貴之處。可亦然其可悲之處——更是中國的可悲處。

黃萬里給中國領導东说念主的信中，指出了長江三峽工程的隱患和可能導緻的嚴重後果。對於如筆者一類水利生手來說，難以判斷其所言的是與非。仅仅從民族和後东说念主的利益考慮，但願其言之不中，或者問題仍有可挽回之處。那就是國东说念主之幸、亦然黃萬里先生之幸了。

－－原載《公民議報》

責任編輯：趙元三上悠亚 肛交